尊敬的韩国昌原国际文学节评委会各位评委，

　　尊敬的金达镇先生的家属，

　　今天我满怀感激的心情站在这里，感谢你们将这一国际诗歌奖授予我，这对我不仅是一份很高的荣誉，它对我的生活和写作也会产生重要的激励。

　　作为一个诗人，我走过了一段漫长曲折的历程。我生于中国湖北西北部山区，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少年时代所经历的屈辱、压抑和痛苦，使我走向了文学——诗歌成了我在那时唯一的寄托和安慰。也许，至今在我体内燃烧的，仍是早年的那种奇异的寒冷。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开始发生变化，我也有幸考入了大学，在武汉珞珈山下，我们一边写诗，一边埋葬自己荒凉的青春。作为一个年轻诗人，我在那时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和现代主义的艺术洗礼，经历了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诗歌大潮。那是一个燃烧的、富有诗的冲动的年代，在经历了长久的历史压抑之后，中国诗歌又迎来了一次伟大的复苏。

　　但是更为严峻、巨大的考验还在后面：死亡来到了我们中间。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不仅对我们那一代人是一种震撼、一种生命的重创，它也迫使我们反省自身，并从写作的内部和诗歌重建一种更深刻的关系。我在那时写下的一批作品，就是一种试图面对良知的拷打并重新发出自己的声音所做出的努力。而这一次的经历十分重要，我相信，它也会在我们的一生中发出持久的回声。

　　从那以后，写作不仅限定在纯粹审美的领域，“纯诗”的神话如同80年代的“集体写作”、“流派写作”一样，都受到深刻质疑。我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90年代以来，一种独立的、个人的、富有知识分子的批判、质疑、内省精神和现实关切的写作，成为推动诗歌前行的主要力量。它和人们所说的“学院派”并不是一回事。

　　就我个人来说，我还经历了更多。90年代初期我去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孤独的异国他乡，我体会着命运、自由和个体存在的奥义，在我的写作中也经历了一场更深刻的蜕变。两年之后我回到北京，命运仍没有变，只不过它变得更荒谬了：一个全民“下海”的时代席卷而来。诗人们不得不在一个边缘上坚持或放弃，甚至，我们不得不在自己身上经历着人们所说的“诗歌之死”。这还是我的北京、我的汉语的家园吗？巨大的虚无和疲倦重新降临在我们头上。

　　但是，也正因此，我要深深感谢诗歌，感谢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艺术榜样，是他们帮助我从时代的暗夜中一直走到今天。也正因为我的这种经历，我完全认同俄国伟大诗人曼德尔斯塔姆所说的：写作是一种“辨认”（“recognition”）。这是一种艰难的辨认，也是一种神秘的辨认——在时间中，在人生和精神之谜中，在不断变化的和混乱的语言文化中。辨认什么或怎么辨认？很难言说。但我知道，每一首诗都是某种“辨认”的产物。我还知道，这往往还是一种需要付出代价的辨认，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时候把蚊子的哼哼和个人一时的抒情当成了缪斯的歌唱。

　　也正因此，写作不仅是一种艰辛的辨认，还应是对这种辨认的确立和坚持：让它成为一种良知，一种语言的尺度。的确，在中国，在我所处的时代，诗歌写作不仅是写出几首好诗的问题，也不仅是对诗艺有所贡献的问题，这同时还意味着一种更富有勇气的承担和精神熔铸。这一切，恰如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所说：“锻造一首诗是一回事，锻造一个种族的尚未诞生的良心，如斯蒂芬·狄达勒斯所说，又是相当不同的另一回事；而把骇人的压力与责任放在任何敢于冒险充当诗人者的身上。”

　　这一切，几乎超出了我们个人的能力，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努力。人类的伟大，就在于这种持久的、点点滴滴的努力之中。而我自己，也注定了只能像我在《塔可夫斯基的树》一诗中写到的那个孩子一样，每天提着一桶“比他本身还要重的水来”，去浇灌那棵生命之树。

　　所幸的是，在我“悲哀的故土”，有更多的诗人——我这一代的和更年轻一代的——在做着同样的努力。继北岛之后，你们再一次把这个国际诗歌奖颁给了一位中国诗人，我想这不单是对我个人的奖励，这也是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看重。我还想说：这其实也是一种“辨认”——不仅是两种语言、两种诗歌之间的辨认，也不仅是自我与他者的辨认，这还有点类似于被阻隔了多年的诗歌亲人间的相互辨认！我因此而拥抱你们！

　　诗人们，朋友们，中国新诗在经过了百年历程之后，已来到一个更为波澜壮阔的流域。我也曾读过许多韩国现当代诗人的作品，它们不仅使我感到亲切，那跳动在其中的生命火焰，也曾一次次灼伤过我并使我深感惊异。我相信我们共同分享了很多，我也相信，在韩中诗歌之间，从古到今，都有一种神秘而深厚的切不断的联系。也许，作为诗人，我们都是一种如海子所说的“亚洲铜”所铸造的乐器。那就让我们如诗人崔东镐所说：“活着就要把瞬间作为永远歌唱！”

　　谢谢！

　　2013年10月26日，韩国昌原

　　（本文为作者韩国昌原第四届KC国际诗歌奖获奖演说。）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