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维塔耶娃
1941年8月31日苏联鞑靼自治共和国叶拉布加镇一位俄国妇女上吊自杀了。她的死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有房东大婶说了一句话：“她的口粮还没有吃完呢，吃完再上吊也来得及啊！”上吊的妇女便是茨维塔耶娃，今天唯一能同阿赫马托娃媲美的俄罗斯天才女诗人。但当时她的名字几乎无人知晓。绝大多数苏联读者不知道她，少数知道她的老作家绝口不提她。他们自身有如惊弓之鸟，谁还敢提这位流亡国外十七年之久的“白军眷属”呢？茨维塔耶娃被草草埋葬在叶拉布加山丘上。
茨维塔耶娃为什么要自杀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回答她为什么要返回苏联的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又同另一个问题相关：她为什么离开苏联？
茨维塔耶娃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莫斯科大学教授、著名艺术家，至今参观者仍骆驿不绝的莫斯科美术馆便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母亲是音乐家，弹得一手好琴，并精通几种欧洲语言。但父母对她很少管教。父亲把全部精力倾注在美术馆的创建上，母亲患肺病，长年在国外疗养。茨维塔耶娃十四岁时母亲病逝，她和妹妹阿霞更无人管束了，任其自由发展。这种环境养成茨维塔耶娃极端任性、为所欲为的性格。她又天生耽于幻想，惧怕孤独，渴求心灵的知己。她一生多次追求心灵的知己，但眼睛往往被幻想蒙蔽，知己很快变成异己，自己陷入绝望，唯一解脱的办法便是将心中的痛苦倾吐于诗中。绝望爱情的苦水一旦化为晶莹的诗篇，她便随之解脱。她的爱情诗篇多半都是这样写出来的。由于爱情的对象各不相同，爱情诗篇迥然各异，异彩纷呈。1911年出版的《黄昏集》中的爱情一节便是献给初恋对象、大学生尼伦德尔的。尼伦德尔醉心于希腊文化，对十七岁的茨维塔耶娃并未动心。茨维塔耶娃因尼伦德尔的冷漠痛不欲生，买了一把手枪到上演她心爱剧目《雏鹰》的剧院开枪自杀。子弹没打响，未酿成惨祸。这当然是女孩子的一时糊涂，但从中却能看出茨维塔耶娃烈火般的性格。
《黄昏集》展现出茨维塔耶娃的诗才，立即赢得大诗人勃留索夫、古米廖夫、瓦洛申等人的青睐。瓦洛申对茨维塔耶娃尤为赏识，亲自登门造访，把她领入莫斯科诗坛，并邀请她和妹妹到他科克杰别里别墅度夏。茨维塔耶娃1911年5月来到这座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偏僻乡村，并在海滩上结识了比她小一岁的中学生埃夫伦。两人一见钟情，半年后便结为伉俪。埃夫伦感情丰富，性情温顺，意志薄弱，是个单纯幼稚、脱离实际的人。埃夫伦的家庭同茨维塔耶娃的家庭迥然不同，父母均属革命民粹派，并是该派恐怖组织最高纲领派的成员，在监禁和流亡中度过一生。母亲1911年在巴黎自缢。在“革命气氛”中长大的埃夫伦同茨维塔耶娃几乎没有相同之处：性格不同，爱好不同，生活习惯也不同，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早年丧母的孤儿。
茨维塔耶娃在热恋中把埃夫伦想象成心灵的知己，并发誓永远不离开他。但很快便感到心灵空虚，而这种空虚是埃夫伦无力填充的。幸好不久女儿阿利娅诞生了，茨维塔耶娃的感情暂时有了寄托。母爱毕竟不同于知己心灵的交融，孤独感很快又控制了她。她那颗骚动的心又开始寻找知己的心灵，终于在女诗人帕尔诺克身上找到。帕尔诺克的诗写得不多，但写得很好，受到大诗人霍达谢维奇的称赞。帕尔诺克是同性恋者，茨维塔耶娃很快便热恋上她。
茨维塔耶娃的研究者往往回避茨维塔耶娃这段同性恋，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持续一年半之久的同性恋在茨维塔耶娃的性格上留下明显的烙印。何况茨维塔耶娃在自己的诗集《女友》、《少年诗篇》和《致女骑手》中对此供认不讳。茨维塔耶娃在这些诗篇中倾诉了自己的欢乐、羞愧和悔恨。茨维塔耶娃同帕尔诺克1915年底关系破裂，因为这时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闯入她的生活。
茨维塔耶娃同曼德尔施塔姆的友情始于1916年1月，这从曼德尔施塔姆赠送茨维塔耶娃诗集《石头》上的题字可以确定。此前他们在科克杰别里见过面，“我向海边走去，他从海边走来，在花园门口错过。”茨维塔耶娃后来回忆道。1月20日茨维塔耶娃从科克杰别里返回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追到莫斯科，在那里住了两星期，走后茨维塔耶娃寄给他的第一首诗写道：
任谁也没有夺去什么东西－－
我们身处两地，我为此感到惬意！
我亲吻您－－超越把我们阻隔的
关山千里。
可见友谊已发展成爱情。2月曼德尔施塔姆又返回莫斯科，此后不停地往返于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茨维塔耶娃同他并肩漫游莫斯科，把象征俄罗斯精神的古迹指给他看，曼德尔施塔姆对俄罗斯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1916年2月至6月是我生活中最美妙的日子，因为我把莫斯科赠给了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写道。但曼德尔施塔姆忍受不了茨维塔耶娃奔放的、无节制的爱情，6月初从莫斯科逃走，两人关系就此中断。对茨维塔耶娃来说这又是一次失恋。短暂的爱情对两人的创作和生活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曼德尔施塔姆妻子回忆道：“奔放而有个性的马琳娜①在他身上开发出对生活的热爱，教会他本能地、无节制地爱的本领。”阿赫马托娃惊奇地发现，一向不善于写女人、不会向女人献诗的曼德尔施塔姆如今学会了。而茨维塔耶娃写的抒情组诗《莫斯科吟》，视野也比先前开阔。她步入创作的新阶段－－创作优秀抒情诗集《里程集》的阶段。
茨维塔耶娃的两次恋爱，特别是长达一年半的同性恋，不仅在她性格上留下了烙印，而且可以说影响了她的命运。影响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经过同性恋后，对她来说已不存在任何禁忌，任何情欲和“罪恶”都不再可怕了。其次，破坏了她同埃夫伦的关系。埃夫伦看清妻子同帕尔诺克的关系，十分懊恼，却又无力帮她解脱。为躲避她们，放弃大学，到军用救护列车当卫生员去了。而这一步便决定了埃夫伦的命运。不久便正式入伍，被派到下诺夫哥罗德初级陆军学校受训。毕业后分配到第56步兵后备役团服役。十月革命爆发时该团调往莫斯科守卫克里姆林宫，被红军击溃后，他同茨维塔耶娃一起逃往科克杰别里。埃夫伦一家都是坚决反对沙皇专制政体的，而一个偶然的情况却使他成为沙皇专制政体的捍卫者。这不能说同他躲避茨维塔耶娃无关。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一部分老作家不理解或不接受十月革命。茨维塔耶娃就属于后者。她非但不接受十月革命，还同情在顿河流域由沙皇军队科尔尼洛夫、邓尼金将军组建的白卫志愿军。1917年11月她亲自把丈夫送往白卫志愿军，从此同埃夫伦失去联系。
1917年11月茨维塔耶娃带着阿利娅和出生不久的二女儿伊琳娜从科克杰别里返回莫斯科。财产丧失殆尽，靠卖旧物维持生计。到过她家的人目睹了她的惨状：房子空空如也，隆冬天气未生炉子，没有一点储备食物。白天茨维塔耶娃同阿利娅上街卖旧货，把年仅一岁的伊琳娜拴在桌子腿上。“卖东西并不容易，”她说。“我买的都是我偏爱的东西，所以卖的时候谁也不买。”茨维塔耶娃为了一家能活下去，不得不到乡下弄粮食。她托人办了一份到唐波夫省乌斯曼镇研究民间绣花艺术的证明，便动身到乌斯曼镇去。这是她第一次真正接触革命后的现实。征粮队和护粮队肆意抢劫老百姓的行径令她毛骨耸然。她以后写的特写《自由通行》详细描述了这次出差的经过和她的感触。茨维塔耶娃绝非像有人所说的由于不理解革命才不接受革命。她凭诗人的敏感一下子就理解了革命是暴力所以才不接受它。她把希望寄托在白卫志愿军上，不仅因为埃夫伦在那里作战，而且相信只有他们才能打败布尔什维克。她从1917年春至1920年12月31日所写的诗中编选出的诗集《天鹅营》便是她思想的写照。白卫军使她联想起美丽的天鹅，因而把自卫志愿军称为天鹅营。如果对比一下茨维塔耶娃1924年在巴黎完成的长诗《捕鼠人》，便可看出她的立场何等鲜明，她在长诗里竟把布尔什维克比作吞噬一切的老鼠。
这时期，除物质生活异常困难外，茨维塔耶娃的心灵也极其孤寂。对她来说后者比前者更难忍受。她常到瓦赫坦戈夫剧院去，同创作室的演员们接触，为他们写诗剧，但很快就被演员扎瓦斯基迷住。“只能用‘入魔’两个字解释，”她自己说。茨维塔耶娃一直渴望心灵的交融，但又认为没有肉体的结合心灵无法交融。1911年4月18日茨维塔耶娃在致瓦洛申的信中坦率承认：“我有一种无法医治的完全孤独的感觉。旁人的肉体是一堵墙，阻碍我窥视他的心灵。噢，我多么恨这堵墙啊！”过几个月又说：“我主要的热情是同人倾心交谈，可性爱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钻进对方心灵。”这时她对扎瓦斯基潮水般的爱情扎瓦斯基是立即拒绝还是先接受后拒绝现已无法考证，但最终拒绝则是不容置疑的。这次失恋给茨维塔耶娃带来创作丰收。她在不长的时间内为创作室写了四部诗剧：《暴风雪》、《奇遇》、《不死鸟》和《命运》，还有一部小说《索涅奇卡的故事》。《命运》最后一幕以《卡桑诺瓦的结局》为标题单独出版。诗剧音节铿锵，琅琅上口。诗剧中男主角都是为扎瓦斯基写的。《索涅奇卡的故事》是为纪念茨维塔耶娃的女友、独幕话剧演员索菲娅·戈利泰而写的，其中的男主人公则影射扎瓦斯基，并对他多有微词。1976年苏联首次发表《索涅奇卡的故事》，已是德高望重的苏联人民演员的扎瓦斯基读了极为恼火，认为茨维塔耶娃在小说中羞辱了他。也许茨维塔耶娃为当年失恋在小说中报复了他？
1921年爱伦堡离开苏联时茨维塔耶娃请他打听埃夫伦的消息。顿河志愿军已被红军击溃，埃夫伦随同志愿军官逃往国外。爱伦堡居然找到正在捷克理查大学读书的埃夫伦。7月1日茨维塔耶娃收到阔别三年半的丈夫的第一封信，立刻觉得生活又充满希望。从这天起茨维塔耶娃忙碌起来，为同丈夫团聚做出国的准备。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替自己和阿利娅办好护照，二女儿伊琳娜已于一年前病死。茨维塔耶娃于1922年5月15日抵达柏林，埃夫伦兴奋得忘其所以，这从他拍给友人的电报中便能看出：“乌拉！马琳娜和阿利娅到柏林啦！详情后述。”可奇怪的是如此渴望同妻子团聚的埃夫伦一个月后才抵达柏林，并又因“学业繁忙”匆匆返回布拉格了，而茨维塔耶娃却在柏林逗留了两个半月。茨维塔耶娃又陷入爱情旋涡，狂热地爱上缪斯山出版社发行人维什尼亚克，以为在他身上找到心灵的知己，因为爱过扎瓦斯基之后茨维塔耶娃称之为“缺斤短两”的世俗爱情已无法满足她对爱情的饥渴了。然而维什尼亚克并非茨维塔耶娃所追求的心灵知己，火热的爱情很快冷却了，化为一组抒情诗，茨维塔耶娃干脆把这组诗题名为《世俗征兆》。茨维塔耶娃刚一摆脱世俗的爱情便纵身扑向知己的心灵。知己的心灵便是准备返回苏联的著名诗人安德烈·别雷。他们的恋爱总共不超过一个月。别雷这时已万念俱灰，既不能溶于周围环境，又无法从中超脱，站在返回苏联还是留在西方的十字路口。茨维塔耶娃把他当作迷惑的灵魂，竭尽全力使他振奋起来。她写道：“也许一生中我还从未曾这样把自己所能有的全部爱情献给他－－用纯真的友情环绕着他。陪他上街。守在他身旁。”但别雷并未深入她的心灵，尽管对她的诗集《别离集》极为赞赏，并承认茨维塔耶娃使他重返诗坛，间断多年后重新写诗。1922年别雷把在柏林出版的诗集取名为《别离之后集》，暗示这些诗是在茨维塔耶娃激发下写成的。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半柏拉图式的。茨维塔耶娃两个半月经历了两次爱情，埃夫伦不会不知道，但他又像当年那样躲避了。
茨维塔耶娃带着阿利娅7月下旬抵达布拉格，领到捷克政府为俄国流亡作家所发放的每月1000克朗的资助金，加上埃夫伦的助学金，全家生活有了保障。茨维塔耶娃开始跑图书馆，搜集资料，五年颠沛流离后头一次过上平静的家庭生活。然而茨维塔耶娃的心很快又被爱情点燃起来，并且越烧越旺，险些烧毁这个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的家庭。这次恋爱从同柏林年轻评论家巴赫拉赫通信开始。茨维塔耶娃认为巴赫拉赫对她的诗集《手艺集》的评论公正而深刻，在这位未曾谋面的评论家身上找到心灵知己。生活的全部欢乐在于同巴赫拉赫通信，并渴望到柏林同他会面。1923年7月至9月茨维塔耶娃所写的诗表露出她对巴赫拉赫的感情。这是母爱搀杂着性爱的特殊感情。以其中的《贝壳》和《刀刃》为例。贝壳显然表示女性的手臂，珍珠则是儿子的象征。母亲的双手抚爱儿子。而在《刀刃》中则听到一双恋人被利刃劈开时令人心碎的哭号。
由于邮局的故障茨维塔耶娃一段时间没收到巴赫拉赫的信，不知对方是病了还是变了心，痛苦万分，而痛苦有如火中添柴，把爱情之火燃成熊熊烈焰，达到非发泄不可的顶点，于是茨维塔耶娃把一腔爱火发泄在埃夫伦理查大学的同学罗泽维奇身上。罗泽维奇不仅平庸、与诗歌绝缘，政治态度也同茨维塔耶娃截然相反。内战期间他是同白卫军作战的红军指挥员，后被白军俘虏，同他们一起流亡国外。西班牙内战期间曾在国际纵队指挥过一个营。茨维塔耶娃把爱情发泄在他的身上仅仅因为巴赫拉赫远在柏林，而罗泽维奇近在身边。从茨维塔耶娃同罗泽维奇破裂后致巴赫拉赫的信中可以看出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们的爱情发展到何等地步：“亲爱的朋友，我太不幸了。我同自己所爱并被他爱的人在爱情的顶点被拆散（不是分手），同他在一起我准会幸福……我多想跟他生个儿子啊……这个儿子我都快想疯了，一直期待到最后一刻。”
这两次不幸的爱情都结出丰硕的创作成果。与巴赫拉赫有关的除《贝壳》、《刀刃》等诗外，还有组诗《病情公报》，刻画出茨维塔耶娃每天翘盼音书时的焦急心境。因罗泽维奇而产生的两首长诗《山之歌》和《终结之歌》更是茨维塔耶娃诗歌创作的珍品。《山之歌》表达出诗人不祥的预感：爱情燃烧到最旺盛的时候必将化为灰烬，《终结之歌》则把巨痛比作万仞高山，突然轰然倒塌，压在女主人公身上。今天的读者也许应当感激这两位平庸的情人，没有他们便没有这些锦囊佳制了。但作为茨维塔耶娃丈夫的埃夫伦却不会这样想。茨维塔耶娃在柏林和布拉格的两次恋爱闹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对天性敏感的埃夫伦是莫大的打击，一心渴望和睦家庭的幻想彻底破灭，现在想躲避都无处躲避，只好闭上眼睛装看不见，但内心的羞辱、懊恼、怨恨已冲破隐忍的闸门，非向一位深知他和茨维塔耶娃的朋友倾诉不可。于是埃夫伦1923年12月给远在俄罗斯的老友瓦洛申写了一封信。这是一份对研究茨维塔耶娃创作生平极为重要的材料。但根据茨维塔耶娃女儿阿利娅·埃夫伦1975年逝世前立的遗嘱，父母的书信到2000年才能启封。笔者有幸读到这封信，兴奋之余真想全文译出，以飨读者，可惜信太长，编辑限定的字数有限，只能摘译几段。
“茨是极易动情的人。比先前，我离开时，更加变本加厉。没头没脑地投入感情风暴成为她的绝对需要，她生活的空气。由谁煽起感情风暴此时并不重要。几乎永远（不管现在还是先前）建筑在自我欺骗上。情人一经虚构出，立即刮起感情风暴。如果煽起感情风暴的那人是微不足道的人，目光短浅的人，很快便会现出原形，茨便又陷入绝望的风暴。直到新的煽动者出现绝望才有所减弱……今天绝望，明天狂喜、爱情、献出整个身心，过一天重新绝望。而一切都是在敏锐而冷静的头脑支配下发生的。昨天的煽动者今天则遭到机智的、恶毒的嘲笑。并通通写进书里。一切都将心平气和地、精确地化为诗句。一个硕大无朋的火炉，要点着它需要木柴、木柴、木柴。无用的灰烬抛掉，而木柴的质量并不那么重要。只要通风好，总能燃烧起来。木柴坏，烧完得快，木柴好，烧完得慢。
“不用说我早已点不着火炉了。
“我到柏林接茨，马上感到我再不能给她什么了。我到达前几天火炉已被别人点着。燃烧的时间不长。以后一次又一次晕头转向。最后的那次对我和她都极为难堪，竟同我的君士坦丁堡和布拉格的朋友幽会，而那人又是个同她迥然不同的人，是她过去经常嘲笑的对象。我的突然离开又一次促成新的感情风暴。
“茨巴不得死，早已失去生存的土壤。这一点她没完没了地说。就是她不说我也能清楚感觉到。她回家了，可心里老想着别人。人不在跟前反而能使她感情升温。我知道她确信自己失去幸福。当然只到不久就将出现的下一个情人之前。现在一心写献给他的诗。对我视若路人。不让碰她，老发脾气，几乎到了恨我的地步。我既是她的救生圈又是套在脖子上的磨盘。……生活快把我折磨死了。我坠入五里雾中，不知如何是好。一天比一天更糟……”
一个月后埃夫伦在致瓦洛申的另一封信中写道：“最近一个时期我总觉得即将返回俄罗斯，也许因为‘受伤的野兽’往往爬回自己的洞穴。”
从这两封信中不难看出他同茨维塔耶娃的关系。他对茨维塔耶娃的剖析大体上也是不错的。由于他在国外、在家庭中的尴尬处境使他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但埃夫伦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身份。苏维埃政权决不宽恕自卫志愿军军官，除非他将功赎罪。如何将功赎罪呢？如果他想过，这时还朦胧不清。像他那样性格软弱的人，没有外来的巨大压力是不会采取行动的。而这种压力后来才出现。
正当茨维塔耶娃柔肠寸断之际，帕斯捷尔纳克向她伸出友谊之手，她也在后者身上找到精神支柱。他们初次通信正是茨维塔耶娃在柏林逗留期间。帕斯捷尔纳克对茨维塔耶娃的《里程集》推崇备至，茨维塔耶娃同样赞赏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生活－－我的姊妹》。他们渐渐从探讨诗歌转入倾诉衷情。但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而茨维塔耶娃在巴黎，天各一方，无缘相见。于是两人想出许多离奇而无法实现的相会办法。而一旦有了相会的机会，茨维塔耶娃却又失去相会的兴趣。因为相会对茨维塔耶娃意味着生命的结合。如无法结合相会便多余了。
1931年2月作家皮里尼亚克从莫斯科来到巴黎，并见到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通过皮里尼亚克得知帕斯捷尔纳克已同妻子叶尼娅离婚后，在致女友的信中写道：“我同鲍里斯①的协定已八年（1923－1931年）：等到生命结合的那一天……我们真正的会面先前将会造成极大痛苦（我和我的家庭，他和他的家庭，我的怜悯和他的良心）。现在不会再会面。鲍里斯不跟在我之前的叶尼娅在一起，而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那个女人不是我－－鲍里斯不是我的，不过是俄罗斯优秀的诗人罢了。我马上放开手。”帕斯捷尔纳克的再婚对茨维塔耶娃是当头一棒，因为八年来她一直把他当成真正的恋人，未来的丈夫，渴望同他生个儿子，可现在他背叛了她。
1935年6月底帕斯捷尔纳克奉命前往巴黎参加国际保卫文化作家代表大会，在巴黎停留了十天。经过十三年的通信，两位诗人终于见面了。是在大会回廊里见面的。茨维塔耶娃称这次会面是“非会面”，未等帕斯捷尔纳克离开巴黎，便带着1925年生的儿子穆尔到海边去了。
他们这次会面非但并未加深理解，反而产生新的误解。茨维塔耶娃不理解帕斯捷尔纳克在苏联终日惶恐不安，帕斯捷尔纳克也不知道茨维塔耶娃在巴黎靠借贷度日。巴黎几乎所有俄侨出版机构都拒绝发表她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想告诉她苏联的真实情况，但怎能在大会回廊里说呢？只悄悄对她说：“马琳娜，别回俄罗斯，那里太冷，到处都刮穿堂风。”可茨维塔耶娃没听懂这句话的含意。
这年夏天茨维塔耶娃写了三首叙事诗《从大海来》、《租房尝试》和《梯子》，都同帕斯捷尔纳克有关。还写了一组献给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电报线》。此外还写了《光雨》和《当代俄罗斯的叙事诗和抒情诗》。前者分析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后者评论帕斯捷尔纳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在俄国诗坛上的地位。
后一篇文章提及马雅可夫斯基，我想就此谈谈茨维塔耶娃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关系，以及马雅可夫斯基对茨维塔耶娃的“影响”。他们相识于二十年代初，曾一同为苏联著名导演梅耶霍德译校莎士比亚戏剧。两人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截然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互相敬佩对方的诗才。除上文外，茨维塔耶娃1925年11月移居巴黎后还写过几篇评论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始终把马雅可夫斯基视为天才的诗人。1928年秋天茨维塔耶娃发表了纪念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在侨民中立即成为众矢之的，正在刊载长诗《天鹅营》的《最近新闻报》甚至腰斩了这首长诗。《复兴报》、《日报》和刊物《俄罗斯意志》、《现代纪事》紧随其后，中断了同茨维塔耶娃的合作。二十年代的侨民作家、编辑从中嗅出亲苏味道，今天茨维塔耶娃的研究者们也据此断定茨维塔耶娃转变了政治态度。文章不长，全文译出：“1922年4月28日我离开俄罗斯前夕，清晨在空无一人的铁匠大街上遇见马雅可夫斯基。‘喂，马雅可夫斯基，您有什么话要转告欧洲吗？’‘真理在这边。’1928年11月3日天色已晚，我从伏尔泰咖啡馆走出时，有人问我：‘听完马雅可夫斯基朗诵后您有何感想？’我不假思索回答道：‘力量在那边’。”
大家都在“力量在那边”这句话上做文章。“力量”当然不是指“力气”，而是指“强大、强盛。”茨维塔耶娃感到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体现出苏联的强大或强盛。但这并不意味着茨维塔耶娃同样这样看。她用这句话同马雅可夫斯基那句话对比，含有不承认“真理在那边”的意思。文章发表后茨维塔耶娃感到她这句话被不少人曲解，所以1932年在《良心光芒照耀下的艺术》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到哪一天才不把力量当成真理啊。”1928至1929年，即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或稍后，茨维塔耶娃根据埃夫伦日记写成的长诗《彼列科普》，记叙了白卫志愿军在彼列科普战役中被红军击败的经过，但歌颂的却是白卫军将士忠于神圣事业的精神。把这篇文章说成茨维塔耶娃人生道路的转折点未免牵强附会。但因马雅可夫斯基而同报刊闹翻，因而失去经济来源并几乎陷入断炊的困境却是事实。这便是马雅可夫斯基对茨维塔耶娃的“影响”。
青年诗人施泰格尔是茨维塔耶娃在巴黎最后一个发泄感情的对象。但没有比施泰格尔更不合适的恋爱对象了。他天生不近女色，并是茨维塔耶娃的死对头、巴黎俄侨当中颇有影响的评论家阿达莫维奇的信徒，政治态度接近茨维塔耶娃深恶痛绝的青年俄罗斯派。施泰格尔唯一打动茨维塔耶娃的地方是他孤独一人在瑞士养病，而且患的是肺病，即茨维塔耶娃称之为“亲切的病”，母亲和丈夫都患过的病。茨维塔耶娃并不认识施泰格尔，虽在自己诗歌朗诵会上见过一面，并未留下任何印象。1932年施泰格尔赠给茨维塔耶娃一本自己的诗集《这种生活。卷二》，上面的题词是：“献给伟大的诗人茨维塔耶娃。最最忠诚的施泰格尔。”就是这句题词点燃了茨维塔耶娃心中的爱情。她一天一封信，并要到瑞士去看护他。施泰格尔受不了茨维塔耶娃感情风暴的袭击，一个月后便同她断绝关系。茨维塔耶娃重新陷入绝望，愤怒地写道：“我本以为有人像需要面包那样需要我，原来他并不需要面包，而需要堆满烟头的烟灰缸。他需要的不是我，而是阿达莫维奇之流。”这次短暂失恋所绽开的花朵是组诗《献给孤儿》，这也是茨维塔耶娃所写的最后一组爱情诗。
茨维塔耶娃把爱情视为知己心灵的融合，肉体的结合是心灵融合必不可少的桥粱，而肉体结合又必然产生新的生命－－儿子。她不仅渴望同罗泽维奇生儿子，还渴望同帕斯捷尔纳克、巴赫拉赫生儿子。但在茨维塔耶娃爱情观念中知己灵魂的融合永远占据首位。她所经历的都是不幸的爱情，为了从中解脱，必须把心中的酸甜苦辣宣泄在诗中。这便是上文提到过的她写爱情诗的独特方法，也是她的爱情诗格外打动人的重要原因。
如果换个角度，从凡人而不从诗人的角度看待茨维塔耶娃的经历，我们也许会同情埃夫伦。他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表现出超人的忍耐力。茨维塔耶娃虽然忠于“永不离开他”的誓言，但早已不把他视为心灵的知己了。但埃夫伦却对茨维塔耶娃始终一往情深。他在家里感到极端孤独，不得不在家庭以外寻找安慰。在他交结的朋友当中有不少人具有亲苏倾向，埃夫伦渐渐同他们一起参加苏维埃祖国之友同盟的活动。这个同盟是苏联契卡在国外设立的公开组织，其宗旨是动员俄侨归国或在国外协助他们工作。埃夫伦在家庭穷困得难以生存的压力下，开始替契卡干事，从那儿领取足以维持生计的津贴。但像他那样的人要取得契卡的信任必须有出色的表现。三十年代契卡在巴黎相当活跃，干出两件轰动一时的大事。白卫志愿军被红军击溃后，军官们纷纷逃到巴黎。他们在巴黎成立了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准备重返俄罗斯，同红军再决雌雄。联合会主席库捷波夫将军1930年1月被契卡绑架。1937年9月22日库捷波夫的继任穆勒将军又被契卡绑架。这不能不引起法国政府的关注。几乎就在同时，拒绝返回苏联的契卡成员赖斯1937年9月4日在瑞士被暗杀，而这件事与埃夫伦有关。瑞士政府要求法国政府引渡埃夫伦。法国政府这时才发现埃夫伦不仅参加恐怖活动，还在法国俄侨中为西班牙国际纵队招募志愿人员，而这是违反法国法律的。巴黎警察局决定将埃夫伦缉拿归案，但埃夫伦早已逃之夭夭，只拿到茨维塔耶娃。在审讯过程中茨维塔耶娃才知道丈夫都干了什么事，惊得目瞪口呆，只一再重复：“他的信任可能被人欺骗，可我对他的信任始终不变。”这里需要倒插一笔。阿利娅已长成大姑娘，学的是美术，插图画得尤好，可在巴黎找不到工作。茨维塔耶娃同各俄侨出版机构都吵翻了，他们自然不会请阿利娅画插图。另外，《复兴报》详细报导了埃夫伦参预谋杀赖斯的经过，不仅俄侨们，连一些法国熟人都躲避埃夫伦一家人。契卡这时出面了，劝阿利娅返回祖国，并向她允诺美好的前景，于是年方二十五岁的阿利娅于1937年3月15日返回祖国。阿利娅回国后给母亲的信中，并未把真实情况告诉她，所以茨维塔耶娃回国后曾愤愤对人说：“全是我女儿这坏东西坑害了我。”从另一方面说，埃夫伦未能悄悄干掉赖斯，反而弄得沸沸扬扬，必须立即返回苏联。尽管埃夫伦忧心忡忡，满腹狐疑，但女儿已成人质，只好束手就擒。阿利娅和埃夫伦返回苏联后，茨维塔耶娃失去经济来源，同儿子无法在巴黎生活下去，只剩下回国一条路。契卡也对茨维塔耶娃施加压力，劝她回国，因为她是这桩谋杀案的“活口”，留在国外后患无穷。此时茨维塔耶娃已预感到埃夫伦回国后不会有好下场。她对女友说：“我别无选择，不能在危难中抛弃他，我生来就是这样的人。”不久又说：“要是没有穆尔，我决不回俄罗斯。现在只好象狗一样跟他回去了。”
1937年6月18日茨维塔耶娃带着儿子穆尔回到苏联。情况比她预想的还糟。她找不到工作，没有一个老朋友敢同她来往。她去看爱伦堡，竟被爱伦堡拒之门外。最令她伤心的莫过她一直视为心灵知己的帕斯捷尔纳克对她的态度了。后来帕斯捷尔纳克对文艺学家塔格尔的妻子说：“马琳娜回来了，叫我到她那儿去。出门路上碰见卡维林和另一个人，他们对我说千万别去，太危险，我没去。”1937年正是大清洗的高潮，老作家人人自危，不知哪天飞来横祸，被内务部的人带走，谁还敢接触这个在国外呆了十七年的“白俄”呢？
初回国时茨维塔耶娃一家住在内务部提供的住宅里。就在这所住宅里，当着茨维塔耶娃的面，1937年8月27日逮捕了阿利娅，以间谍罪判处劳改八年，同年10月10日逮捕了埃夫伦，1941年8月被枪决。埃夫伦被捕后，茨维塔耶娃不能再在这所住宅住下去，搬到埃夫伦姐姐家。茨维塔耶娃在巴黎时曾自豪地说：“我的读者在那边。”她在埃夫伦姐姐家举行过一次诗歌朗诵会，来听的都是知识分子，但没有一个人欣赏她的诗。发表诗当然更不可能了。可茨维塔耶娃需要钱，她和儿子要吃饭，儿子还要上学。帕斯捷尔纳克把她介绍给翻译界有影响的人物戈利采夫，戈利采夫给她找些书译，勉强维持生活。帕斯捷尔纳克找过法捷耶夫，请求他关注一下茨维塔耶娃，却遭到后者断然拒绝。但请求还是起了作用，作协在公共住宅里分给茨维塔耶娃一间8平米的房子。帕斯捷尔纳克办完这几件事后，觉得已经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从此对她不闻不问。
1941年8月8日茨维塔耶娃带着儿子疏散到叶拉布加镇。她为儿子的学业想迁到作协所在地－－奇斯托波尔市去，并申请即将营业的文学基金会食堂录用她为洗碗工。正当作协党组织讨论她的户口问题时，她返回叶拉布加镇自杀了。在她贴身内衣口袋里发现她留给儿子的一封信：“小穆尔！原谅我，然而越往后越糟。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爱你爱得发狂。你应当明白，我无法再活下去。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如果你能见到他们－－我爱他们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并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绝境。”
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利娅曾说过：“妈妈两次为爸爸毁掉自己的生活。第一次是离开俄罗斯寻找他，第二次是跟他返回俄罗斯。”
阿利娅的话未免笼统，也欠公允。埃夫伦离开俄罗斯和返回俄罗斯都出于政治原因，简单而明确。茨维塔耶娃则出于贫困、敌视、感情和义务感等诸多原因，复杂而难以理清。但总不能简单说一个是悲剧的制造者，而另一个则是悲剧的牺牲者。阿利娅忽略了母亲偏激、骚动、无节制的性格在这场悲剧中所起的作用。
1990年苏联著名记者费·梅德韦杰夫在维也纳访问茨维塔耶娃传记作者、俄国名门贵族后裔拉祖莫夫斯卡娅的时候，曾向她提出两个问题：一，茨维塔耶娃命运中最令她惊讶的是什么？二，茨维塔耶娃返回苏联对不对？
对第一个问题拉祖莫夫斯卡娅回答得简单明了：“她的性格，她那种同一切都不协调的性格。”
对第二个问题拉祖莫夫斯卡娅没正面回答，只提出自己的设想：“她如不回俄国将会怎么样呢？我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问题。她是1939年6月回国的，9月这里爆发了战争。德国人来了她的命运将如何呢－－很难说。只能设想。我们从她的组诗《致捷克的诗章》中可以看出她对法西斯的态度。至于德国人如何对待她也只能设想。但大概不会发生她返回俄国后那种可怕的悲剧。不管怎么说，这里缺乏逼她自杀的那些原因。”拉祖莫夫斯卡娅曾访问过茨维塔耶娃生前不少熟人，如也住在维也纳的俄国作家马克·斯洛尼姆，应当说她对茨维塔耶娃性格的看法是附合实际的，但却未提及茨维塔耶娃不能不回国的原因。
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茨维塔耶娃未发生同性恋、埃夫伦并未因此离家出走、她不一次次掀起感情波涛、不蔑视巴黎俄侨界舆论、不同报刊闹翻从而使家庭陷入窘境，而是贤淑的妻子、慈祥的母亲、稿酬丰厚的作家，她的命运又将如何呢？这当然难以回答，因为设想只是一种可能，经历才是确凿的事实。茨维塔耶娃所以这样而不那样，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性格。当然，除性格外，还有构成悲剧的其他因素，有些情况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要想如实地道出茨维塔耶娃悲剧的原委，尚待时日－－起码我这样想。
①茨维塔耶娃名字。
①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