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
一
我站到这个讲坛上来，对于所有认为人生无法逆料，而且复杂惊人，只有靠天赐良机，并加以称颂的人们，应当是一个证据。我在学生时代，经常阅读当时在波兰出版的一套“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丛书”。我还记得那些字体的样子和纸张的颜色。当时我这样想，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都是些作家，即用散文写厚书的人。甚至得知他们中间还有诗人时，我好久也不能摆脱那个观念。当然，到1930 年，我在我们的大学刊物《母校维尔嫩锡什》上发表最初的诗作，并没有奢望一个作家的头衔。很久以后，我由于选择孤独，并给自己一个奇怪的职业，即一面住在法国或美国，一面用波兰语写诗，也曾经试图对诗人保持某个理想的形象，如果他要出名，也要在出生的村庄或市镇上出名。
我在童年读到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我相信她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诗歌观念。那就是塞尔玛·拉格洛夫。她的《尼尔斯历险记》，一本我爱的书，让主人公承担双重角色。他是一个既飞在地球上面从高处观望它、同时又能够巨细兼察地观望它的人。这种双重眼界可能是诗人职业的隐喻。我在一位十七世纪诗人马什叶·沙尔比夫斯基（他曾以卡西米尔的笔名闻名全欧）的一首拉丁颂歌中找到同样的隐喻。他在我的大学里教过诗学。在那首颂歌里，他描写了他骑在天马背上，从维尔诺到安特卫普去拜访诗友的航程。像尼尔斯·霍尔格逊一样，他看见他下面的河流，湖泊，森林，就是说，一幅遥远又具体的地图。因此，诗人有两个属性：眼睛的贪恋和描写所见一切的欲望。但是，任何认为诗只看“看见和描写”的人应当明白，他是在同现代性发生口角，后者正迷恋于无数种以特殊的诗的语言写成的理论。
每个诗人都依仗几代以本国语言写作的人；他从前人继承由前人创造的风格和形式。虽然如此，他同时又觉得，那些古老的表现方法对他自己的经验不够用。当他使自己与之相适应时，他听到身内有一个声音，警告他防止假面或伪装。但他一有所反抗，转而又陷入依仗同时代人，各种不同的先锋派运动。唉，实在够呛，他发表第一本诗，就发现自己堕入了陷阱。因为书的油墨还没有干，那本他觉得最有个人特色的作品，就似乎被绊缰在另一个人的风格中了。唯一防御一种朦胧悔恨的办法，就是继续探索，发表一本新书，但那时一切又重复发生，看来那种追猎是无穷尽的。而且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把书抛到身后，仿佛它是些死蛇皮，不断地逃脱过去所做的一切，他却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不允许一个人安于现成事物的那种暧昧的冲动是什么呢？我想那是一种对真实的追求。我赋予这个词以其朴质而庄严的意义，与近几个世纪的哲学讨论无关的意义。这就是尼尔斯从鹅背上、拉丁颂歌的作者从天马上看到的地球。无疑，那个地球存在着，它的财富不可能为任何描写所穷尽。下这么一个断语，意味着预先拒绝我们今天常听到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真实？”因为这同庞蒂乌斯·彼拉多的问题，“什么是真理”是一样的。如果在我们每天所用的成双对立物中，生与死的对立有如此大的重要性，同样的重要性也应赋予真与假、真与幻的对立。
二
其著作使我受惠不浅的西蒙娜·薇依说，“距离是美的灵魂”。但有时，保持距离几乎不可能。我是“一个欧洲的孩子”，正如我的一首诗的题目所承认，但这是一种苦味的、讽刺性的承认。我还是一本自传的作者，那本书在法语译本有一个题目Une autre Europe（《另一个欧洲》）。无疑存在着两个欧洲，并且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第二个欧洲的居民们，命定坠入了二十世纪的“黑暗中心”。我不知道怎样一般地谈诗。我谈诗，必然会谈到它与特定时空环境的关系。今天，从一个透镜来看，我们能够区分一些大事件的轮廓，那些事件以其致命的广阔范围超过我们所知的一切自然灾害，但是诗，我的或我的同代人的，无论是传统风格的或是先锋派风格的，都没有准备来应付那些应变。像瞎子一样我们摸索走路，面临心灵在我们时代用以欺骗自己的一切诱惑。
区分真与幻是不容易的，特别当一个人生活在两百年前开始的大动荡的时期，在欧亚大陆西部一个小半岛上，只为了在一个人的一生用对于科学技术的一致崇拜来理解整个星球。在欧洲的那些区域，堕落的统治人的观念，同统治自然的观念一样，导向革命和战争的不断爆发，使几百万人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到毁灭，要抵抗这里的多种多样的思想诱惑，是特别困难的。然而，我们最有价值的收获，也许不是理解那些观念（我们接触过它们最明确的形式），而是对某些保护人们免于内心崩溃，免于向暴政屈服的事物的尊重和感激。正是由于这个原故，某种生活方式，某种风俗习惯变成了恶势力的众矢之的，首先是有机地仿佛独自地存在着的，由家庭、宗教、邻里、共同遗产所维护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换言之，就是所有那种混乱的、无逻辑的人性，它经常由于狭隘的依恋和忠诚而被诟病为可笑。在许多国家，国民性的传统联系一直遭受逐渐的腐蚀，它们的居民们不自觉地被剥夺了继承权。不过，在某些区域，那种联系的保护性的富于生气的价值突然在彻底的危险情况下显示了自身，那里的情况却不是一样的。
那就是我的祖国的情况。而且我觉得提一提我和我的朋友们在我们这一部分欧洲所接受的赐予，讲一讲感恩的话，这里倒是一个适当的地方。
出生于一个自然条件合乎人性的小国家，不同的语言和宗教相处几百年之久，是有幸的。我想说的是立陶宛，一个富于神话和诗的国度。我的家庭在十六世纪就已经讲波兰语，正如许多家庭在芬兰讲瑞典语，在爱尔兰讲英语一样；所以我是一个波兰诗人，不是一个立陶宛诗人。但是，立陶宛的景物，也许还有它的精神，从没有遗弃过我。在童年就听拉丁文圣餐祷词，在高中就翻译奥维德，接受罗马天主教教义学和教义辩护的良好训练，是很好的。命定在维尔诺这样的城市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是一种幸福。这是一个奇妙的城市，巴罗克建筑移植到了北方的森林，历史写在每块石头上，有四十座天主教学和许多犹太教堂。在那些日子里，犹太人称它为“北方的耶路撒冷”。
直到我来美国教书时，才充分认识到我从我们古老大学的厚墙、从记住在心的罗马法的准则、从古老波兰的历史与文学中吸收了多少东西，后者以其如下的特征使年轻的美国人为之惊讶不已：一种宽容的无政府主义，一种使凶猛口角罢休的幽默，一种有机的群体感，一种对任何集权的不信任。
在这样一个世界成长起来的诗人本应是一个通过冥想追求真实的人。家长制应当使他感到亲切，还有钟群的音响，摆脱压力的孤寂，同胞的固执的要求，以及修道院斗室的寂静。如果桌上长期放着什么书，它们就会是写上帝所造之物最不可解的性质、即存在的书。但是，突然间所有这一切为历史的恶魔般的行为所否定，历史取得了一个嗜血神祗的品质。诗人在飞翔中所见到的地球从深渊中呼喊而出，不让人从上面来看它自己。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出现了，一个日夜使人心灵不安的、非常真实的矛盾，不论我们怎样称呼它，就是存在与行动的矛盾，或者在另一个水平上说，是艺术和自己同胞休戚相关的矛盾。
真实要求一个名称，要求话语，但它又是不可忍受的，如果它被接触到，如果它离得很近，诗人的嘴巴甚至不能发出一声约伯式的喟叹：所有艺术证明都不能同行动相比。但是，要以这种方式来拥抱真实，使它保存在它的古老的善与恶、绝望与希望的纷纭之中，只有通过一种距离，只有翱翔在它上面，才是可能的——但这反过来又似乎是一种道义上的背信弃义。这就是由二十世纪所产生的、被一个为种族灭绝罪行所污染的地球的诗人们所发现的冲突中心的矛盾。其中有一个诗人，他写了许多作为回忆、作为证据留存下来的诗篇，他的思想是什么呢？他认为，它们是从痛苦的矛盾中诞生的，他宁愿曾经能够把那些诗扔下不写，以便来解决这个矛盾。
三
所有流亡诗人只是在回忆中访问他们的城乡，他们的守护神永远是但丁。但是，弗洛伦萨的数目增加了多少啊！一个诗人的流亡今天不过是一个相当晚近的发现的简单函数：任何行使权力的人也能够控制语言，不仅利用检查制度来加以禁止，而且还可以改变文字的意义。
一个特殊的现象出现了：一个被监禁的社会的语言竟获得某种持久的习惯；真实的整个区域不再存在，仅仅因为它们没有名称。看起来，在作为“写作”的文字、以自身为生的言语的理论和极权国家的成长之间，有一层看不见的联系。在任何情况下，国家没有理由不容许创作“试验性”诗文的活动，如果它们被设想为自主的参照系，局限在它们的界限之内。只有当我们假设，一个诗人经常为了寻求真实，努力把自己从借用的风格中解放出来，他才是危险的。在一间屋子里，人们一致保持一种共谋的沉默，说一句真话就像一声枪响。天哪，要把真话说出来的诱惑，有如奇痒，变成一种不让人想别的什么的强迫观念。这就是诗人为什么选择内部或外部流亡的原故。但，倒也不一定是他格外为他对现实的关心所激发。他也可能希望把自己从这种关心摆脱出来的，希望在别的地方，在另外的国家，在另外的海岸，至少短暂地恢复他的真正职业——那就是沉思存在。那个希望是虚幻的，因为那些来自“另一个欧洲”的人，不论他们置身于何地，都注意到他们的经验使他们多么孤立于他们的新环境——而这可能变成一个新的强迫观念的根源。我们这个每年越变越小的星球，及其宣传工具的难以置信的激增，正好证明一个无从下定义的、使人不愿回忆的过程。当然，几百年来的文盲，然后是大多数人类，很少知道他们各自的国家和文明的历史。现代文盲虽然知道怎么读，怎么写，甚至在学校和大学里教书，但在他们心目中，历史显得模糊不清，在奇怪的混乱状态中；莫里哀变成拿破仑的同代人，伏尔泰是列宁的同代人。还有，近几十年来，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件，对它们知与不知直接影响到人类的未来，却被移开了，变苍白了，失去了全部连贯性，仿佛弗·尼采关于欧洲虚无主义的预言得到名符其实的实验。他1887 年写道，“虚无主义者的眼睛，是不忠实于他的记忆的：它让那些记忆凋落，失去它们的叶子……，他不为自己去做的一切，他也不为人类的整个过去去做，他让它凋落。”我们今天为关于过去的虚构所包围，那些虚构违反常识，违反善恶的基本概念。正如《洛杉机时报》最近指出，用各种语言否认大屠杀曾经发生，说它不过是犹太人的宣传，这样的书册数已逾一百万。如果这样一种疯狂是可能的，全部失却记忆成为持久的心灵状态不也是可能的吗？这难道不提供了一种比遗传工程和毒化自然环境更其严重的危险吗？
对于“另一个欧洲”的诗人，称得上大屠杀的事件是一种真实，在时间上那么近，他不能希望摆脱对它们的记忆，除非（也许）让他去翻译大卫的诗篇。虽然如此，他感到焦急，当“大屠杀”的意义正经受逐渐的修改，以致这一词专门属于犹太人的历史，仿佛在那些牺牲者中间另外没有几百万波兰人、俄国人、乌克兰人和其他国籍的俘虏。他感到焦急，因为他在这里感到一个并不遥远的预兆，那时历史简化为电视上的样子，而真实则由于太复杂，便被埋葬在档案里，如果不是全部被毁灭的话。还有其它的事实，他觉得很近而西方觉得很远的事实，在他头脑中增加了赫·乔·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所写的幻像的可信性：地球上住着一种白昼儿童，他们无忧无虑，没有记忆，由于同样原因，也没有历史，一旦遇见住在地下洞穴的、吃人肉的黑夜儿童，便觉得毫无防御能力了。
我们被技术变化的运动拖着前进，认识到我们星球的统一正在形成，我们重视国际社会的概念。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成立的日子是值得纪念的。不幸，那些日期同另一个日期相比便失掉意义，那个日期应当每年援引作为举哀日，虽然年轻几代人简直不知道它。那就是1939年8 月23 日。那时两个独裁者签订了一个协议，包括一个秘密条款，借以瓜分他们邻近的有自己的首都、政府和议会的国家。那个条约不仅发动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它还重申了一个殖民原则，据此各民族不过是牲口，可以买，可以卖，全凭当时的主人的意志。它们的边疆，它们的自决权，它们的护照不再存在了。今天人们还以耳语的方式，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谈到那个原则在四十年前就为独裁者们实行过，实在令人惊讶不已。
反人权的罪行，从来不承认，从来不公开谴责，乃是破坏民族间友谊的可能性的一副毒药。一些波兰诗选发表我的故友乌拉季斯拉夫·塞比拉和勒希·波沃瓦尔的诗，刊出他们的卒年为1940。荒谬的是，竟不能写出他们是怎么死的，虽然波兰每个人都知道真情实况：他们几千名被希特勒当时的同谋者解除武装并加以拘留的波兰军官同一个命运，他们都长眠在万人坑里去了。西方青年人如果读历史的话，他们难道没有听说1944 年有20 万人被屠杀在华沙，被那两个同谋犯判决灭绝的城市？
那两个灭绝种族的独裁者都不在了，但谁知道他们是不是赢得了一个比他们军队的胜利更持久的胜利？虽然有大西洋宪章，民族国家是交易物，即使不是纸牌或骰子赌博的筹码，这个原则却由于把欧洲分成两个区域而确定下来。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从联合国消失了，这件事永远使人想起两个独裁者的遗产。在战前这些国家属于国际联盟，但它们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乃是1939 年协定的秘密条款的结果。我希望你们原谅我把一段记忆像伤口一样揭露出来。这个议题同我对“真实”一词的沉思不是没有关系的，这个词经常被滥用但永远值得尊重。人民的牢骚，比我们在修昔底德的著述中读过的条约更其诡诈的条约，一片枫叶的形状，海洋上的日出和日落，因与果的整个构造，不论我们称它为自然或历史，我相信都指向另一种看不见的真实，这种真实是不可测知的，虽然发挥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成为所有艺术与科学的中心推动力。有时我觉得我猜透了落在“另一个欧洲”的国家身上的折磨的意义，那个意义就是使它们成为记忆的承担者——而这时欧洲（没有形容词）和美洲一代比一代更少有记忆了。
可能除了伤口的记忆，再没有别的什么记忆。至少我们是从《圣经》、一本关于以色列的忧患的书中懂得这些的。那本书长期以来使欧洲国家能够保持一种连续性——这个词不应与流行的名词、历史感相混淆。
在海外度过后的三十年间，我觉得我比我的西方同僚（不论是作家或文学教师）更有资格说这此话，因为新近和久远的事件在我的头脑中具有一种轮廓分明的准确的形式。西方读者面对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所写的诗或小说，或者那里摄制的影片，可能直感到一种同样尖锐的意识，在一场经常反抗书检所强加的限制的斗争中。记忆这样便是我们的力量，它使我们避免采用一种像长春藤一样在树上或墙上找不到支撑时使自身缠绕在一起的语言。
几分钟以前，我曾表示希望结束使诗人一面需要保持距离，另一面又不得不与同胞保持一致感的矛盾。然而，如果我们把在地球上面的飞翔当作诗人职业的隐喻，那么就不难注意到，即使在诗人相对地免于历史陷阱的那些年代里，其中也包含着一种矛盾。因为怎样才能既在上面，同时又巨细兼察地看见地球呢？但是，在对立面不稳定的天平上，由于时间之流所引进的距离，某种平衡还是可能达到的。“看见”不仅意味着置于眼前，它还可能意味着保存在记忆中。“看见而描绘”也可能意味着在想象中重新构造。一种由于时间的神秘而完成的距离，决不会把事件、风景、人形变成一团越来越淡的影子。相反，它能把它们表现得一清二楚，以致每件事，每个日期变得富于意味，而且永远能够提醒人们认识人的堕落和人的伟大。活着的人们从永远沉默的人们接受了一项委托。他们只有试图准确地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把过去从虚构和传说中抢救出来，才能完成他们的任务。
这样，两者——在永恒的此刻从上面来看的地球和被恢复的时间里持续下去的地球——才可能充作诗的素材。
四
我不愿意制造这样一个印象，似乎我的心转向了过去，因为那是不真实的。像所有的同代人一样，我感觉到绝望的、近在眉睫的末日的拉力，谴责自己屈从于一种虚无主义的诱惑。但在更深的水平上，我相信，我的诗仍然是清醒的，在一个黑暗世纪表现了一种对于和平与正义之王国的向往。有一个教我不要绝望的人，他的名字这里应当提一下。我们所接受的馈赠不仅来自我们的祖国，它的湖泊和河流，它的传统，而且来自人民，特别是如果我们在少年时期遇见一个强有力的人格的话。我的幸运是，我的亲戚奥斯卡·米沃什，一位巴黎的隐士和幻想家，待我几乎像亲儿子一样。他为什么是一位法国诗人，这可以由一个家族以及一个一度被称为立陶宛大公国的国家的曲折故事来说明。尽管这样，最近还可能在巴黎报刊上读到如下表示遗憾的字句，最高的国际荣誉半个世纪以前竟没有奖给这个和我共用一个姓氏的诗人。
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使我对新旧约的信仰有更深刻的认识，谆谆教导我在一切心灵事物中，包括属于艺术的一切事物，更有一个严格的、苦行主义的等级制度，他认为在这些事物中，如果把二等品等同于一等品，就是一种极大的罪过。虽然如此，我首先却把他当作一个先知来倾听，这位先知如他所说，是“以怜悯、孤独和愤怒所耗尽的古老的爱”来爱人民的，并由于那个原故，试图向一个冲向灾难的疯狂世界发出了警告。我听他说，那场灾难迫在眉睫，还听他说，他所预言的大火灾不过是终究会演出的大戏的一部分。
他看出十八世纪的科学所采用的错误方向、一个引起塌方效果的方向，是更深刻的原因。正如同他前面的威廉·布莱克，他宣布了一个新世纪，现在为某种科学知识（但如他所信，不是为一切科学知识，至少不是为未来人类所发现的科学）所污染的想象的第二次复兴。我在多大程度上照字义听信他的预言，这不关紧要：有一个总方位就够了。
奥斯卡·米沃什像威廉·布莱克一样，从埃曼努尔·斯维顿堡的作品中汲取灵感，这是一位比任何人更早预见隐藏在牛顿的万有模式中的人的失败的科学家。感谢我的亲戚，我后来成为斯维顿堡的仔细读者，当真，我不是按照浪漫主义时期流行的方式来理解解他的，那时我没有想到我会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首次访问他的国家。
我们的世纪接近了尾声，主要由于那些影响，我不敢诅咒它，因为它也曾经是一个信仰和希望的世纪。一场深刻的转化已经正在发生，那种转化不得不同（我这里且用奥斯卡·米沃什的话）“比任何时候更生动、更活跃、更苦恼的劳苦大众的最深刻的秘密”发生关系。他们的秘密，真实价值的一种未经宣布的需要，找不到语言来表达自己，而这里不仅是宣传工具，还有知识分子，都承担着重大的责任。
但是，转化正在进行着，不容作短期的预言，说不定尽管有一切恐怖和风险，我们的时代会被认为是人类上升到一个新意识之前所经历的阵痛的一个必要的阶段。然后，一种新的功过等级制度将会出现；我相信西蒙娜·薇依和奥斯卡·米沃什这两位作家（我在他们的学校里恭敬地学习过）将会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我觉得，我应当公开宣称我们对某些名字有深厚的感情，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比说出我们宁愿大喝一声“不”的人们的名字，更强有力地表明我们的立场。我的希望是，在这篇演说词中，尽管我的思路散漫（这是诗人们的职业性的坏习惯），我讲清楚了我的是和非，至少在选择后继者这方面。因为我们所有在场的人，演讲者和你们听众，都不过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环链。
1980年
（绿原 译）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