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
一
2012年11月15日早上10点半，人们手握黄色的菊花，站在延安大学文汇山的路遥墓前，等待敬献。1992年11月17日，路遥在西安去世，后来骨灰迁葬于此。距其逝世20周年的前两天，祭奠已经开始。
71岁的曹谷溪被安排在路遥墓前讲话。稿子已经拟好，但此刻在他所乘汽车里遍寻不见。他并没有过于慌乱，“我口头即兴讲一些就好。”他开始缓慢地往半山腰上挪动脚步。天空下着濛濛雨，已过立冬，更显阴冷。曹谷溪拒绝撑伞，他认为没有必要，“我经历的风雨多了。”
很多年里，曹谷溪以“路遥的朋友”为人所知。而在故事的开头，他们却是“敌人”。路遥生前在给曹谷溪诗集的序言里写道：“我和谷溪最初相识在文化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而在这幕社会戏剧中，我们扮演的角色原来是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
曹谷溪当年所属派别叫“司令部”，路遥所在的“营垒”是“四野”。如同彼时中国各地名目繁多的派别一样，无论彼此多么势不两立，他们都声称自己才是毛泽东的保卫者。所有的保卫者到最后似乎都成了失败者。失败者中，对待毛泽东的评价开始出现了分化，这种分化如今形成了不同的言论阵营。
一个星期前，在延安所辖延川县举行的纪念《山花》杂志创办40周年的座谈会上，我看到了一本名为《工农兵定弦我唱歌》的油印小册子，这是路遥最早发表诗歌的地方。小册子的印刷是为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小册子上有路遥写的诗，其中一首叫《南湖的船》：“一只平凡的小木船，/一个伟大的新起点！/五十年前呵，/我们党的第一个章程，/就诞生在这里边……”如今看来，这些句子很难称得上有多少诗意。90年代初，《路遥文集》编撰过程中，路遥把早期所写诗歌摒弃于外。
5卷本的《路遥文集》在1993年出版，此时，路遥已经去世。路遥病故时，五弟王天笑是惟一在他身边的亲人。他在哥哥病床前，看着显示心脏跳动的电波成为一条直线。
此刻，延安大学的山坡上，王天笑也在雨中等待祭奠的开始。他是从医院来到此地，前些年被诊断为肝硬化腹水，医生最近告诉他所剩时日无多。跟路遥去世时的病症一模一样。同样的肝病，除路遥外，还带走了他的另外两位哥哥。这是家族遗传病带来的悲剧。
二
“从哪说起呢？”在清涧的一间宾馆里，王天笑声音低沉地说，“就从不高兴的地方说起吧。”
他回忆陆续去世的亲人和自己如今所受之苦。“不好活啊。”聊天之前，他吃了十几种药片。但他并没有按医生的规劝有所忌口，包括抽烟。“我就是想挑战一下命。”他坐在床上一根根地抽烟。“医生说，我最多只有3个月时间了，这句话是二十多天前说的了，我随时都可能没了。”
在2006年被诊断为肝硬化腹水后，王天笑的朋友曾经在报纸上为他发起过募捐治疗活动。他为此差点自杀。“不是怕死，是承受不了这种关注，你说一个山里的孩子，为了我这病，省下吃午饭的钱，谁受得了。”
他和哥哥一样，有着强烈的自尊心。他比路遥小近二十岁。路遥成为名作家时，他还是个中学生。路遥的穿着看上去已经是个光鲜的城里人了，但在农村，王天笑依然穿着破旧的衣服。路遥忙于自己的工作，两人年龄差距又太大，几乎没有交流。“他就是个陌生人。”在学校里，所有人知道他是路遥的弟弟，会对他指指点点。这种强烈的对比让他日后在物质上有了高要求。特别是穿着，“一定得是名牌，不是名牌我是肯定不穿的。”
王天笑正在筹备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困难的日子里》。“怎么着也得拍得比《山楂树之恋》好吧，不然我就不拍了。”他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导演和演员。
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副标题是：一九六一年纪事。时至今日，国内媒体谈及此段历史，仍有忌讳。而在11月29日，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将会上映。电影改编自刘震云1993年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这部小说描写的是1942年的大饥荒。但就像小说里的“我”在90年代问到自己的姥娘关于“饿死人”的事情，姥娘的回答是：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像路遥那一代作家，包括获得诺奖的莫言，都会说到饥饿对于自己人生刻骨铭心的影响，以至于对文学的影响。
“1961年，是我国历史上那个有名的困难时期。不幸的是，我正是在这艰难贫困的年头，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县上惟一的一所高中——县立中学。”这是《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开头。路遥的大多数小说有着相似的开头：具体的历史时间，中学，家境困难的农村孩子。
这些天的各种座谈会上，如何继承路遥的文学遗产，是反复谈到的一个话题。“洪子诚所著当代文学史里只字未提路遥作品，陈思和写的当代文学史只分析了《人生》，《平凡的世界》一笔带过。”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梁向阳对我说。路遥还活着的时候，评论界对他的忽视和遗忘就已经开始了。
有评论家说，路遥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就已落后于时代。80年代，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那是现代主义的天下，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天下。那是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的天下，而不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汤达的天下。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写完后，诸多文学杂志对此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在经历了退稿之后，这部小说最后由《花城》杂志刊发。
“路遥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要变。”路遥生前的朋友、作家远村对我说，“他去世之前，已经开始研究卡夫卡了。”路遥自己也提到，“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文学的形势。我知道，我国文学正到了一个花样翻新的高潮时刻”。
路遥对诺贝尔文学奖发表过评价。“很多人在愤愤不平瑞典皇家科学院那几位老迈的老人，为什么不理会中国当代文学这些成就？”路遥阅读了许多当代国内同行的作品，觉得其中有的不错，并与世界上一些作家进行比较。所比之人大都是现代派作家：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等等。说明他对此现代主义并不陌生。然而，现实主义的大部头更像是他的心结，他需要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来了却。但时间没给他改变和创新的机会。他作为一个“不合时宜的农民作家”停留在别人的脑海里。
在延安大学的路遥文学馆里，有一张路遥与莫言的合影。他们两人所走的道路大相径庭。莫言所写也大都是故乡之事，但他的故乡是具有奇幻色彩的真实。下油锅、千刀万剐、剥皮、撒尿什么的，莫言无障碍跨越时空的重口味描述在路遥的小说里是全然看不到的。
莫言的获奖解决了路遥当年所发出的疑问：“为什么不理会中国当代文学这些成就？”同时多少缓解了中国作家的诺奖焦虑症。作家们长出了一口气，原来不必流亡到国外也能获奖，原来中国不是一个，而是一批作家拥有获奖的机会。
我去过莫言笔下所描述的高密东北乡，这只是一个节奏缓慢、平淡无奇的村庄。你很难把诺贝尔文学奖与此地联系起来。而在路遥出生的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村，我感到的都是荒凉。写作这件事儿很难与之联系，连生活看上去都是那么艰难。
太多的人跟我说，路遥从小心气就非常高，走出山村一直是他的愿望。
在路遥就读过的延川中学，刘文华是路遥纪念室的负责人。她是一名语文老师，来自路遥青少年时生活的延川县郭家沟村。学校有一门选修课叫《走近路遥》，为的是让大家能被路遥所激励。但是许多学生没办法理解。“那些生活离他们太遥远了。”网络与手机构筑的虚拟世界已经覆盖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包括陕北的这所中学。文学能干什么呢？
在我见到刘文华的前一天，学校举行了一次诗词朗诵会。《滕王阁序》、《春江花月夜》等等。“现在教学生语文很难，像这些篇目，能让他们弄懂里面的每句话是什么意思都很不容易了，根本不奢望什么赏析。”刘文华觉得很无奈。
在延安大学的路遥座谈会上，有学者提出了路遥在世的话，能不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当他说出这个假设时，有人在下边偷偷笑了。
张和是延安大学文学社的社长，他熟读路遥的作品，热爱文学，但并不想以此为业，稳定的公务员工作才是他的梦想。
在这片土地上，仍然有人希望通过文学改变命运。在延川，我看到许多年轻人的作品，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写作都在业余时间。“不管写得怎么样，总比打麻将强多了吧。”一位评论者说。
文学改变命运，刘文华觉得那已经是过去时。她和同事们讨论过路遥，这位校友如果放在今天的话，是否出得来？“我们得出的答案是：出不来。”刘文华说，“如今已没有了80年代的文学氛围，况且，学生课业这么重，大都为考试所累。”
在年轻人眼里，出名的渠道也已大不相同。以前，都是通过研讨会、靠评论家的热荐推出知名作家。现在，那些因为写作而站在灯光耀眼处的年轻人，很难说是因为文学。将他们称为有一定文字基础的青春偶像也许更为合适，他们的声名更多的是依靠网络迅速传播。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是老作家柳青的一段话，路遥在写《人生》时，放到了小说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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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许多评论家都惊叹于路遥当年著书前所做的准备。他曾经将10年间的诸多报纸逐日翻阅。因为他计划所著《平凡的世界》的内容涉及1975年到1985年10年间中国城乡间的社会生活。“这10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当然，我不会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这些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路遥希望站在历史的高度，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
1975年到1985年之间的历史，只是中国漫长转型过程中的一个10年。转型很早就已进行。在路遥去世的1992年，陈忠实的《白鹿原》开始在《当代》杂志上连载。这部小说描述的是从清末到解放初期，白鹿原上的中国城乡变迁史。这是中国百年转型中的另一部分。今年，出生于陕北的导演王全安将其拍成电影。
同样是在路遥去世的1992年，停滞的中国转型开始重新被放置于轨道之上。邓小平登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南行的结果是，中国沉寂的局面被打破。同年6月9日，江泽民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
1992年后，许多人下海。此前已经在海南掏得第一桶金的潘石屹在1992年与几位伙伴在北京成立了万通公司。改革的再启动，让他们迅速搭上财富的快车，在房地产界成为风云人物，至今声名不坠。在许多年轻人眼中，这位微博上的“话痨”成为了新时代的励志偶像。在贾樟柯拍的一则洋酒广告里，潘石屹回忆了自己从一个甘肃天水农村孩子如何成为大地产商的道路。
王天笑前些年找到纪录片导演田波，邀请他拍一部关于路遥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尽管拍得不错，受到业内人肯定，但大众所知不多。而田波为王全安的《白鹿原》所拍纪录片《将令》今年倒是在网络上风靡一时。
贾樟柯和潘石屹作为受访者，出现在路遥的纪录片里。他们回忆当年给他们动力的是路遥的作品。路遥的作品之所以在书店里成为长销书，励志是不可忽视的一点，这是路遥的作品超出文学范围之处。
在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里，梁向阳向我介绍了都有些什么人来过这里参观。他说到了潘石屹。“他来了之后，紧紧抓住了我的手啊。”仿佛长征的红军在延安见到了亲人一样。潘石屹那次来延安参加的是一个房地产论坛，他向主办方提出的条件是去看看路遥墓。主办方急了，他们不知道路遥的墓在哪里，四处打听才找到了梁向阳。潘石屹说，自己把《平凡的世界》看了7遍，每当遇到困难，他都会看一遍。弟弟工作时，他送的礼物也是《平凡的世界》。
路遥的老家清涧属于榆林地界，在这20年里，榆林探明了大量的煤田和气田，原本贫瘠的黄土高原上，许多人一夜暴富。这里成了”中国的科威特“。
张和的女朋友王甜甜是其小学同学，他们都来自榆林农村。王甜甜出生于1993年，小时候跟随父母到广东东莞打工。在广东，她看到了不同的乡村，城乡之间的界限消失了，代之以大片的工厂。但是外地人和当地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还是存在差别。为了能让她在广东上学，家人没法弄到东莞户口，但设法弄到了湛江户口。从口音上听，很难判断她是陕北人。张和与王甜甜相距遥远，仍然相恋了。张和早她一年考入延安大学，为了男朋友，她也报考了延安大学，从广东回到陕北。
进延安大学后，王甜甜才认真地阅读了路遥的作品，最打动她的是孙少平工作时的情境，说到这里，她的眼里流出了泪水。她说，这让她想到自己辛劳的父亲。
张和与王甜甜毕业后都想留在延安，他们觉得这里的生活如今不错。外面世界的吸引力并不是那么大。
在清涧，路遥出生的窑洞还在，只是没人住，破败不堪。我遇到了路遥的老邻居。他一直生活在这里，身上衣服款式跟70年代所穿并无太大差别。山里太安静，全村的狗一下就能嗅出外来者的气息，一阵狂吠。他拉住狗，让我从山道走过。他说，村里就是老人和小孩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和中国大多数农村相似。
路遥在这出生之后长到七八岁的光景，家里无法养育这个长子，过继给了他大伯。大伯带着他一路要饭迁往延川县郭家沟。路遥在“文革”串联时去了一趟北京，在天安门城楼下见到了毛主席。这对他刺激巨大。走出陕北，去往更广阔的世界里闯荡成为他的人生目标。而之后不久，毛泽东对广大城市知识青年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百万知青奔赴农村。其中两万多北京知青来到了延安。
四
已是星期六上午，延川中学人来人往。高一高二学生周六上午仍要上课，一周休息一天半。高三学生周六下午休息，星期天还得上课。
如今，陕西各地放开招生，好的学生初中毕业后，都去了西安或延安读高中。“在我们这里，前500名的学生都出去了。”生源不好，高考升学率就变得很不好看。刘文华告诉我，去年理科最高分去了位于西安的长安大学。文科第一名留下来复读，希望能考上更好的学校。
路遥在他的小说里经常写到中学生。《平凡的世界》开头，写的就是延川中学的食堂。刘文华回忆，当初她上中学时就是这样。一下雨，食堂所在地就是一片泥泞，大家捧着饭盆在屋外站着吃饭。当年食堂所在地，如今是学生宿舍和篮球场。
已是中午时分，我看到大批学生走下这被称为“堂坡”的地方，想起路遥小说里描述的情形。时至今日，他们想改变自己命运仍然不易。好的学生、好的老师和最好的资源都集中到了大城市最好的几所中学里。似乎中考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而不是高考。高考呢，各地分配的录取名额又不一样，那些全国著名的高校，除了所在省份，其他地方的孩子挤破头皮都很难进入。
导演陈为军最近所拍纪录片与中国教育有关，他将这部片子初步拟名《中国梦》。“我出生在农村，当年上大学时，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比例差不多。但现在的城市孩子从出生开始，学校教师资源都好。城市学生家长投入很大。农村教育资源被城市掠夺，农村教师也不愿留在农村，农村孩子父母大多外出打工，自己成为留守孩子。但最后到高考时，判卷是一样的。试想农村孩子怎么和城市比？”陈为军说，“很多孩子大学毕业后，在城市的收入并不高，很难生活下去，但不愿回农村。过去的科举，能让阶层流动。最初的高考，大学生毕业后吃公粮，有干部身份。现在阶层流动很难了。像我们这样的城乡二元社会，其他国家是没有的。”
路遥很早就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他笔下的人物有着相似的命运，他们奋斗，最后都回到了原点，以悲剧收尾。学者李星将这一类型的人称为“农裔城籍”。他们在城市里生活，内心仍是农民。
曹谷溪今年被邀请去日本讲过一次课。邀请他的是日本学者安本实。安本实1988年读到路遥的《人生》。他首先被高加林的奋斗和纯情所打动；其次，非常惊讶于在别处根本见不到的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把农民限制在了农村，他们的自由被限制了。”“交叉地带”成了安本实研究路遥的关键词。安本实能够感受到路遥在提到这个问题时的愤怒。
梁向阳则认为，这是路遥作品在读者中长盛不衰的原因：“只要中国社会有等级存在，有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存在，就有路遥的市场。他的东西很干净很美好，我们不乏对苦难的写作，但他能把苦难转化为精神动力，他的小说中，人情温暖。我想只要是奋斗者，都需要温暖。”
“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路遥的命题。他认为自己全部的小说，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主题之中。路遥说过，“《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卷六第三十章可以看做是我从一个侧面专门为此而写的一个小小的‘特写’。”这一章节，几乎整篇是对当时新闻的转述和评论。他希望自己笔下的虚构人物活在非虚构的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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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即便不写小说，路遥也非常关心时事政治。贾平凹在纪念路遥的文章里有一句话：“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路遥很早就表现了自己的政治才能。他在18岁就成了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对一个有志于仕途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能让自信心爆棚的职位。但很快，他被撤职，作为返乡知青回到了农村，《人生》里写到的拉粪这样的事情是他的真实经历。不久，他成了民办教师，然而这并不是令他欣喜的工作。
到了1968年，大批北京知青来到延安。黑荫贵是其中一个。他记得路遥经常来跟知青玩耍。“他会仔细听听大家说话，自己很少说话。”黑荫贵说。北京知青带来了大城市的世面和信息，这对路遥眼界的开拓大有裨益。
这些知青并非等闲之辈。习近平、王岐山、史铁生、任志强等人都曾在延安农村插队。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指的就是延川的清平川。
路遥先是认识了北京知青林红。他获得一个招工指标，让给了林红。林红离开了，跟他分手，对他打击巨大。这充分表现在他创作之中。他笔下最初相爱的男女，最后都以痛苦的生离死别告终。后来他与来自北京清华附中的知青林达结婚，日后的时间证明，这仍然谈不上是美满的爱情。
路遥去世后，林达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20年中，她从未接受过采访。有关路遥的纪念活动，她也没有参加。路遥的女儿王路远也与大众少有来往。
贾平凹曾经对朋友说，路遥如果仍在世，或者重生一次，谁都不知道他能做出什么样的事业来。“路遥是一个气场强大的人，几个人凑在一起，他几乎都是话题的中心。”梁向阳开车带我在延川和清涧的国道上行驶的时候，这样说道。
在一个路段，梁向阳减慢车速，让我看白雪与黄土交错的窗外，“从这里拐进去，就是梁家河了。”——那是习近平当年下乡插队的地方。车子继续行驶，梁向阳又让我看窗外，“那边那个院子，看到了没有，那就是路遥的旧居。”这里是郭家沟，与梁家河只隔着几十里地，同属延川县。当年的县委书记申昜，推荐路遥上了延安大学。这次推荐，改变了他的命运。“申昜还在的时候，我专门问过他，他说，他推荐过好多有志气的年轻人，这是其中一个，他也没想到他们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梁向阳说。
六
回到11月15日上午10点半。曹谷溪在细雨中走到路遥的墓前，即兴发表演讲。前来祭拜的人，依次路过路遥墓前，将手中菊花放在墓碑前。由于下雨，这个过程持续得并不长。人群散尽之后，工作人员开始收拾场地的布置设施。王天笑独自留下来，走到路遥墓前，点燃了3根香烟，摆在上面。路遥一生嗜烟。“他最喜欢的是红塔山。他吸烟是最讲究的。”王天笑说，“20年了，好快。”
大家在雨中走下山坡，聚集在延安大学一个宾馆的餐厅里，准备午餐。此时已过上午11点，电视里，记者们翘首等待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的时刻。半小时后，习近平等人出现在红地毯上。
餐桌上有人鼓掌。他们认识的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的年轻人如今站到了中国政治舞台最耀眼的中心。
他们在饭桌上回忆起这位北京知青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形。40年前，当习近平来到此地的时候，几十里地以外的另一个年轻人回到了郭家沟。路遥的政治梦想破灭不久，他希望通过文学让自己逃离平凡的世界。他找到了去过北京的文学青年曹谷溪，后者在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的黑板报上，发表了路遥最早的诗作《我老汉走着就想跑》。诗歌并不能满足他的文学欲望。他转向了小说，这为他打开了新的世界。
11月15日的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门口也铺上了红地毯，大批路遥的慕名者前来参观。进门之后，抬头就能看到一行镶嵌在木头上的字：翻开路遥人生的篇章。此时的窗外，洒向黄土高原的雨点，开始转化成雪花，随着北风飞舞回旋。又到了季节更替的时候，这片土地翻开了另一页篇章。
（感谢曹谷溪、梁向阳、王天笑、黑荫贵、曲光对本文采访的帮助）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