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多丽丝·莱辛享有“文坛老祖母”的美誉,她的作品不计其数。除了备受推崇的《野草在歌唱》《金色笔记》“暴力的孩子四部曲”等长篇小说之外,她的短篇小说也异彩纷呈。其中,莱辛在20世纪中期所写的有关房间的多篇短篇小说收录在《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A Man and Two Women)短篇小说集中,这些短篇小说从一个整体展现了莱辛对女性身份构建问题的态度和倾向。房间虽是一种固化的物质存在,但在莱辛笔下却引发了女性在其间的思考和行动。因此,不同的房间给不同的女性带来了不同的生理体验、精神感受和心理意义。对于莱辛来说,“房间是一种绵延不断的动力”,是其笔下的女性所要完全拥有的领地,唯此,女性才能达成思想和精神的独立与自由,从而才能完成其身份的重新界定。
一、房间,女性存在的物质空间
房间,即庇护所,是人类的生存的基本物质空间,属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第一层次,它提供了人类生存的物质需求。莱辛笔下的房间是女性存在的一个标志,就像海德格尔指出的“栖居乃是终有一死的人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譼?訛,莱辛的短篇小说中女性所栖居的房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性存在的物质基础。
《十九号房》中的苏珊拥有一个“宽敞的白房子”,莱辛反复地使用了“大的”“白”“理想的”这些简单的词。其中“大的”“宽敞的”在文中出现了十二次,“空”出现了七次,“理想的”和类似的词出现了三次,“白”出现了五次。因此,她的房间给人以体面、干净、简单、空旷而无趣的感觉以及其物质生活相对富裕而舒适的状态。
在短篇小说《一个房间》中,主人公刚刚搬到外表“丑陋”“造价便宜而且一点也不坚固”的公寓里。主人公发现她的新房间被刷成淡粉色,地毯都要磨出洞了,墙壁是用旅行海报装饰的,壁炉是铁制的,天花板是一块看似会随时掉下来的石膏板。她有一个书桌,“本来准备在上面写作的,但是上面总是堆满了纸。所以我在客厅或者厨房的桌上写作”。很明显,她的新房间狭小、丑陋、简单并且不牢固。她一个人居住,在经济上依靠自己的写作收入来维持生活。她的物质条件甚为简陋,就像她说的,“这就是我的房间,这就是让我能感到我活着的地方,尽管它的外形很差,并且有关它的只有丑陋”,但她对在自己房间里的独立生活却十分满意。
至于《吾友茱蒂丝》中的茱蒂丝,“过去二十年她一直住在伦敦西区一条热闹的街道上,一小间高层的公寓房子共有两个房间”。除此之外,“一位过世的叔叔留给她一笔遗产,一年有二百英镑。这是她的主要收入,此外,她还写诗拿些稿费,在夜校和校外进修部教授诗歌”。在物质层面,她有相对舒适的房间和完全依靠自己的写作事业。作为一个女性,她拥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物质能力去过她想过的生活。
这些物质形态的房间,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不同的女性存在的经济状况和物质状况,而这些物质形态上的房间对于不同的女性,它们所反映的却是迥异的精神面貌和心理微观状态。
二、房间,女性被禁锢的空间
对于莱辛笔下的一些女性角色来说,房间意味着一个禁锢她们身、心、灵的空间。在苏珊找到她的十九号房之前,她所居住的房间压抑而无趣,甚至快要将她逼疯。她被困在那个同住着自己丈夫和孩子的宽敞的白房子里。尽管她厌倦了履行做一个好妻子好妈妈的责任,厌倦了她无趣的生活,但她“尽量控制自己,态度和蔼可亲”。这种状态正好迎合了男权社会所要塑造的理想的“安琪儿”的形象。因为支撑着苏珊婚姻和家庭的理智,使她总是“为了马修、小孩、房子、庭院绞尽脑汁:这个大组合,要是没有了她,不到一个星期就垮了”。波伏娃曾指出在那个时期一个女人“注定要不断重复,她看不到未来的任何事情,只有过去的不断复制”。她认为女人们被禁锢在重复无趣的生活中,而她们的忙碌却不能给她们带来任何收获。对于苏珊来说,家里的房间成为了由婚姻、孩子、琐事引发的无形的精神压力场。随着时间的累积,这种压力重得令人无法承受,导致苏珊试图逃离。
然而,尽管她在丈夫和孩子的理解下争取到了一个单独给她的空房,她仍然不能感到精神上的平和与自由。这个“妈妈的房间”门上有一个孩子们用彩色粉笔写着“私人房间,请勿打扰!”的牌子。这个用粉笔写的标识很容易被抹去就像这个休息室的平静也很容易被打破一样。她很少使用这间房,因为她甚至感觉在这里比在卧室里更受到禁锢。她随时还是被其他人观察着、讨论着、评论着。这不是她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在别人的施舍下的虚假的自由。所以,最后“小孩子、白太太进进出出,那个房间变成另一间家人休息的地方”。宽敞的白房子对她而言彻底地成为了一个监狱。在那之后,苏珊试图逃离她家中的监狱,她来到了道森小姐的小旅馆,但是依旧无法得到安宁。这个寂寞的老姑娘道森小姐总是想要留在房里和苏珊聊天。然而,苏珊需要的不是理解陪伴而是绝对独处的轻松时光。因此,苏珊似乎是从一个监狱逃到了另一个监狱。
正是苏珊精神上越来越深的绝望使她选择了一个破旧肮脏的旅馆房间作为逃离外界压力的避难所。苏珊家中的房间对她来说就像一个坟墓,一个婚姻的坟墓,一个她自己的生活和身份的坟墓。所有的悲剧都起源于此。而十九房中那暗示绝望与死亡的“煤气炉”以及可以投币使用的“咪表”则构建了另一个坟墓的意象。当苏珊在十九号房中独自存在的最后一丝机会被她的丈夫扼杀以后,她在这里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逃离了家中的那个坟墓,最后却又跑进了另一个坟墓。
除了苏珊以外,在《老妇人和她的猫》中也有象征着禁锢的“房间”。在女主人公还年轻的时候,她就喜欢出去,喜欢去火车站看不同的人和来来往往的火车。而当丈夫死了、孩子们离开她之后,她更渴望逃离她的房间到外面的街上去。在她眼中,她的小房间就像是一道束缚着她身体和灵魂的枷锁,象征着男权社会中的集体无意识对女性的规约和束缚。因此,无论是
她和丈夫、孩子同住的房子,还是她独住的小公寓,都被她视为牢笼和监狱。
莱辛在其短篇小说中,通过许多房间意象表达了她对于追求女性精神空间的想法,她认为女性应该从男性主导的传统中解放,并努力寻找自由。而逃离空间的束缚往往成为了她笔下的女性追求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第一步。
三、房间,女性独立自由的精神空间
同为杰出的女性主义作家,莱辛继承了伍尔夫关于女性要有自己的房间和经济基础的观点,并在多部短篇小说中发展了这一观点。
《吾友茱蒂丝》中的主人公茱蒂丝过着非常独立的生活。在拥有物质空间的基础上,茱蒂丝的独立思想和独立写作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就像波伏娃指出的“女人依靠有报酬的工作大大拉近了同男性的差距,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保障她的实际自由”。她自己的房间代表了她强大的独立。无论是上了年纪的作家的作品、评论,还是年轻诗人的赞美之词例如“现代”“新”“当代”等,她都不为所动。茱蒂丝可以被称作是典型的不仅有自己的房间还有自己的收入的自由女性,她无疑是莱辛笔下当代女性角色的骄傲。
在《天台上的女人》中,那个晒着日光浴、“上身胸前绑着一条红围巾,下身是一条短短的红色比基尼裤”的女人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享受着天台上她的“房间”带给她的自由。在另一个天台上工作的三个男人经常窥看她,通过对她吹口哨、叫喊,以及粗鲁和饱含性别歧视的评论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但是,面对这些男人的打扰,天台上的女人“随他们怎么做,都不理会”,她用漠不关心和漠视展现她的自由,保卫她的生存空间。列斐伏尔指出一切空间都起源于身体。只要女性的身体还被男性主宰,女性无法在身体方面得到平等的对待,那么所谓女性的自由也就变成了无稽之谈。但是,天台上的女人清楚地意识到了她作为一个自由女性的身份。在男人的“凝视”下她用“漠视”来证明自己存在的纯粹性和独特性。
如果茱蒂丝和天台上的女人可以被称作独立的女性,那么《十九号房》中的苏珊就是一个至死不断追寻自身独立的不幸女性。当苏珊找到十九号房,她终于实现了她极度想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的愿望。尽管十九号房外观丑陋,但是它能给予她足够的独立和自由。“她自由了……就这么坐着,闭上眼睛,不受外界骚扰。她独自一人……珍惜这种埋名隐姓的生活。”在这里,她可以取下平日里所有人格面具,独自休息和放松,并可以把所有禁锢她的规范、理智和道德标准拒之门外,还可以逐步寻找她的自由、独立和曾经的自我。
自由是存在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莱辛思考女性问题的基本视角。存在主义以人为本,尊重个人独立与自由。茱蒂丝用她独立的工作与思考体现了她作为一个自由女性作家的存在。天台上的女人在她的领地里用“漠视”传递了自己身体空间和精神空间的自
由。而苏珊通过“逃离”的方式,在十九号房找到了可以暂时卸下其人格面具的空间。这三位女性因为自己房间的存在,使得她们都在精神上获得了独立与自由,从而在身份上获得了重新界定的机会。
四、房间,女性自我实现的空间
诚如波伏娃所说,房间是一个“避难所、后方基地、洞穴和子宫,为躲避外来危险提供藏身之处,混乱的外部世界由此变得不真实”,在这个“藏身之所”,女性重构着自我身份,艰难地实现着自我存在的价值。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指出,一个人需要找到一个自身以外的能解放自己或者展现其独特梦想的目标,来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因而在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房间成为女性试图在占主流地位的男权文化中寻找自己的属性身份的一种载体。由此,房间就成为了莱辛笔下女性自我实现的空间。
天台上的女人就是依靠她的房间来展现着自我存在价值。天台就是让她得到能量和支持的基地和庇护所。这是她的领地,她是这里唯一的主人并享有支配自己身体和思想的自由,她不用迎合男权社会对女性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因此,她有足够的能量让她漠视那些男人以及那些令人讨厌的话语。由此,她在天台上的言语和体态语界定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存在和身份。
对苏珊来说,十九号房是一个让她依靠并让她逐渐调试而实现自我的地方,在房间逗留的短暂时光中,她找到了自我,找到了她视为最宝贵财富的女性生存空间,她的灵魂存在于此并由此获得内心的支撑力量。所以当马修找到她的秘密房间时,她说“一旦让你发现,就没意思了”。最后,她选择了以自杀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以保持绝对真实的自己。对她而言,十九号房间代表了她对自我的追求。而通过自杀,她实现了自己在选择上的自由,并以这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对追求自我的捍卫。
而茱蒂丝拥有自己的房间和一份稳定的收入。这个独立自由的女性的房间就是她展示真实自我最好的证明。“我去她家去了几年,才注意到她家一个窗口下的两个长书架上,各放满了同一个作家的书……那两架的书她一本也没看过,有些连书页都还连在一起没剪开……她的诗冷静,总是充满智慧,那是指诗的骨架而说,脉络上则诉诸观感,十分严肃。”不同于传统的老姑娘,茱蒂丝无意结婚,十分独立,不会轻易被身边的男人所影响。两个爱慕她的男人送了她两长架他们的书,但她甚至看都没看,打都没打开过任何一本。茱蒂丝过着完全由自己掌握的生活,她不在乎任何男人的看法,因为她有自己的理解和自己文学创作的方式。在伍尔夫的概念中,她拥有自己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独立的“房间”。她坚守着自己女性作家的身份,并创造自己的写作文化,就像肖瓦尔特在她的女性主义批评作品《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所希望的那样。她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女性空间,保护她珍贵的自由和做真实自我的清晰意识。
多丽丝·莱辛通过刻画房间与房间中的女性展示了一个特定时代中女性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和心理轨迹,展现了房间与女性身份重构的辩证关系,即女性唯有通过经济上和思想上的独立与自由,通过拥有自己物质意义上的房间,才能创建其精神和心理层面的自主空间,才能获得自我身份的重新界定,而这一界定者不再是男性,而正是她们自己。所以,在莱辛笔下的20世纪中期,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成为了女性实现自我的必要物质条件。唯有这个物质条件被满足,女性在精神上、心理上才会获得独立自主,才会创造并书写属于她们自己的文学空间和文化空间。
(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