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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创作中的价值选择

2013-10-28 16:05:22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马建辉

   

  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大变革,一些人的价值立场散乱游移,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态势。从一定意义上说,文艺创作是一种价值选择活动,它对价值观念发展态势极为敏感,可以说,价值观念存在形态有多复杂,文艺在这方面的呈现就会有多复杂。然而,优秀的文艺作品不应只是作家个人的游戏或读者闲暇时的消遣,“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作为国民精神的重要构建形式,它不应是自在的写作,而应是自为的写作。文艺创作有责任不为多元、多样、多变所惑,守望国民精神,坚持核心价值,以总体性、本质性、主流性反映为主,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稳立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思想支撑,凝聚精神力量,引领价值朝向。

  我们知道,美国很多根据小说改编的当代大片都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围绕美国的核心价值来表现,核心价值在这些影片中得到了非常清晰的展示。 美国大片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人性”和“人权”,体现“人性”、维护“人权”是其基本色调,抽象的、个体属性的人性和人权构成了其艺术作品表现的主旋律。在表现主旋律价值方面,美国的文艺作品实际上显得并不那么多样和多元;少数族裔文艺、女权主义文艺、后现代文艺,在这些“多元”表象中,那些所谓的“普世”价值并不缺席。近几十年来,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发展迅速并受到学界和大众的广泛认可,由此,如何把“多元”文化纳入到“一元”的美国文化当中去、如何把美国形象的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联系起来,就成了美国文学批评与文化事业关注的焦点之一。可见,美国的包括文艺创作在内的文化事业为美国核心价值的构建、维护和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就是美国文艺创作的主旋律,也是其文艺创作的责任感的一部分。

  如果与美国文艺作品中的核心价值相对应来看的话,我国的核心价值落实到文艺作品中,就应该是人民性和人民权利,要体现人民性,维护人民权利,具体的、集体属性的人民性和人民权利应该成为我们文艺作品表现的主旋律。我们重视人民,强调集体;同时,我们也不忽视个体,不忽视个体的价值诉求,不忽视差异性,因此,我们还强调多样化。但如果我们决心要维护我们的核心价值,形成区别性的文化存在模式,形成真正的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话,主旋律价值就必须加强,多样必须在与主旋律的协同中实现其多样,而不能以多样排斥主旋律。主旋律强调的要点在价值选择维度,而非涉及创作的素材题材、技巧手法等方面。“百花齐放春满园”,这里的主旋律,不是指哪一朵或哪一类花,而是指春天,“百花齐放”合奏出的是春的主旋律。

  这里要说到部分研究者提的较多的文学创作中的歌颂和批判的倾向问题,这两种倾向可以有不同的价值选择,也可以有相同的价值选择。这就意味着歌颂性作品可以是主旋律作品,批判性作品也可以是主旋律作品。站在人民立场的批判性作品也可以是主旋律作品,而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的或虚情假意的歌颂性作品未必是主旋律作品。歌颂性和批判性是文学的写作倾向,并非主旋律作品的分界准则,主旋律可以有歌颂性主旋律作品,也可以有批判性主旋律作品。近来不断涌现的描写基层社会状况的“底层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带有鲜明的现实批判精神,在我看来,这些同样应是主旋律作品。判断是否主旋律的标尺应该是是否有利于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在建构核心价值过程中,我们需要肯定,正像人的成长需要营养品一样;但我们同时也需要批判,正像人有时生病会需要吃药一样。有些作家出于各种原因看不起歌颂性作品,这是个认识上的误区。颂歌写得好,同样可以入木三分、感天动地。现实生活中,体现我们的核心价值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北川县副县长兰辉,这些人物走进文学作品,就会形成富有魅力的艺术形象,展现中国精神,使我们的核心价值充满吸引力。面临灾难,难道不可以写颂歌吗?《泰坦尼克号》《2012》都是灾难片,但却都是对于崇高人性的礼赞。我国报道唐山大地震、北京非典、汶川大地震、雅安地震的那些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也都是直面灾难的赞歌。使人们在灾难中振作起来,看到希望,那些对优美人性、坚定意志、乐观态度的颂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批判性文艺作品,同样需要以主旋律的价值建构为重要遵循。鲁迅对于民众,无疑有着深刻的国民性批判(包括对形成这种国民性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批判),但其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更不是为了展览丑陋以引起蔑视和嗤笑,而是为了改造,为了“立人”,为了唤醒民众,启发民智,发挥民众力量来改造社会,开辟新路,创造历史,创造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新生活。同时,鲁迅对于人民大众的基本品质和根本精神又是充分肯定的,他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显然,这就要求文艺家不仅要有启蒙民众的睿智,更要有“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的勇气。既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气概,又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鲁迅为了“不主张消极”,“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而在他的另一篇小说《一件小事》中,则是通过自我批判来赞颂普通劳动者的美德。可见,鲁迅的批判里充满着肯定的力量,从其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对旧价值的解构,更有对新价值的建设。核心价值的消解不只是思想领域的问题,社会现实中的不良现象同样对消解核心价值有着很大的推动,有时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推动力量,这时,对这些不良现象的批判就是对核心价值的维护和构建,这样的文艺作品和正面肯定核心价值的歌颂性作品发挥着同样的功能,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说批判性文艺作品可以是主旋律作品的原因所在。

  马克思说过,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才产生出来的。所以,从某种意义或程度上说,文艺家想让读者成为什么样,就怎样创作;想在读者中塑造什么样的价值观,就在作品中进行怎样的价值选择。“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刘勰:《文心雕龙》)。用善来激发善念,用美来培育美感,正是文艺活动的重要旨归。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证,由于沉湎表现色情暴力的影视或文学作品,使一些青少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激励、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奋发进取、励志图强。“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用文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用主旋律构建核心价值,是我们这个多元、多样、多变的思想时代的基本要求。在价值选择上,我们当然不用去刻意回避困惑、迷茫和彷徨,但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清醒、明晰和坚定。

  (编辑:李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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