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江虹，生于1978年，贵州人。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选载或入选各类选本。曾获第五届贵州省文艺奖、第三届乌江文学奖等。著有长篇小说《向日葵》，中短篇小说《百鸟朝凤》等。

　　心灵的皈依  民俗的挽歌

　　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繁荣局面，新一代文学青年在国际化写作的背景下，探寻着属于本民族和个人化的写作方式，其中有传承、有创 新，有古典、有时尚。肖江虹是青年作家里的佼佼者，他虽置身偏远的农村，却孜孜探索着新的叙事风格。他的小说，满载着他对传统农村的眷念和记忆，用故事和 人物构筑着独具风貌的文学世界。

　　一块地域，几番情缘

　　小说是心灵的艺术，它对人类内心的焦灼、无奈、彷徨、困惑，以及随时间流衍所成长的大慈大悲、伦理忏悔进行着淋漓尽致的描绘。凡是优秀的作家， 都在尽全力地赋予小说独有的气象，这种气象不在于小说题材的宏大，不在于小说场面的铺陈，而在于小说思想的深邃度和穿透力。一部优秀的小说往往烙有史诗的 特性，对于史诗的理解和把握，不仅仅需要作家对小说繁复的结构、密集的人物进行精心的摆布，更需要作家对时代、民族、历史、人性等诸多元素进行灵魂深处的 审视。肖江虹的小说没有天风海雨、摧枯拉朽般的力道，也没有大爱大痛、气势如虹的悲喜场面，他似乎在有意回避这些常见的气势，同时又在着力营造一种独特的 氛围。他的小说随着安详诗性的文字慢慢展开，字里行间满含着从容雅致的韵味，这些温润绵柔的文字似乎经受过洪水的撞击，透露出历练后的韧性。

　　从《百鸟朝凤》到《蛊镇》，肖江虹始终致力于小说风貌的转变和突破，他希望在讲述故事的同时融入值得体味的民间风俗，借此彰显小说的特色。《百 鸟朝凤》探究了现代化挤压下的民族文化所面临的挑战，作为民间器乐的唢呐，有着独特而又优美的旋律，正是这婉转悠扬的曲调呼唤着内心深处的记忆。长期以 来，唢呐以口头教授的方式进行着传承，生性愚钝、文化程度不高的游天鸣却能深刻地领会父亲和师傅的良苦用心，用自己的生命呵护着这一濒临灭亡的民俗文化。 小说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让人们重新认识民俗文化的内在价值。较之《百鸟朝凤》，《蛊镇》尽可能地放慢讲故事的节奏，小说继承了沈从文的笔调，采用了久 违的艺术风格，清澈、诗意，不乏浪漫的情调。原始神秘的蛊，本是边地民众赖以生存的精神寄托，其中暗含着边地民众的愚昧。肖江虹将蛊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放 置在虚构的小说里，并将蛊师这一传奇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充分说明了原始媚俗的蛊其实正是一剂民间的药，用以毒攻毒的方式维系着农村的 人、情、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蛊师终将成为一抹渐行渐远的背影，他的退场意味着原始、淳朴、独特的地域正逐渐消逝，也预示着人的精神的缺失。肖江虹 的小说展现出一缕缕浅浅的色调，其中有暗淡、有悲情，有朴实、有善意。

　　湘黔作为一块彼此共融的地域，有着近乎一致的风情礼仪，半个多世纪以前，沈从文从一名“乡下人”的视角审视着故土的沦落和礼仪的丧失，他通过农 村与城市的对比，流露出内心深处对于原始简单的乡村的眷恋。沈从文认为战争和城市伦理的不断蔓延，致使田园诗意的湘西遭受着实质性的败落。肖江虹长期生活 在贵州的农村，对现时代农民生活了如指掌。毋庸置疑，他秉承着沈从文的遗风，满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叙述着新时期西南农村所面临的困惑和焦灼。

　　肖江虹的小说不仅具有特殊地域的艺术气质，而且善于冷静透辟地体察现时代农民的精神状态。他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拒绝用苦难叙事来表现农民 的人生遭遇，而是置身于民俗文化在现实社会遭受破坏的大环境里，关注人的存在。他将民俗文化引入小说，既避免了农村叙事的重复性，又表露出自身的文化认同 和人生态度。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人们更多地沉湎于消费社会里的真实人性和琐碎片段，展示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人所拥有的爱欲和伪饰，或许在这集体无意识的 文化状态里，更需要去发掘高尚的道德伦常，只有对人性的拔高，才能够更广泛地宣扬生命的价值，仰望人生的苍穹。

　　跨越困顿，滋养性灵

　　肖江虹笔下的故事大多发生在不为人知的领域，其中有生僻、有神秘、有苦痛、有暖意。《天堂口》通过对焚尸工细致入微的叙述，意在表现人的温情。 范成大面对着一具具死尸，依然表现出由衷的敬畏，他不仅仅是一名焚尸工，而且为政府运来的野尸剃头、穿衣，最终将他们整洁干净地送入天堂。人死如灯灭，性 格懦弱的范成大却在尽心料理着等待焚烧的死尸，他对死人的精心呵护，凸显了人性内在的善意，小说从另一个层面折射出现实社会的冷漠和罪恶。在这一冷一暖之 间，小说拓展了值得回味和思考的空间，对死尸关爱备至的焚尸工，却得不到旁人的理解，厌弃、敌对、排斥，无意中刺伤了他的心灵。《当大事》讲述了偏僻乡村 老人去世的故事，年轻人全都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老老少少，当地农村有个风俗，一旦家里的人去世，就要将自家的门板卸下来，将尸体放在门板上。但是，由于 门板的钉子生锈，数名老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卸下来，丧事中的一系列琐碎事情在老人的操办下充满了喜剧色彩，阅读时的幽默诙谐，让人忍俊不禁，掩卷之 余，也目睹着传统礼仪的沦丧。《家谱》描述了一个农村小孩对家谱中的秘密的发现过程，每逢农历七月十五，家家户户都要给逝去的先祖送上祭祀的纸钱，那个在 家谱中出现但却没有任何介绍的许正文，经过小孩多方查找终于得知真相，他是家族中的败类，不能在家谱中书写身世。小说透露出隐恶扬善的家谱文化特点，表明 了偏远农村注重教育后代的特殊功能。《喊魂》将城市中的“黑道人物”与乡村风俗结合起来，颇具张力，对“喊魂”这一仪式的深刻认识和出色描绘，让小说既有 现实的批判，更有着心灵深处的拷问。

　　文学被誉为人学，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往往留给人们别样的印记。小说人物不仅在小说故事里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而且随着小说时间的流衍，人物逐 渐成为小说精神的化身，人物可以看作小说的生命和符号。虽然每一个小说人物迟早都将淡出人们的阅读，但是人物的精神气质却难以退出人们的心灵。优秀的小说 总是在对人物的叙述中呼唤人性的善良和高贵，具有永久价值的小说人物往往交织在悲悯、挫败、真诚、信仰、忏悔的世界里。《百鸟朝凤》里的游天鸣、《蛊镇》 里的细崽、《当大事》里的老头、《天地玄黄》里的金卯卯，都有着特别的小说色彩，他们作为一个个底层小人物，正在对人类的存在进行着召唤，对人间生活和人 类命运进行着召唤。这些天真可爱的人物让小说充满了生机，带来了特别的惊奇，那里有诗性的忧郁、温柔的怜悯，也有开怀的胸襟、内心的观照，更有让人走向光 明的精神力量。

　　既然选择农民作为书写的对象，作家就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拓展农民的精神状况，体谅进城之前的农民和返乡农民工截然不同的心态和身份认同。张承 志的《黑骏马》展现了广阔无际的茫茫草原，小说中的“我”骑着黑骏马出草原和骑着黑骏马回草原，同一个人在两个不同时间段的心态却难以重叠。如今，城市与 农村的差异远比《黑骏马》的时代更明显，因此，对于农民心态变迁的考察也就愈发重要。肖江虹的小说始终扎根于偏僻的农村，朴实善良的农民以土地为皈依，物 质生活虽然贫困，但却有着良好的精神状态。他很少正面直指城市化进程的罪恶，而是旁敲侧击地从农民进城时的困苦和返乡后的遭遇来揭露城市的物欲，虽然只是 蜻蜓点水般的叙述，但却不乏回味和反思的空间。综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关于农村、农民题材的作品是最为丰富、最为深切的。近一个世纪以来，农村题材的小说 始终贯穿了两条线索：以鲁迅为代表的苦难模式和以赵树理为典范的喜剧色彩。就目前而言，带有苦难模式的农村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作品对现 实流露出强烈的批判精神。然而，这种锋芒毕露的现实批判往往让苦难叙事成了农村的苦难症候，农民的沉闷卑微处境似乎永无光亮之日。我认为，无限度的苦难叙 事虽然可以引发人们心灵的疼痛，但是这种疼痛更多的涂抹了悲悯和同情的色彩。中国农村匮乏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的苦难固然值得人们去悲悯和同情，但是无尽地书 写苦难却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农民本有的性格。苦难中有欢笑，悲辛中有甜美，在贫穷浅薄的农民身上，依然有星星点点的乐趣在支撑着他们对未来的向往。肖江虹 跳出了沉闷伤痛的叙事，他借用举重若轻的笔调去描绘苦难的酱缸，去发现那些在酱缸中翻腾的人类，去寻找他们乐观的精神和真诚的微笑，因此，他的小说从另一 个层面引发着人们对苦难的深思。

　　在数千年历史长河里，贵州并未遭遇过大灾大难，地势所限，交通闭塞、道路崎岖，当地民众祖祖辈辈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农村的文化简单淳朴。新文 化运动之后，蹇先艾作为早期的新文学作家，书写了一批关于贵州乡村的小说，对贵州的社会景观和山民性格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叙述。改革开放初期，何士光从时代 变革的层面剖析了农村小人物的内心情愫，讲述了农村里的日常生活矛盾，小说加入了乡土俚语，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学创作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新世纪以 后，肖江虹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深入基层，扎根农村，对当今全球化和城市化双重挤压下的民俗文化给予同情和守护，他更注重挖掘民俗民风的时代性，讲求艺术的 多元化，期待着质朴纯真的生态文化滋养人的心灵。

　　（实习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