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文坛涌现的“现代诗仙”
活跃于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徐志摩，他的文学创作，有对黑暗现实强烈的不满与评击，以及对贫苦下层人民的真挚同情；也有对人生存在意义的感伤叩问，以及对生命价值的迷惘追寻，但更多的时候，体现了一种纵情于山水之间的浪漫飘逸，一种超越于现实之上的审美创造。在新旧文学更替、各种意识形态交织的复杂的五四文坛，徐志摩以一个追求个性自由与解放的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形象出现，他把作品中对单纯理想的追寻作为反叛现实的另一种渠道。他是一个五四时代的维特，和有夫之妇陆小曼展开惊世骇俗的恋爱，冒世之大不韪争他恋爱的自由；他是五四时著名文学团体“新月派”无可争议的代表人物，才华横溢，佳作迭出，在短短的十年间（1921--1931），从一个文坛新秀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文坛重镇，以轻灵飘逸的独特风格开创了一代诗风；他是飞天的伊卡洛斯，总想在艺术的象牙塔的避难所中超越复杂的现实，直到舞尽人散，化鹤西去，轻轻地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他最终令人无限惋惜的早死的结局，预言似地兑现了他一直“想飞”的愿望，在“翅膀”的烈焰中重演了古希腊的原型神话——所有这一切，使徐志摩其人其诗，成为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文学现象，笼上了一层传奇色彩。其“逍遥游”似的人格理想，处处透露出凌波飞渡般浪漫洒脱的艺术境界，颇类李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誉其为“现代诗仙”。然而，“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王国维语），徐志摩特殊的才华与个性，在生前就引得众口难调。一方面是对其杰出艺术成就的肯定，一方面是对其“不合时宜”思想（主要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理想）的诘难与批判，死后更是招致了许多非议。特别是在激进的革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统治中国文坛的年代，在以政治法庭代替审美评价，以阶级标准作为唯一标尺的单一的文学评论模式中，对徐志摩思想的批判与否定，逐渐压倒了对其艺术成就肯定的一面。从而，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现代诗仙”，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法庭的审判与“流放”。
二、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审判与流放
最先对徐志摩进行政治审判的是发表于1929年的钱杏邨的《徐志摩先生的自画像》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钱杏邨颇有见识地指出：徐志摩由于沉迷于个人主义理想，以致梦醒后被现实击碎，不可避免地坠入徘徊失望的痛苦境地，从而产生了其诗歌中哀怨感伤的情调。但钱文从“作者的阶级规定作者的意识”这一政治标准为唯一取舍尺度，全面否定徐志摩诗歌中的审美取向，实在是偏激而武断的左倾式政治批判。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历来有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徘徊的人文传统，总想在救世济民、兴国安邦、建功立业的劳碌奔波之外，仍然拥有一份属于个人的隐逸的精神家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既在人生中积极进取，又在适当的时候回归内心，闲适自在，以天地胸怀来处理人间事务，外儒内道，进退自如，以期达到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然而这种收放自如的人生境界，往往会因为客观环境与历史境遇的恶劣而失去存在的可能，极难达到。在历史现实环境中，要么一往无前，舍生取义，甚至“杀身成仁”；要么退隐江湖，抽离是非的现场而明哲保身。于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内忧外患各种动荡不安接踵而至的历史环境中，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会选择后一条道路，在优美的大自然环境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高举远慕，在感情的审美寄托中忘却扰攘的黑暗现实。尽管，他们也不可能避开现实的搅扰，也会关怀现实中的苦难与叩问存在的意义，但更多的时候，是在与大自然的交流中物我两忘，主客同体。这样的例子，古代的如陶渊明、李白、王维，现代的如徐志摩。然而，这种隐逸的文学传统，在五四时也遭到了非议和批评。例如针对徐志摩《雪花的快乐》一诗中洒脱飘逸的“雪花”意象，钱文认为：“这种浪费的思想，这种超人间的渴望，这种幻梦一般的生活，我们是不要详加诠解就可以认识到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生活的表现！被压迫，被践踏，被损害的人们，是永远做不出这样的绮丽的梦的。”对于徐诗中渴望回归自然的思想，钱文认为：“不过是公子哥儿，闲来无事，在安逸生活之外想一逛青山绿水的愿望的扩大罢了！”钱文发表的背景，时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高潮期，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作家作品都要被从社会和政治的意义上分析和批判。钱文对徐诗的尖锐批判和全盘否定，自有其时代的必然性。但这种简单粗暴的政治式定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后起的某些评论。
在徐志摩逝世后，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评论文章是茅盾发表于1932年的一篇《徐志摩论》。“我觉得新诗人中间的志摩最可以注意。他是一个诗人，但是他的政治意识非常浓烈。”——围绕着这一点，茅盾得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评价其既是“中国布尔乔亚的开山”的同时又是中国“末代的诗人”，既肯定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又否定其资产阶级的思想局限，不能不说具有独到的见地。但这种评析是以政治意识先入为主的，带有牵强附会的特征。例如我们从茅盾作为示例剖析的诗句中，就体会不出那样明晰的政治意象。再例如茅盾从徐志摩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一诗作出分析，认为其徒有“圆熟的外形”，内容却是“淡到几乎没有”，是以技巧的成熟来作挽救内容的贫弱，这也是只强调诗的社会作用和思想意义，而忽略了艺术形式美本身具有的价值，表现了一种“深刻的偏激”。诗歌本身并不是现实内容的直接反映，而是经过作家审美心理改造过的内容，从而上升为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情感形式，只有这样，诗歌才具有超越时代与阶级的审美价值。《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一诗中那种回肠荡气的回环往复，对于一种凄迷傍徨的心绪的表达无疑是恰到好处的，“体现了一种新的诗美价值”。很显然，茅盾的论断，带有社会学批评方法运用中的简单化与功利化。
解放后的一些政治化的的文学教材，都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程度上对徐志摩的作品进行了“清算”。例如出版于1953年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他的诗章法整齐，音节铿锵，形式富于变化，但内容极空虚。他是新月派诗人的主脑，文艺倾向是很坏的。”这仍然是茅盾观念的延续。再如出版于1956年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以貌似完整的格律形式来粉饰和掩盖诗的空虚的内容，这就是徐志摩和‘新月派’人们努力提倡所谓‘格律诗’的真正原因。”认为这些具有迷人外表的恶毒的花朵，麻醉和消蚀青年们的战斗意志，是要人们做资产统治阶级的驯服奴隶。又如1957年11月，由巴人所写的《也谈徐志摩的诗》一文，指出“徐志摩是那样一种诗人：自我以外没有世界，生活的天地是很小的。因之，人也就像动物似的，性爱成为他惟一的灵感的泉源，这是谈不到什么个性解放的”，并挑出徐诗《西窗》中的一节进行分析，给徐扣上了一顶“痛恨无产阶级文学”、“痛恨那时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者”的政治帽子，并指斥徐志摩的诗许多不过是“文字游戏”，毫无艺术价值。这些文章发表的时期，正值大陆左倾文艺路线大肆施虐，政治标准垄断了一切学术研究领域的时期，如此对徐志摩的作品进行政治大批判加全盘彻底的否定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对徐志摩的负面评价做了一个大致的勾勒。不难看出，在那个以阶级分析和政治批判为标准的年代，取代审美评论的政治法庭成为人们对其作品价值进行评衡的唯一标尺，各种误读与污蔑，把徐志摩泼墨得面目全非。值得一提的是，对徐志摩其人其诗的攻击与否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点，一群红卫兵相信了徐志摩逝世时被其父亲安装金头的传言，掘开墓碑，结果大失所望——从作品遭到全盘否定到惨遭砸棺暴尸之劫，这其中，是以政治为一切评审标准而上升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时代的必然规律。当然，徐志摩只是一个个例。在文革中，惨遭迫害的文化名人不可计数。
三、非主流的自由主义思辨
长期以来，在政治作为唯一评衡标准的历史环境中，极容易以不公平或主观情感来抹杀和忽视一切理论论争中的合理成分和因素。站在今天的历史的清晰高度来看，就以徐志摩在他担任《晨报副刊》主编时主持的“苏俄仇友问题”系列争论以及其“欧游杂感”等文章透露出来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说，确实是有局限的。诚如穆木天曾在《徐志摩论》中所指出的：“他的理想政治是英国的政治，是希腊的政治。他所理想的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在《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之中，他说：‘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唯其自由而不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如大陆诸国）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虽则不为天下先，而则没有化石性的僵。’然而，英国对于殖民地的剥削与压迫，希腊的奴隶社会，他一概不提。”但徐志摩所以要发动“苏俄仇友问题”讨论，是出于他自己的一种预感：中苏之间“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后来的历史事实完全印证了诗人这“责任伦理”的表述。还有，他分析指出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局限性，也是值得重视，需要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而不能一笔加以抹杀的。如在《列宁忌日·谈革命》一文中，他说：
“阶级，马克思说，是人类有史以来到处看得见的现象；阶级，按他说，往往分成压迫的与被压迫的两种，这两种永远是在一种战争的状态，有形或是无形。在近代工业主义的社会里，马氏说，阶级化的痕迹更分明，它那进程更急促，它那战争更剧烈。他预言劳工阶级对抗资本阶级最后的胜利；为要促成这革命，先得造成劳工阶级的‘自我意识’，这意识便是劳工革命基本的力量。”
进一步，他质疑说：
“我个人是怀疑马克思阶级说的绝对性的。两边军队打仗的前提是他们各家壁垒的分清；阶级战争也得有这个前提。马克思的革命论的前提是一个纯粹工业主义化的社会，这也就是说社会上只有劳工与资本的区别，两边的厉害是冲突的，态度是决斗的。他预言中等阶级的消灭，这未来工业社会的战场上只有一边是劳工，一边是资本；等到壕沟设备齐全后劳工这边就可以向资本那边下总攻击令——最后的胜利，他更侧重的预言，当然是劳工的。但至少就近百年看（以后我们不知道），就在马克思时代最工业化的国家，他的预言——资本集中，中等阶级消灭，并不曾灵验。不，资本集中自集中，散放自散放，并且中等阶级的势力，政治的，社会的，甚至道德的，不但不曾消灭，并且更巩固了。唯一实现了革命的地方是俄国，那是在近代强国中工业化程度最浅的一国。俄国的另一个特征是它没有中等阶级（波淇洼），这实在是它革命得势的消息。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这没有中产阶级的事实，当然是重要原因的一个。所以俄国革命虽然有了相当的成功，但不能说是马克思学说所推定的革命；因为俄国的阶级分野不是工业化的结果，不是纯粹经济性的阶级。”
——在徐志摩看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没有中产阶级”，它并不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工业化强国中实行开来，从而带有偶然的因素。这点是对是错，姑且不论，但从今天的历史进程看来，不管未来世界局势如何变化，当今资本主义却已经实现了全球化的潮流，徐志摩分析的因素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内在的客观因素。他对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质疑与思考，体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思想潮流面前所保持的冷静的人文思考。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其绝对的正确性，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年代里，一直笼罩着政治的强光而不容质疑。直到这种理论在中国被教条化和片面理解而导致一场旷世灾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十年文革动乱，人们方才警觉。近年来，著名学者李泽厚就曾指出：
“不能否认包括中国社会在内的当前世界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关键在于不能以革命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解决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唯一或主要手段。此外，以阶级斗争来概括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世界历史，也是偏颇，片面的。”
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则进一步引申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称赞资产阶级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奇迹，对其伟大的历史功勋作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当下的全球化潮流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天才预言。但是，宣言的第一节的第一句实质性的话却不是真理，他说：‘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强调阶级斗争贯穿整个历史过程并构成历史的主要内容。这一基本思想是值得商讨的。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宏观性质的生产关系的大改变，如从奴隶制变成封建制，从封建制变成资本主义制度，数千年中仅有几次，其中剧烈的阶级搏斗只是历史的瞬间，而更重要的微观性质的生产关系的改变则连绵不断。这些连绵不断的改良变革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轮廓。而微观性质的生产关系的改变，都不是以暴力革命为主要方式。因为生产关系不只是所有制，它还包括许许多多人在生产活动中所结成的各种非常具体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调节、改善、组织，是最麻烦的人类的基本工作，这不是‘火与剑’能解决的。过去中国以为‘革命万能’，以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为‘所有制’改变之后则一切都迎刃而解，但100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想法太简单了。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除了制度问题（所有制）之外，还有一个文化问题，即大文化观念、大思维方式的问题，如果大家都活在‘阶级斗争万能’的文化观念中，再好的制度也没有用。值得庆幸的是，我国已走出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走上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道路，这是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有了这一大转折，才有中国今天的活力、生机和蒸蒸日上。”（刘再复：《双向思维与大时代的基调》）
——尽管徐志摩的分析不可能如上述两位学者这样深邃透彻，但与他们思辨的方向却在世纪的两端有惊人的相似，不谋而合，这，不能不让人惊讶于诗人犀利的超前意识。徐志摩曾认为解决劳资矛盾只好是强调施行劳工保护法----由于不触动制度，放在当时，就曾被鲁迅批判为统治者的“帮闲”，但抛开先入为主的批判意识而实事求是地讲，徐志摩的见解却具有超前的合理性。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曾宣布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结局，但时至今日，资本主义依然持续引领着世界潮流，这是什么原因？原因正是因为马克思逝世后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通过民主与法治的健全保障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也控制了腐败，从而挽救了资本主义。而具有警醒意味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渗透下孕育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却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没有遏制腐败而率先解体。所以，如果说在当年特定的历史环境里，鲁迅先生基于打破一个旧世界的激进意识，对给予当时社会以任何点滴改良建议的文人斥之以帮闲的喝骂尚且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新时期，尤其在今天，再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徐志摩等人为当时政局的“帮闲文人”就显得偏颇而不够公正客观了。再例如徐志摩否认当时中国革命的合理性，认为不过是“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假设了一个革命的背景，在幻想中想设了一个革命的姿态，在幻想中想望一个永远不可能的境界。这是迂执，这是书呆。”这种观念显然是肤浅和隔膜的，正如同时期陈毅曾在《答徐志摩先生》一文中所严厉驳斥的那样：
“瞎眼不顾事实，悬想一种应该怎么办的姿态来否认由经验而得来的革命教训。列宁主义是什么，不过是一部能最后解放工农阶级的理论与策略，只要有了一个工人一个农人，假若他是有生存在世界上的权利，他当然应该起来图自己生活的改进，一个如此，十人百人千人万人都如此。他们当应该联合起来干他们自己的事。我们的工作不过是促他们觉醒而已。这种工作自然是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先生们所反对。徐先生所代表的机关《晨报》当然会要不赞成。但是我更要吓你一跳，国民党本年度的工作计划特别注重工农运动，眼见拥有五十万党员的革命政党走向民间了，徐先生你怎么办呢？快造一段新闻来抵制罢！可怜的人！坐在资产阶级的坟墓上，坏了你一世的聪明！”
的确，徐志摩从小就生活在富裕的家庭，涉世之初便留学英美，接受的是西方的文艺复兴的观念，他的脐带连接着中国上层社会的胚胎，与中国底层的广大现实相脱节，成了他先天性的缺陷。他对中国当时的苦难现实缺乏深度的了解与考察，没有意识到中国当时社会的主体，仍是数千年来以农耕为主的传统封建体制的延续，广大农民一直挣扎在黑暗的社会最底层，饱受着地主与资本家的残酷压榨和剥削。他一味执著追求着西方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与性灵自由，在当时动荡的年代里却没有适宜生长的土壤——这正是他个性悲剧乃至整个人生悲剧形成的真正原因（换个角度说，也是当时不能容纳个性主义和理想主义者的社会造成的悲剧）。陈毅的批判确实尖锐得可以一针见血。但徐志摩警惕地指出过在一种“主义”的皈依下强制推行的“党化教育”会压制个人“思想的自由”，会造成专制下的“血腥”，却又是不应忽视的。他说：
“有观察力的人到过俄国的，都觉得俄国的新政治是一种新宗教；不论他们在事实上怎样的排斥宗教，他们的政治，包括目的与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纪的教会性的。当然在共产主义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纪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徐志摩强调指出，和这种政治配套的教育，亦即党化教育或主义教育，只是“‘划一人生观’的训练，说什么教育。”“是只能在一党完全专制下才有实现的可能，它有几个前提是不容你辩难，不容你疑问的；天主教的上帝与圣母，共产主义的阶级说；你没有选择的权利，你只能依，不能异。”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徐志摩进一步分析指出：“在思想不完全贴伏的时候，党的政治即不易见效，党的根基即不易巩固；换句话说，除了你‘宗教化’你的党的目标（绝对的信服，不怀疑教主或教义），武力化你的党的手段，你就不能期望苏俄革命的效果：一件事是绝对的，压住了思想的自由性。”
——不管徐志摩是如何出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而无法接受苏俄式以人血为祭献的暴力革命模式的主观情结，或者是出于自身的“阶级局限”，他这样出于对“一党完全专制”的警惕却是具有深刻的前瞻性。且不说奉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在北伐战争后就开始推行苏俄性质的党化教育，从而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压制了人民的思想自由的历史事实，即使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旗号，旨在“为广大的贫苦阶级人们谋根本幸福”的中国共产党革命，也不幸地兑现了徐志摩的“预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武装革命和军事斗争的战争环境中，曾创造了一整套完整系统的组织体制与纪律法规，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要求党的绝对集权和对党的全面服从，最终归宿于思想上的绝对统一，这一方面有力地保证了革命在1949年的最终胜利，但同时也铺成了革命胜利后与传统专制王权相衔接的“圣王政治”（李泽厚语）。这种改造思想（灵魂深处闹革命）、舆论一律、心灵专政的“圣王政治”的效率发扬到顶点，是十年“文革浩劫”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内因。曾几何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但规范着人民的政治思想、日常行为，也渗透进了一切领域，包括文艺创作的领域。作家们按照一个固定好的框架去写作成了一个不容抗拒的义务，作家的作品，成了政治的留声机与传话筒，千篇一律的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歌和乐观主义故事造就了千部共出一腔的单调乏味，文学艺术的生命遭到了毁灭。这当然只是一个方面。就是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主的现代社会，如何在维护个人权益和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民主，仍然是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难题。——联系这些后来的历史史实来看，我们不能不感叹，徐志摩为何能超出一个单纯诗人的范畴，在那个年代里，作出激浊扬清、经得起后人反刍的精彩发言？而这些，都是徐志摩在风花雪月的表面长期被人们忽视的一面。
然而，一切个性的自由与个体的独立思考，相比于那时为了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为前提的时代革命主旋律而言，都显得渺小而不切实际。在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在悲剧中前行的沉疴，裹挟着可能会存在的片面偏执的潮流不可阻挡地前进。徐志摩的这类微弱的呼声，尽管闪烁出自由思辨的理性火花，却注定不主流，被当时“救亡压倒启蒙”的紧迫情势所抛弃，也被激进的革命主义所排斥并视为“反动”。直到革命取得胜利，救亡与革命的主题基本已成为过去，各种封建思想观念（主要是未经过资本社会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洗礼的封建传统统治思想和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借助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衣装，在反对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旗帜下，在文化大革命中得以疯狂复辟的惨痛的历史教训，才使人们有了深切的认识。曾被救亡与革命的迫切情势所压倒和中断的“五四”思想解放的启蒙传统，被人们空前的怀念，也被中国的思想界反省和重提。“五四”提倡的个人主义与思想自由被重新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抱有资产阶级民主理想的知识分子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中对封建传统的否定，以及他们曾在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所起的启蒙功勋，重新得到了积极的评价。过去那种以政治和阶级对作家的文学作品进行评审的简单粗暴的单一模式，逐渐被人们反思和省悟。徐志摩那种在个性解放与性灵自由的追求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空灵飘逸的文学作品，在新时期作为对文革中概念化与公式化写作的一种有力的反拨出现了。尽管仍会有批判，但在经历了文化沙漠的人们内心里，对于那样唯美逸丽的文字，谁不真心地喜爱和赞赏？——新时期对于徐志摩的重视和研究工作，就是在这种历史文化的背景下，重新纳入了当代文学评论的思潮。[NextPage]
四、新时期的拨乱反正
首先为徐志摩翻案正名的是卞之琳发表于1979年的《徐志摩诗重读志感》一文。卞之琳勇敢地突破过去以政治为尺度的评审模式，实事求是地道出了他的心声：“做人第一，做诗第二。诗成以后，却只能就诗论诗，不应以人论诗。诗以人传，历来也有这种情况。但是作为文学现象，作为艺术产品，诗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在历史的长河里，载浮载沉，就终于由不得人为的遥控”，从这个基点出发，卞之琳不但肯定了徐志摩诗歌在新诗发展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女神》是中国诗史上真正打开一个新局面的，在稍后出版的《志摩的诗》接着巩固了新阵地”，指出了他诗中三条积极的思想主线：“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而且第一次为过去徐志摩被世人诟病的一句诗进行了辩诬：“‘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可是从本诗上下文看来就还不能说是针对哪一种‘主义’（即过去被人揣测的‘马克思主义’，笔者注）。——这无疑是徐志摩评论史上的一声春雷，打开了过去一片否定与禁锢的缺口，具有鲜明的拨乱反正的意义。
沿着这一思路，继后发表的陆耀东的《评徐志摩的诗》一文，通过对徐诗大量代表性的作品的具体分析，从审美价值的角度，称赞了其语言生动活泼，意境清新灵动，富有音乐美等艺术优长，也较充分地肯定了徐诗的爱国主义思想倾向和张扬个性自由、歌颂追求纯真美好爱情所具有的反封建积极意义，以及对黑暗社会现实不满，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情怀。
虽然此时对其评论仍存有争议，但过去那种在左倾文艺路线垄断下的恶劣模式已经终止。例如1980年在包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首届年会上，对徐志摩其人其诗的评价成了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虽然这次会议产生的激烈争执并没有取得一致，而是出现了肯定、否定、折衷三种意见，但学术研究中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群言谈局面已然形成。对徐志摩的研究，随着文学观念的更新与理论框架的调整，正不断在正本清源中走向客观和公正。例如80年代中由钱理群等人合著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中的中肯分析：“他热烈地追求爱、自由与美，在英国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婴儿’在中国必然出世的‘盼望’中，感到‘沉酣的快感’。这固然典型地反映了尚处于上升时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情绪，与‘五四’特有的进取精神也是多少合拍的；这种蓬勃向上的时代感与徐志摩活泼好动、潇洒空灵的个性以及不受牵绊的才华和谐地统一，都形成了徐志摩诗特有的飞动飘逸的艺术风格，如朱自清所说，‘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还高度肯定了其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徐志摩的诗里经常出现令人惊叹的神来之笔，飞跃出除他之外，别人不能创造的，只能称为徐志摩的意象，例如那只‘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的黄鹂，那匹‘冲入黑茫茫的荒野’的‘拐腿的瞎马’，那‘恼着我的梦魂’的落叶，那刚‘显现’却又‘不见了’的彩虹，那‘不可摇撼的神奇，不容注视的庄严’的五老峰，那‘半夜深巷’的琵琶······徐志摩正是用这些显示活跃的创造力的新的意象，丰富了新诗的艺术世界。”“徐志摩总是在不拘一格的不断试验、创造中追求美的内容与美的形式的统一，以其美的艺术珍品提高着读者的审美力：徐志摩在新诗史上的独特贡献正在于此。”赵遐秋在1989年出版的《徐志摩传》也指出：“徐志摩在一连串的重大政治问题上，都明确地表示站在人民一边，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封建主义秩序和军阀的残暴统治，他的诗文真实地记录反映了这种积极明朗的思想情感。但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立场，又使他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深感怀疑和不满，诗文中也有相应的表现”。应该说，这些分析都是较为公允的。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那种简单化地以《秋虫》、《西窗》这两首诗为证据以偏概全地给徐政治定性，判为反动诗人的观点已被绝大多数人所抛弃。具体针对这两首诗，也有了更客观公正的辨析与钩沉勘谬。有论者指出这只是思想认识问题而非政治立场问题，是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降临中国时所体现的一种怀疑与诘问，并非别有用心的恶毒攻击。徐志摩作为一个具有单纯信仰的纯真诗人，从追求个人自由的人生立场出发，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可能以反人性的巨大血污为代价所造成的后果深深忧虑并产生怀疑的心态，代表了那个时代一部分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徐志摩的身上曾体现了一种对革命的肯定与否定的前后矛盾。他曾赞扬苏联革命：“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着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但在游历俄国后，流血的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产生了怀疑。在题为《欧游漫录》的一组游记散文中，记录下了当时他到达革命的圣地--莫斯科的所闻所感：“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班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与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冻的莫斯科河，你流着”；“俄国的文化是荡尽的了，现在就靠流在外国的一群人，诗人，美术家等等，勉力来代表斯拉夫的精神”；“莫斯科人的神情更是分明的忧郁，惨淡，见面时不露笑容，谈话时少有精神，仿佛他们的心上都压着一个重物似的”；“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这些话曾长期被引用来证明徐志摩的反共立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却并不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仇恨对立，而更多地体现了一个单纯诗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人类自相残杀与死亡所产生的一种巨大的悲悯。——不如此理解，我们就无法解释徐志摩对革命前后如此矛盾的心态。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徐志摩曾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纪念在三一八事件中牺牲的十三岁的小学生的梅花诗：“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而鲜艳的红梅，却是“十三龄童的热血”——称赞革命是同情，正如谴责暴力革命所产生的流血冲突也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徐志摩曾在其小说《珰女士》中借女主人公之口说过的一句话：“什么时代的推移，什么维新，什么革命，只是愚蠢的人类在那里用自己骨肉堆造纪念死的胜利的高塔，这塔，高顶着云天，它那全身飞满的不是金，不是银，是人类自身的鲜血，尤其是无辜的鲜艳的碧血！”这与古代李白曾哀叹过的“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何其相似！诗人对待现实中的流血冲突，其心情比一般人来得复杂。对于现实中的流血冲突，他会以整个心灵加以拒绝。徐志摩之所以成为徐志摩，在于他首先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革命家，对于流血的现实，他不可能无动于衷，不可能不锥心泣血地痛心疾首。他不可能像陈毅那样，从铁与血的革命生涯中一路杀出，昂首成为共和国的元帅。也许一个单纯的诗人生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就注定了他身上某种解不开的二律背反的悲剧性色彩。这些在忠实反映其内心意识的作品中得以体现，从而化作了“花尽开着可结不成果|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的抱怨。他言辞少见激烈地驳斥无产阶级的“文学先生们”在革命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不顾造成流血冲突的现实而在那里“借用普罗塔里亚的瓢匙在彼此请呀请呀的舀着喝”，“青年们的血，尤其滚沸过的心血，是可口的”，他甚至把这种暴力革命所产生的残暴后果与历史上“朱温张献忠”相比。但这些仍然不是攻击马克思主义，而是怀疑和不理解。他的这种怀疑和不满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例如闻一多就曾说过：“单是嚷嚷着替别人的痛苦不平，或怂恿别人自己去不平，那至少往往是一种‘热气’，一种浪漫的姿式，一种英雄气概的表演……”（《闻一多：〈烙印〉序》），茅盾等人也曾表示过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不理解和对其缺点的挑剔。理解了这些，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我们就不难理解徐志摩的怀疑和苦闷，就不会对其不合时宜的“自由思想”过分地苛求而抱有偏见，更不应再对其贴上“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等政治标签而加以粗暴的鞭挞。当然，在那个充满血与火的严酷斗争的年代，徐志摩的上述思想，不可避免地要被联系上其“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和“资产阶级民主理想”而加以批判和摈弃。
近年来，有论者联系《秋虫》一诗的时代背景、全诗的艺术形象整体所形成的思想倾向以及诗人同期的思想言论，分析认为不但不是对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攻击，相反，是针对当时反动军阀的法西斯统治而发的。其理由根据是《秋虫》与徐志摩同时期的散文《秋》一文中所讲的“主义”的含义是一致的：“正因为这时代从思想起，什么事情都颠倒了，混乱了，所以才会发生这普遍的烦闷病，所以才有问题。”“这变态的现象表现在思想上就是种种荒谬的主义离奇的主张……他们实行的，不论明的暗的，直接间接都是一种恐怖主义”，所以认为“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一句中的“主义”，实际上指的是窃取并利用了曾经是革命旗帜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但问题是，这样的诗句出自曾对马克思主义持有怀疑的徐志摩之口，便会被人很自然地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否定了。
五、可以纪念，应该纪念
“他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象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要知道，不是每一个写诗的人都能获得这般宠遇的。也许一个诗人生前就寂寥，也许一个诗人死后就被忘却。历史有时显得十分冷酷。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谈论的人们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谢冕：《徐志摩名作欣赏·序》）”——回眸近一个世纪以来对徐志摩的各种评议，恰似经历了一场缤纷的花雨的洗礼。徐志摩杰出的艺术成就与他驳杂的思想杂糅，使他成了现代文学史上最具争议的诗人。在新的时期，这位曾被“政治法庭”审判得千疮百孔和遭受流放命运的“现代诗仙”，在人们理性的观照里，重又焕发出琳琅满目的精品气质。作为一个崭新热门的文学研究课题，徐志摩的研究方兴未艾，各种探析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这些研究文章，既不是离开了历史具体语境与环境后对诗人形象的凭空的拔高，避免矫冤过正，也不是重回到阶级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中，重复对诗人曾有过的内心独白与单纯理想进行简单的肢解与粗暴鞭挞，而是对其实事求是地考量与观察，重视在新的人文语境下对诗人思想内涵进行重新认识和发掘，探索诗人在特定年代里单纯信仰背后的迷惘和苦闷，解读出一个真实的徐志摩。——也正如本文。
在新时期所有关于徐志摩的评论中，我以为，赵遐秋写于《徐志摩传·序》中的一段话不偏不倚，最为客观公正：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伤时忧国。要是处在一个变动的时代，他们还会忧心如焚，大声疾呼，以致四处奔走，为救国救民而寻求真理，以图服务社会，报效国家，振兴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的而又多灾多难的民族。徐志摩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只可惜，他没有找到真理，甚至还认错了方向。不过，要是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就像我们纪念中国近代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一批又一批的并非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仁人志士一样，那位曾经天真地幻想过、纯情地宣扬过并且执著地追求过的徐志摩，也是可以纪念的，应该纪念的。
中国的新文学史，和全民族的文化一样，在近一个世纪的动荡生活中发生和发展，是经过了一代又一代有头脑、有才华、肯实践、有成就的作家们不断探索，努力建树，而蔚为大观的。徐志摩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只可惜，他的探索突然终止，建树还远未到头，一挥手，他就乘风飞去了。而且，他在探索中或许还有偏差，他的建树也许并不卓著。不过，要是我们真有胆识和气魄，也不乏学者的风度和气量，能把中国的新文学史看作是由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共同创造的，共同书写的，那么，就像纪念鲁迅、郭沫若、茅盾，或者纪念别的众多的文学家一样，才华横溢、诗思过人、文笔洒脱的徐志摩也是可以纪念的，应该纪念的。”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不拨开历史遮眼的浮云，重新解读一番诗人的真实面目，也许我们就不能够真正明白：当年夕阳下挥手作别西天云彩的诗人，在他轻轻地挥手间，为什么总具有那样永恒动人的魅力？
（实习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