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年初，中国作家阎连科进入了2013曼布克国际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最终决选名单，阎连科对获得提名表现得颇为谦逊，在之后的一个采访中说：“你的写作不会因为拿奖就显得特别有价值，而不拿奖就没有价值。”英国曼布克国际奖是对只颁发给英语小说创作者的“布克奖”的补充，入围作家不限使用英语创作，奖项是颁发给作家而非针对具体作品。阎连科科是第三位入围曼布克国际奖的中国作家。2011年中国作家苏童和王安忆获得提名，但最终未能获奖。
布克奖行政官员菲亚梅塔·罗科(Fiammetta Rocco)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2013年的评选结果展示出评委们更青睐现代主义写作而非传统叙事。阎连科作品具有强烈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或者用他自己的术语叫“神实主义”，这和后现代主义的玩世不恭却大不相同。
那是个怎样的世界呢？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陈晓明这样评论阎连科：“本土的田园牧歌之后，不再是乡土叙事的残羹剩汤，而是在乡土中国的墓地上，奇媚的后现代鬼火。”
在中篇小说《耙耧天歌》中，阎连科笔下的耙耧山区是让人目瞪口呆的末日场景，荒山野岭孤苦无依与世隔绝，奇则奇，媚则未必。鬼火，是有的。尤四婆的男人尤石头明明已经死了，却紧跟着老婆，一会会坐在尤四婆后面，说：“这男人你不知道他是谁？他是对面村里的一头驴。”一会会又缩在床前，从窗透进的夜光照耀着他魂魄的身体，如被日光曝晒后的蚯蚓。
在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普罗登肖·阿基拉尔因为斗鸡纠纷被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用消灭这地区老虎时的准确性一枪捅破了喉咙，这位仁兄虽然糊里糊涂丢了性命，可是却能以鬼魂的方式出场，时刻刺激杀人者的神经。显然，阎连科写作上受到马尔克斯的直接影响，那是一片多少有些鬼气的中国山村。鬼气，不仅体现在死人身上，活人，也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总而言之：不太正常。阎连科用一种最简单有效的逻辑方式就这种不正常变得顺理成章：让他们染上各种各样的疾病！
他笔下，中国人的疾病有n种表现方式：长篇小说《受活》中的“受活村”，生活着上百个聋、哑、盲、瘸的残疾人；《日光流年》中，病的名字叫喉堵症，因为喉堵症，人们一律活不过四十岁；《耙耧天歌》里尤四婆有四个傻妞呆儿，个个目光生硬，嘴歪眼斜，原因是尤四婆的爹有羊角风，属于隔代遗传。2011年，电影导演顾长卫则将阎连科的以艾滋病为主要线索的《丁庄梦》改编成电影《最爱》。就是在中篇小说《年月日》中跟随先爷的那条狗，也是条盲狗，瞎了。看来，不仅人要在阎连科的小说这儿经受疾病的折磨，即便是条狗，也无法逃脱疾病之鞭的惩罚……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一文中开宗明义：“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这重麻烦的公民身份是人人无法摆脱的宿命，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患有严重的哮喘和神经衰弱，捷克作家卡夫卡则有严重的人际交往障碍，这两种疾病决定了两位现代主义鼻祖的写作方式：一个用疾病换取母亲的关切并事无巨细地保存他的记忆，另一个呢？面对父亲，仿佛面对判决；面对爱人，是无法痛下决心的犹豫不决，乃至终身未娶，空留下情书两册。疾病，从一开始，就侵入了现代文学乃至现代人生理和心理的最深处，无法治愈，无法逃避。
尽管在写作风格上，阎连科和卡夫卡、普鲁斯特差别很大，但在内在精神脉络上却藕断丝连。他让疾病如瘟疫的风暴席卷乡村，以浓墨重彩，绘就现代农村的病态图景，算不算时代的寓言？
在阎连科之前，中国作家对于乡土，总有一种难舍的情结。相对于现代都市钢筋丛林的冷酷无情，我们似乎总在追忆农业时代田园的恬静与美好，这算不算一种乌托邦式的一厢情愿？在苛捐杂税战火频乃至地主老财淡出人们的视线之后，阎连科让乡土继续苦难。
阎连科笔下的疾病与土地的命运多舛似乎有某种对应同构关系。小说《年月日》中，主人公们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小说《受活》中受活村“绝术团”巡回演出赚来的钱，居然是要去遥远的俄罗斯把列宁的遗体买回来，并在魂魄山上建起了一座“列宁纪念堂”。身体的残疾，似乎只是精神残疾的一种外部表现。阎连科用他如锋刃般锐利的文字描绘一个个有病的村庄，组成一个有病的时代，有病，成了一种阎式常态。
在另一位中国小说家马原的《虚构》中，麻风病在中世纪摧枯拉朽令人不寒而栗的可怕威力，被马原形式上的花招消解了不少；而阎连科恰恰相反，他不遗余力地强化这种疾病的存在感，从而令读者强烈地感受到土地与人共同的困境。就像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疯癫的症状经过鲁迅的夸大，似乎真有振聋发聩的效应，“救救孩子”的世纪之声如果由一个正常人的口中说出，好像怎么都没有疑神疑鬼的狂人来得有力。
在同样描写疾病的小说《鼠疫》(La Peste)结尾，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写下这样的句子：“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谁都知道，艾滋病是现代瘟疫，那么我们能否将阎连科的《丁庄梦》视作中国的《鼠疫》？阎连科也在警告“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一次教训”，同时他还要面对的，是现代化冲击下传统田园社会的分崩离析。在古典时代，你能想象那些淳朴的河南农民卖血为生吗？《丁庄梦》中那些身患艾滋无人诉说内心悲苦的人们，他们的心声，谁在倾听，谁在感受？现在，他们背井离乡，家园，存在于他们的梦中，变得越来越虚幻，可是都市，又如此无情，给予他们三等公民的社会待遇，那温暖的田园故土还回得去吗？回不去的话，我们该如何诉说，这片越来越像梦的精神家园？
通过一种中西结合疗效好的“神实主义”，阎连科在读者的心中激起层层感情的涟漪——受死，已不可怕，可怕的是受活，在活着时感受真切入骨的痛苦。毫无疑问，这样的“疾病众生相”同时也是这个时代的缩影，以一种痛苦扭曲的方式反映着你我——在镜中，那张可笑可悲的脸。
（编辑：野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