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对专业的爱与浸润需要抵达到什么程度，才会导致他为另外语种的作家撰写评传和发表多次主题演讲？我说的是《福楼拜评传》的作者李健吾，和《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六次演讲》的作者安德烈·纪德；一个顶级诗人，需要有对诗歌多么痴狂的迷恋，才会数年如一日地对同时代同行的佳作，进行着无微不至的勾沉，我说的是《世纪诗典》、《新世纪诗典》的编选者伊沙。

　　“有关寻找当代中国的诗神”的鼓噪，自从24年前，由“海子自杀”开始的一系列诗坛死人事件，以及从“汪国真竞争诺贝尔文学奖”到“梨花教”、“南京庸诗帮”、“羊羔体”等一系列人为的恶搞诗歌闹剧，从媒体和不明就里的看热闹者开始，一直喧嚣至今。每一次这些不满无不以哭喊当代诗歌没有给他们提供娱乐大片式的“真善美”开始，到号丧之后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善意意见为止。媒体和公众对于“诗歌究竟应该是个怎样的艺术”，其期望值仍然停留在历史上颇为知名的“小靳庄赛诗”和《天安门诗抄》的水平。很难说这些期望缺乏热爱与真诚，但也很难说这些期望是合理的——人们不是要求诗人去做分行文字里的包青天，就是要求诗人再去表演一下现代汉语版的“李清照模仿秀”（任何层面的美学复制都是文学发展的大敌）。在这片土地上，许多读者还未学会放弃“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人”这一粗暴的独裁式思维。

　　把诗歌仅仅当作一种工具和手段，这大约是“五·四”以来国人对诗歌所做出的最大误读。这一误读的源头上限可以追溯到封建时代的“文以载道”，下限则是“才艺展示”（一种高尚阶层在调情或仕途失意情况下所用以宣泄的文字游戏）。把“诗歌”视作工具，而非拥有独立存在和生长周期、规律的“艺术”——当代诗歌所有令人们愤怒、不解以至敬而远之的效果，无不肇始于作者与读者在上述方面的认识差异，以及部分作者在新理念下驾御文字的失度。

　　“诗歌一直在它该在的地方”。这是半年前我在参加一个文学刊物的讨论时写下的。这一论断，伴随着《新世纪诗典》的出版，和它的编选者伊沙以每天一首的速度，在微博上的举荐与评点，再次得到了证实。汉语的诗歌作者，在过去的十年间一直没有停下手中的键盘和笔，一直没有停下探索。在大量国营和民营的“诗会混混”喧嚣之下，你很难想像会遇见像图雅的《母亲在我腹中》这般极致的佳作就诞生在我们身边，而她的身后，则是君儿、宇向、琳子、丁燕、湘莲子以及更年轻的发小寻、璇覆、宋雨等组成的女诗人阵容，这些名字有不少在几年前还只是为小范围的同行所知，但现在，她们和那些更早闻名的女同胞一起，构筑起了现代诗锐利的一半天地。

　　还有那些过去几年、活跃在民刊和网络的男性作者：东岳、王有尾、康妈……比他们更年轻的西毒何殇、余毒、李异……更年长的“老江湖”还非、唐突、百定安……在《新世纪诗典》中，诗坛所有被公认为实力派的名家都在，但真正的新奇却是来自于这一波又一波的“新人”。在这个“恐怖分子落网……美国金融灾变……邻国频繁更换首相……隔壁加油站跌完再涨”的时代，每天都有人在用汉语摸索着写出好诗的路径；每天都有一个叫伊沙的“诗疯子”去打捞它们、并为它们写下心语式的点评，在午夜准点进行微博发布；而每个午夜，都有另一些同样痴狂的作者和读者面对着电脑和手机，为这些文字激动和愤怒。

　　伊沙就是以如此异样的方式，巡游着我们这个新技术时代。在熏风或寒风中踱过每个人的头顶……岁月去了，诗章铸成。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