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中国家庭婚姻小说第一人”之誉的著名作家王海鸰，继《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成长》后，又推出新作《新恋爱时代》。谈到这部小说写作的体会和感受时，她坦言：创作这本小说花了7个月，这和她自己写一部30集的电视剧用的时间差不多，但是“这本书卖得再好，也不见得有写一集电视剧的钱多”，不过，“小说更能充分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用文学的方式传递内心的真实感受，带来更多的愉悦感。我现在是一年时间写剧本，一年时间写小说，写剧本带来了名和利，写小说传递了我的想法。人做喜欢做的事，是要有一点经济基础的，我的方法就是靠剧本挣来的钱买自己内心的宁静，因为写小说需要心无旁骛。”

　　由王海鸰写作的文化模式，我自然地想到前两年曾引起普遍争议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作家写剧本是出卖自己”的这个看法。在他看来，剧本不是文学，是垃圾，因为创作剧本限制了作家的发挥，因为作家在剧本中表达的根本就不是自己的意愿，中国很多作家一陷入剧本创作便丧失了对文学的崇敬之情、丧失了作家最起码的尊严。然而，就普遍穷困的作家而言，创作剧本无疑给自己带来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对此，他可以理解，但决不赞成，“生活确实是一个障碍，但为什么不在上午写他自己真正要写的作品，下午、晚上写剧本？”

　　但作为作家当编剧的典型代表，王海鸰认为：虽然，创作剧本对作家创作是有影响，但老舍、张爱玲、契科夫这些前辈都是既写小说又写剧本，也没见得影响他们成为著名的作家。小说和剧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关键是作者如何调整自己。如今，王海鸰一年时间写剧本，一年时间写小说，而且，是要用写剧本带来的名和利作为经济基础，为她的小说写作带来创作的自由和机会，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这就可看作是她在小说和剧本之间“调整自己”的创作结果，这种选择，不仅更有利于她在剧本和小说的写作上发挥才华，而且，更给她带来了心灵的自由、精神的宁静，而这些是一切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的精神基础。

　　其实，在文坛上，类似于王海鸰这样的写作生活模式的作家，不乏其人。文娱圈内，写剧本要比写小说来钱快得多，正因为如此，王朔、海岩、刘震云、石钟山等人都曾义无反顾地转向剧本创作。而莫言、阎连科等作家也曾“偷偷摸摸”地写剧本以“补贴家用”，每集的稿酬标准往往“是写小说的好几倍”。麦家也坦言文学之外“影视帮我得到名利”。其中有代表性的阎连科的体会是，写剧本“然后物质上一放松就接着写小说”。这些作家写剧本基本上是作为文学之外的物质的、经济的、生活的补充。

　　如今，文娱圈内的影视剧本写作的市场化、商业化程度较高，而文学写作尤其是严肃文学的写作仍然面临着难被市场认同甚至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很多作家便是因此选择了以剧本写作养着文学写作这样的生存策略、文学策略。不过，这要看到的是，很多作家的写作仍然被束缚在商业利益上，而无法在精神和心灵的自由、宁静与沉思中全身心投入到文学的世界之中。所以，我们仍然需要文学的价值、尊严的回归，这带来的将是文学理想和追求的实现。

　　（编辑：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