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年前去世的中国古代伟大诗人陶渊明在今天再度死去，而且是在当代中国诗人的心目中死去：他们翻越一道道异国语言的障碍“皈依”到大洋彼岸的诗人行列，而对于自己的诗歌传统竟不置一顾。事实上，陶渊明的自然主义哲学与田园式的回归诗学不难在西方文化界找到知音。对于他，或许，当代中国诗人缺乏的是深入了解。

　　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诗人如海子、苇岸，当他们谈起自己追慕与效仿的诗人时，可以说出长长的一排：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荷尔德林、惠特曼、爱默生、纪伯伦、普希金、叶赛宁、济慈、雪莱、黑塞以及米什莱、赫德逊、列那尔、普里什文等等，却很少提起自己国度的传统诗人。苇岸曾坦诚地承认：“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一直以来未能进入我的视野”。海子更是绝情地说：“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

　　这里我不想责备年轻诗人的偏激，我只是为我们中华民族诗国疆土的沦丧感到悲哀。是什么原因使我们最有希望的诗国传人竟翻越一道道异国语言的障碍“皈依”到大洋彼岸的诗人行列，而对于自己的诗歌传统竟不置一顾！

　　以中国古代伟大诗人陶渊明为例，时至今日，陶渊明的世界影响，主要还在汉文化圈内，至于他在西方国家的流布与影响，却查找不到过多的记载。20世纪以来，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很不平衡。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文化经过近百年严厉的自我批判已几近干涸，而西方现代文化却如太平洋的海啸一般汹涌而来，几乎淹没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领地。

　　中西文化的阻滞与隔膜只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遗憾，就其作为共同的人类文化而言，交融、互补才是必然的，文学更是如此。即便从陶渊明西方接受史的点滴文献中，也可以感觉到这一点。

　　20世纪2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看到了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梁宗岱翻译的陶渊明的诗篇，在随即给梁宗岱的信中写道：“你翻译的陶潜诗使我神往。不独由于你的稀有的法文知识，并且由于这些诗歌的单纯动人的美。它们的声调对于一个法国人是这么熟悉！与我们古代土地上升上来的气味是同样的。”接下来，法国印象派诗人瓦雷里在为梁宗岱《法译陶诗选》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写道：“试看陶潜如何观察‘自然’，他将自己融进去，参与进去，……有时像情人，有时像多少带点微笑的智者。”陶渊明就是“中国的拉封丹和维吉尔”。美国的陶渊明研究虽然起步较晚，陶渊明作为一位历史人物，却被色彩浓重地写进教科书中，将其描绘成一位“不一般的中国农民”，一位喝酒、吟诗、将理想寄托于世外桃源、陶醉于简单田园生活的诗人。新近，一位叫马克·艾尔文的美国汉学家更把陶渊明归于“生态保护主义者”的行列。

　　东方古代诗人陶渊明的自然主义哲学与田园式的回归诗学其实不难在西方文化界找到知音。如果稍微深入地加以探究，我们将会发现，在对待“人与自然”这个元问题上，中国的陶渊明与西方的某些先哲总是操持着共同的语调。如古希腊时代的自然主义哲学家伊壁鸠鲁。以往国内学界常把伊壁鸠鲁说成一位享受主义者，其实他追求的享乐主要是精神上的平静和谐，这恰与陶渊明是一致的。伊壁鸠鲁哲学的核心也是顺从自然，主张简朴、清贫的田园生活，“贤人应当喜爱田园生活”，“宁静无扰的灵魂既不扰乱自己也不扰乱别人”。

　　在历史不长的美国文学史中，作为陶渊明的自然盟友，我们很容易找到爱默生和惠特曼。爱默生的自然主义美学的核心是强调自然与精神的同一性：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某种精神现象的象征物；“望鸟惭高云，临水愧游鱼”（陶诗）；“自然界的每一种景观，都与人的某种心境相呼应”。读惠特曼的《草叶集》，一股田园风便迎面扑来。惠特曼相信，幸福的生活总是简单的，优秀的诗歌语言总是自然的。“万物相寻绎”、“万物各有托”（陶诗），与陶渊明一样，惠特曼也信奉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一个悖逆自然的人类社会注定最终要被自然所淘汰。

　　与中国古代自然主义诗人陶渊明声息相通的，还有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德国诗人荷尔德林。

　　当然，与陶渊明最为“投契”的，还应该是与爱默生同时代的亨利·戴维·梭罗。当地球生态危机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疑难问题，梭罗遂以他“自然主义诗人”、“生态文学家”的身份成为众多中国诗人、作家的偶像，《瓦尔登湖》也成了中国读书界一道开阔、亮丽的风景。海子和苇岸都是虔诚的梭罗崇拜者，海子曾写下献给梭罗的组诗：《梭罗这人有脑子》；苇岸更是到了“言必称梭罗”的地步，他说：《瓦尔登湖》给他带来的精神喜悦和灵魂颤动是其他作品不能比拟的，“它教人简化生活，抵制金钱至上主义的诱惑。它使我建立了一种信仰，确立了我今后朴素的生活方式。”他说他和梭罗之间有一种血脉相连的亲近，他已经将自己的文学人生“皈依”了梭罗。看到这些，我不能不坦率地说，我心头已经感到无名的失落，为了我们的先人陶渊明。

　　依我看来，海子，苇岸这些被誉为“麦田诗人”、“大地诗人”的年轻一代文学家，无论如何也应该更钟情于自己民族的自然主义诗人陶渊明吧。因为在“简化生活”、“蔑视金钱”、“景仰朴素”方面，陶渊明不是更早、更近、更好的榜样吗？然而我们这些20世纪后期的诗国骄子始终没有把视线投注到陶渊明身上。如今，自然之死的进程在我们的国土正极速蔓延，诗人的声音依然微弱。海子死了，苇岸死了。更加不幸的是，那位在一千六百年前去世的陶渊明在今天也已经再度死去，而且是在年轻一代诗人的心目中死去的。

　　值得深思的是，当我们的年轻诗人向梭罗的《瓦尔登湖》一再顶礼膜拜时，我在《瓦尔登湖》一书中却屡屡看到梭罗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哲人的向往。在这本书中，梭罗不时地援引一些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话语为自己的观点站台、助阵，为自己的行文佐证、添色。美中不足的是，梭罗不曾接触到陶渊明的诗歌。我相信，假如他们有缘相识，一定会成为相互欣赏的“素心人”。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