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既了解爱伦·坡生平又熟悉爱伦·坡作品的读者来说，想到他命途多舛，半世坎坷，就会觉得皮姆在“逆戟鲸号”舱底做的那些噩梦——忽而被一群青面獠牙的魔鬼用枕头捂得透不过气来，忽而在无边无际的荒原上被一群巨蟒死死缠住，忽而眼前高高竖起一眼望不到头的灰蒙蒙光秃秃的树干，忽而孤零零一人赤身裸体地站在火热的撒哈拉沙漠（见《阿·戈·皮姆的故事》第2章）——就是作者自己常有的梦境；想到他那位因贫病交加而夭亡的妻子弗吉尼亚，就会觉得《乌鸦》和《安娜贝尔·李》中“我”就是诗人自己，而“我”所思念的那位“被天使叫作丽诺尔的少女”和“我”所哀悼的那位“躺在大海边墓地里的姑娘”就是诗人自己的亡妻。读者这样感觉未可厚非，毕竟爱伦·坡自己在《梦》一诗中就说，他的心从来就是“一团纷乱浑沌的强烈激情”，但爱伦·坡作品的评论者或批评家却不能这样在艺术形象和现实生活之间划等号，须知真正的文学艺术具有超越性。评论者或批评家始终都应该记住：“只有当艺术家感受到无意识冲动，体验到某种真实而原始的经验时，作品才能超越现实，唤醒心灵深处的‘种族记忆’，世代积淀起来的集体无意识能量才能得到释放，表现出一种比人类情感更为深沉、更难忘怀的体验，从而强烈地震撼读者心灵，而艺术作品的永恒魅力正在于此。”（参见黄河出版社1989年版《荣格：人和神话》译者序）

    爱伦·坡最爱诗歌

    早在爱伦·坡之前，英国作家葛德文的《卡莱布·威廉斯》（Caleb Williams，1794）和狄更斯的《巴纳比·拉奇》（Barnaby Rudge，1841）中就有推理破案的故事情节。然而，正是爱伦·坡最先把推理破案作为小说的主题，首创了“推理小说”（tales of ratiocination）这个名称，而且塑造了第一位用推理方法破案的侦探形象，使这类小说成了一种文学类别。爱伦·坡天生就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他热衷于分析推理，破解密码，当狄更斯的《巴纳比·拉奇》还在一章一章地连载发表之时，他就根据已发表的前11章推测出了小说中那桩神秘谋杀案的凶手是谁，以至狄更斯对他的推理能力也大为惊叹。由此看来，推理小说由他首创似乎存在某种必然性。不过换一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说他首创推理小说是由一连串偶然事件促成。爱伦·坡在其诗集《乌鸦及其它诗》（1845）序言中说：“一些没法控制的事使我一直不能在任何时候都全身心地投入这个在更幸运的情况下本该成为我终身选择的领域。对我而言，诗并非一个目的，而是一种激情。这种激情应该受到尊重，它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为了人们微不足道的报偿或更微不足道的赞赏而被随意唤起。”由此可见，爱伦·坡心底的终身选择是写诗，若不是发生了那些他“没法控制的事”（生父在他出生后不久便离家出走，生母也在他不足两岁时就撒手人寰，大学尚未毕业便退学并最终与养父决裂，最初出版的诗集无人问津，为养家糊口去当期刊编辑，为增加刊物发行量而写各类文章等等……），他也许会用他的全部生命来抒发那种“应该受到尊重的激情”。

    爱伦·坡与精神分析

    严格说来，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爱伦·坡的小说并无什么不妥，因为我们可以这样说，爱伦·坡的某些小说本身就在进行精神分析，比如他的《威廉·威尔逊》描述了分裂人格，他的《泄密的心》和《黑猫》等分析了人的反常心理。他曾假小说主人公之口明确宣称：“就像我确信自己在呼吸一样，我也确信任何行为上的邪恶或罪过往往是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一种根本的、原始的冲动。”（见《反常之魔》）“就像我相信自己的灵魂存在一样，我也相信反常是人类心灵原始冲动的一种——是决定人之性格的原始官能或原始情感所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见《黑猫》）随着上世纪初由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文艺心理学”风潮之涌起，国外早就有学者用心理分析法来分析爱伦·坡的作品，近些年来，我国高校文学院和外文系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们也针对《黑猫》、《泄密的心》和《反常之魔》中的“心理冲突”、“恐怖效果”和“现代特征”等写了不少学术文章和学位论文，而且大多都贴上了心理分析的理论标签。但很多分析者似乎都忘了文艺批评（或曰文学评论）是一种“界限清楚明了”的艺术形式，它是对艺术作品本身的评论，评论者最应该关心的应该是作品本身，而不是某种理论。以上述那些论文为例，论说者往往就不是用精神分析法来阐释作品，而是用作品中的只言片语去印证心理分析理论，然后又用这种理论来证明爱伦·坡预见了20世纪或21世纪现代人的“思想病态”、“精神危机”或“梦魇般的精神世界”等等。由于许多人并没有认真研读作品本身，因此他们对《黑猫》《泄密的心》和《反常之魔》中主人公的负罪感以及他们最终都受到了惩罚这个事实及其寓意似乎都视而不见，结果“精神分析”变成了“精神病分析”。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爱伦·坡描写恐惧是想查寻恐惧的根源，描写死亡是想探究死亡的奥秘……”，现在看来还得加上一句：他描写心理反常和人格分裂是想找到完善人格的途径，这一点至少可用荣格的“自身”理论来加以阐释。在上述那些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爱伦·坡小说的学术文章所列的“参考文献”中，别说荣格、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著作渺无踪影，就连朱光潜先生的《悲剧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也仿佛从来就不存在似的。不过在当今之中国，这种论文作者不就自己的论题查阅一手资料和相关文献的现象，似乎早已不限于对爱伦·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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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与异：

    关于爱伦·坡的两个形容词

    爱伦·坡作品的特点，我在《孤独的过客，不朽的天才——纪念爱伦·坡200周年诞辰》（载《外语教学》2009年第1期）一文中已有较详尽的评述。简而言之，其诗歌极富音乐性、思想性和神秘感，弥漫着梦幻曲的音律和超自然的气息；其小说极富戏剧性、逻辑性和幽默感，充满了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和惊悚恐怖的气氛；其评论则见解独到，思想深邃，但不乏嫉恶如仇的尖刻。当然，这些特点在他的各类作品中也是有交汇的，他的诗歌也不乏戏剧性（如《乌鸦等》），小说也不乏神秘性（如《厄舍府之倒塌》等），评论也不乏幽默感（如《致B先生的信》等）。如果非要为爱伦·坡的作品贴上什么标志，我想他自己在《怪异故事集·序》篇首为其小说定调的那两个“性质形容词”（epithet）最堪当此用，那两个形容词一个是grotesque（怪），另一个是arabesque（异）。我也曾用三个“美”字来概括他的文字风格，那就是“形式精美，辞藻华美，音韵优美”。

    爱伦·坡对后人的影响

    爱伦·坡是第一个自觉地把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并提出了短篇小说创作理论的作家，他对后世短篇小说写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他是第一个自觉地掐断英国老祖母手中那根引路绳的美国作家，他对后来美国文学的影响也显而易见。他的作品在法国影响极大，最初把他的《怪异故事集》翻译成法语出版的是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而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美则宣称：“我的伟大导师埃德加·坡赐予我这种严格而纯粹的形式美，我越研究这种美就越忠实于这种美”。著名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就脱胎于爱伦·坡笔下的神探迪潘，柯南道尔曾感叹：在爱伦·坡之后，任何写侦探小说的作者都不可能自信地宣称此领域中有一方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天地，“一名侦探小说家只能沿这条不宽的主道而行，所以他时时都会发现前方有爱伦·坡的脚印。如果他偶尔能设法偏离主道，独辟蹊径，那他就可以感到心满意足了”。爱伦·坡对西方科幻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因此有学者认为他是“科幻小说的奠基人”，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之父”。我们在著名科幻作家凡尔纳的作品中也能看到“爱伦·坡的脚印”，凡尔纳在1864年论及爱伦·坡的影响时说：“他肯定会有模仿者，有人会试图超越他，有人会试图发展他的风格，但有许多自以为已经超过他的人其实永远也不可能与他相提并论。”

    爱伦·坡在中国

    爱伦·坡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始于上世纪初，经历了零篇译介、系统译介和重译本层出不穷三个阶段，包括周作人、周瘦鹃、钱歌川、焦菊隐在内的许多前辈译者都为把爱伦·坡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做出过贡献，只不过我这个后来者翻译了爱伦·坡一生所创作的全部诗歌、全部小说以及《创作哲学》、《诗歌原理》和《致B先生的信》等文学评论，我译的《爱伦·坡集》（三联书店1995年版）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爱伦·坡作品中文译本，其中62%的内容为国内首次译介。爱伦·坡对中国文学肯定是有影响的。例如苏煜在《鲁迅与爱伦·坡》（载《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9期）一文中就曾指出：鲁迅“《野草》中的《死后》与爱伦·坡的《活埋》（The Premature Burial，又译《过早埋葬》）颇为相似。”鲁迅的《狂人日记》与爱伦·坡的《泄密的心》（The Tell-tale Heart）也有较多相似之处。而我当年翻译爱伦·坡的《甭甭》（Bon-Bon）时就觉得，钱锺书《魔鬼夜访钱锺书》中的那个魔鬼，怎么看都像曾在某个冬夜坐在甭甭家的壁炉前与甭甭讨论哲学和灵魂的那个魔鬼。当然，上述例子都是显性的，相信爱伦·坡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还有隐性的一个方面。

（编辑：野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