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就诗歌——作为对世界与世界创造者的命名——和他广袤的荒原帝国而言，诞生了两个似乎无可更改的、以悲剧性面目出现的事件：其一，是上帝死了（这是每个稍有点爬行能力的“人”都听说过的）；其二，则是天使——他们还活着。

　　在今天看来，前者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公共属性的、带有逼真伪装的知识，或者记忆，或者，前意识。关于那巨大存在者的缺席，我们甚至可以在最为拙劣的诗句中翻寻出来。列举例证在这里毫无意义，因为任何阅读诗歌的人都可以从头脑中寻到大量这样的拙劣（如果确然想不起来，他只需随手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当代的作品合集便可以了）。上帝之名在这些文字拼贴中已不具有显性的、纵向纬度的力量，他成为了一个平行的、首字母大写的简单名词，他的面貌有些过时，很难被可怜的读者注意到。可或早或晚，人们都会发现，这个创造与命名者的死亡并非由一个具体的死亡事件构成，而是通过无数非命名性文字的创造来描绘的。取代他的，是个体经验的碎片，是群体经验的碎片集合，——是我们今天读到的所有新鲜罐头。冰箱、拖鞋、避孕药、女人怀里的猫……语词和经验碎片的生产意味着个体的胜利，意味着人们可以越过那巨大的缺席到达“自我的真实”。对罐头的生产者来说（呃，对不起，是对诗人来说），这无可厚非：如果罗马已经沦陷，凭什么要求他们歌颂一个完整的凯撒？

　　说得更道学气一点：上帝之死使他成为了一种阴性的“存在”，他或他的尸体并不成其为一个在场的在场者，而是隐遁在所有的“在场”身后。一个人必须通过他者（几乎所有在场者）的中介达到他缺席的位置，达到他抽空的质量所在。而且，如今的人们都很清楚，这种对阴性存在的中介可以在很多地方呈现出来：在奥斯威辛，在耶路撒冷，在美国……以不同的方式，那个因不在场而无法构成阳性“存在”的存在者会将空的名字分撒。而人，现代的人，有名字的人，则会把他的死亡微分为一种永久保质的商品、一种共时时间的剩余产物；——在今天，这并不很难。

　　可是，天使。

　　有谁还记得他们，记得他们疲倦的面容吗？

　　不知道。没有人宣告过他们的死亡，没有人在意他们的年龄，没有人询问他们度过自己可能无尽的颓败时光的地方。这几乎可以视作一个盛大的湮灭仪式：当上帝死了，他那些生着两只翅膀头戴光环的使者便不再被人谈论。不被谈论；不被言说；——这正是现代主义以来最为有效的一种扼喉政策，一种比囚禁和流放更为民主也更为公平的、对声音的屠杀。他们不被谈论；他们不被言说；可人们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境下选择了“不”这个强行施加于“他们”的被动用语，选择了通过湮灭一种声音（它可能是巨大的），来获得自我声音（多么神圣的“自我”！）的一小片留居地。这并不简简单单地意味着，他们当下现在的存在在无声中被遗忘被忽视了，而是说，他们存在的时间面目在当下现在太多的声音之中变得无足轻重了。当所有诗人都忙于言说自己的时候，谁会在一瓶无意打翻的墨水之中想起天使，在打印纸上，想起他们可能正看着自己的眼睛呢？

　　据说天使常常不知道，他们行走在

　　生者之间，抑或在死者之间。

　　永恒的潮流始终席卷着一切在者

　　穿越两个领域，并在其间湮没它们。

　　这段诗句的书写者早在约一个世纪前就回应着我们的问题：如果上帝死了，天使该怎么办？事实上，里尔克的天使（具体说，是晚期里尔克的天使）已不再是一个作为生者的上帝的使者；凡俗世界的构成脱离了上帝的命名与启示，而天使则继续着对命名与启示的传达，以一种独立的、永恒的姿态，成为声音的极限本质。

　　但也许，真实世界的个体们还会强求更多的一点解释：天使是何以保持自身的位置与姿态的，如果天空中曾经的强力已经消散？对于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而非《杜伊诺哀歌》的作者）而言，凭什么相信他们会在某个隐秘的时刻投向自己？作为那盛大死亡的见证者，还有什么声音需要他们传递？他们不是早该失业了吗！？……

　　于此我所能给出的简单回答是：“天使”并非他们的职业、头衔、自命之名，而是一种无法更改的身份，或者说，类属——就像“狗”。他们并不会因为任何人或声音的死去而失却存在，他们只是不断回到那仅属于他们自身的本质。

　　然而，狗究竟还能让自己做一条好狗：在正确的时候吠叫，然后安静；顺从地走在前面，聆听项圈；在门廊里叼来皮鞋，或者雨伞……总而言之，让自己的身份更讨人喜欢一点。可说到底，天使从没有这种能力。他们总是以一种不代表任何声音（因为那个声音的拥有者已经“死”了）的声音向人类言说，像聒噪的老女人一样喋喋不休，像西比尔一样沉溺于疯疯癫癫的预言；可悲的是——他们再无法取得大多数人类的信任了。但这又能怪罪于谁呢？毕竟每一个人，每一个作者和读者，都会有他们自己的门牙和舌头（虽然耳朵相对要少一些）；当一首诗面对纯粹意义上的“个人经验”时，无论作者和读者都会回避那可能的巨大回声，以免一个非我的强力把诗中的碎片捏合起来，把自我声音的留居地解放。从这个层面来讲：天使，他们没有逼迫诗人聆听的权力。

　　是的，天使；在今天，他们已没有取得信任的“权力”，或者“能力”。可他们必须说出什么，必须通过言说保有自己声音传授者的身份，无论那巨大声音的拥有者沉默了多久、死了多久。他们必须——也许，仅仅因为他们的名字。[NextPage]

　　对这种奇异的、非人化的身份描述总让我想起流亡中的诗人，换句话说，一个不得不写的人；因为除却写作之外，他，这个人，便再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指认自己的身份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人总是显得不那么合群。首先，这自然是因为他所使用的语言：或多或少让人感到陌生的语言，在巴黎说出的德语，或在纽约说出的波兰语。不过更重要的，是他用这种语言所传达的陌生世界：当打条纹领带的诗人们书写河面上溜冰女子微妙的平衡时，他却会不由自主地说出那在脚下轰响的、涨满冻土那黑色呼吸的欲望——一个因质量太大而让人疑惧甚至厌恶的世界所溢出的欲望。偶尔，这种使徒般的声音会受到某个意识形态群体的谨慎欢迎，就像抵达罗马的保罗，给个体碎片的拥有者们一个遥远的（这种遥远常常是令人起敬的）镜面想象，借用一种群体身份的构建重置碎片，使自己坚硬；譬如那个名叫切斯瓦夫·米沃什的波兰人。但在某些极端的状况下，他，这个诗人的处境却可能更糟：不得不用敌人的语言写作，不得不把他所要传递的声音压进果核，并且，永远没有一个用以安抚自我生活中过多琐细碎片的、仅仅是在概念上存在的（而非具体的）遥远故乡；譬如，那个名叫策兰的犹太人。

　　二

　　当一封信从远方寄来，我们会首先看到什么？来信者的名字？是的，这是当然的。可然后呢，那封信所寄出的地址？不，这并不一定。如果认得那给我们写信的人，他的地址便也应当是我们所了解的；一个或许被拜访过多次的地方，它并不一定那么诱人。那么，我们会注意到那信封上的邮票，那邮戳，那被标注的寄送时间么？或是我们自己的地址，我们自己的名字——怎样被别人写出？

　　我们会看到那送信给我们的人么？

　　也许问题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更加浅显且更加切近“个体”的角度提出：如果你（这个你，或者所有的“你”）从一个陌生人手中接到一封匿名的信件，在你身上将会发生什么？迷惑。疑惧。本能的警觉。在第一眼之后，你发现：没有来信者的名字。你会立刻盯住眼前的那个人，盯住他陌生的脸和衣服，盯进他环形山般充满未知的瞳孔里去——是谁，谁派他来的？

　　“谁派他来的”？

　　想想吧，当你手中的信封有着署名，有着来信地址时，这个疑问句会显得多么荒唐可笑。这种荒唐甚至可以具体到疑问句中的那个动词：派。派遣。一个命令式；一个施动语。当被询问的主语在你面前摆出确定不移的姿态时，那被施动的“他”便不再重要了——你会微笑着接过爱人或朋友寄来的远信，然后，关上门。你不会多问一句。因为你知道，那个被你关在门外的人只是一个信使，他只是出于工作和生活的必需将一张远方声音的拓片送到你的手中。“谁派他来的”？这多么可笑，似乎都不能成为一个问题：你只要读出这疑问句的第一个词就可以关门了，你（更确切地说，你们）收到的又不是匿名来信。

　　可是，于此我所关心的，却正是那些匿名的、未被读出的情状。

　　对一个诗人来说，他一生中所收到的信件与寄出的信件永远是不成比例的。他会从寄来的声音中选出必须回答的，选出那太多果实之中的果核，谨慎地，做出回答。一个诗人越接近语言的黑洞（这并非一种全然贬义的表述），他就越需要小心，仔细斟酌光的弧度，以防被那巨大的扑面而来的质量吞没。需要看到，这种黑洞般的质量是由所有言说个体的声音碎片构成，随着年轮的扩散，越积越沉。无数的署名会来叩门，递出自己的舌头。可偶尔，也会有一只衔着白信封的黑鸟停在他的窗口，等他聆听，或等他赶走。

　　没有谁向他保证这是天使。可是他应当明白：这正是告别那被署名的“自我”、告别那冰封河水的锋利时刻。

　　一封信。一封未被署名的信。他应当明白：比起“匿名”（我将把这个词再重复多遍），署名显然更加易于筛选。他——一个被诗歌蛊惑的人——显然会经历挑选姓名的训练，在各种各样的名字之中挑选合适的交谈者。通常，他在一生之中只会写出两封信：给某个名字的，或给自己的。无论他将这两封信复制多少次，其性质总归不会相去太远：那永远是对一个声音坐标的倾诉，或者回答。但，如果那声音没有一个坐标呢？没有地址，没有一个可以签写在信封上的姓名？……这种情况只可能缘自一封匿名的来信，缘自一个信使手中坚硬的命令句。在匿名者的声音面前，他无法挑选什么：他是被挑选的。

　　拒绝个体的碎片。在回声中，在一首诗中吞下自我和自我之外的黑暗。把血从指尖拉回，让心脏饱满，用涌出的振颤折断生活那具名的一角冰川。——他听到了，他知道该做些什么；可是，有多少他能做到这些？

　　“匿名”：这是一艘航船在吃水线以下的部分。

　　同时，这也是为大多数人所回避的、陌生而危险的部分。

　　说到底，一封信所可能带来的期待与欣喜，大半在于“署名”，在于被它说出的一个“我”，而非它被整齐折叠细心封好的内容。信封上那声音接收者的名字，信纸最末一张右下角处那遥远的言说者的名字，这两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以“距离”和“熟悉”作为主要材料的心理结构。安全，隐秘，隐秘和对立的隐秘：一个声音的平行空间。空间的（而非时间的）这一结构中，声音只在两极显现，在“署名性”的安全庇护下说出隐秘的微小满足。平行的（而非纵向的）这一结构中，写信或收信一方的缺席，似乎都无可想象。

　　在散文《论交谈者》——无论你是否在意我此刻所讨论的问题，都该读一读这极具启示性的文章——的篇尾，曼德尔施塔姆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事情非常简单：如果我们没有熟人，我们就不会给他们写信，也就不会陶醉于写信这一行为所具有的心理上的新鲜和新奇了。[NextPage]

　　由此我们可以略微谈论下另外的一件事，同样非常简单：如果我们不认识一个人（也许我们听说过他，可他已经死了），那我们就不会也不应该收到他寄来的一封信件，也就不会陶醉于读信这一行为所具有的心理上的期待和满足了。一封陌生的来信，一封被陌生人送来的陌生——这超出了常规，我们只会感到疑惧。

　　而且，我们只会把这疑惧转嫁到递送声音的使者身上；出于对那声音来源的无知。

　　三

　　如果我们要讨论这令人惊惧的信使，就无法回避那未知的声音来源。当然，这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

　　在《旧约》中曾多次提及：上帝的本质是不可见的，而一切不可见的存在又都属于上帝创造的世界——实际上，这是一种隐性的召唤表达。这里涉及到“转化”的概念，涉及到基督教的时间观。如保罗所言，信徒与基督将被一同唤醒，在一个被选定的时刻。在这一预言中，人的存在与基督的存在不同，“人”无法充当转化的主体或转化的中介，而是上帝的造物之中被选择的承受者。从可见到不可见，从生命与死亡的世俗对立到永恒时间，——这种被要求承受的转换来源于上帝巨大的不可见的存在质量，它将在人类易逝的身体之中唤醒一束新的永恒之光。那将生者与死者唤醒的、使生命得以自凡俗世界转化的声音并非由上帝亲口传授（只有对耶稣基督而言存在例外），而是借由他的信使：天使，那令人畏惧的灵魂之鸟。

　　可是，在今天，这样的神学本体论叙述已经构成了本质上的困难；当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当阿奎那论证“自有/自在”与“永有/永在”是否是最高级意义上的、专有/特有的上帝之名时（他的判断是肯定的），他一定不会想到，近千年后的人们已根本不再从经院哲学的逻辑出发来讨论这一问题了。对今天的大多数人而言，所谓的上帝之死，并不能被简简单单理解为上帝那不可见本质的衰减，它更多地涉及到上帝之名的自证问题：自在与永在的属性难道能被这属性的拥有者证明么？在《出埃及记》中，上帝直接对摩西——对一个人——声称自己是“自有的”和“永有的”，这多少显得有些不可思议。毕竟，无论怎样来看，这都是一种类似“自义语”式的表述；它需要一个他者、一个他者的声音来做出证词，而唯一具有这种可能性的他者却永远不能出席作证。因为——天使，他们似乎从不被相信拥有自己的声音；他们是（也只是）一个声音的传递者，人们无法从其口中得到任何与其自身存在相关的东西。

　　从这里，我们大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天使的“匿名”是最为具体的，甚至比他所递送的声音的匿名性都更为具体。这令人疑惧的信使，这不肯解释也不被解释的形象，说到底——他（或者它？）应当被送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流放，如果人们不想被那声音蛊惑的话。

　　……

　　好了，让我们更切实地回到诗歌。

　　尽管还有些许零散的固执抵抗，当代诗歌的核心依旧毫不犹豫地趋向了那从所未有的微分神话：个人，个人经验，个人经验的差异化碎片。这几乎无可厚非。如果一个“自有”和“永有”的存在已经湮灭，而且这湮灭确然地发生在了每一个在场者眼前，必须被承认，那还能有什么选择？诗人从未像今天一样自由，像今天一样拥有自己的名字和自己名下的声音。他们可以书写的是如此之多，近乎涵括了所有读者的眼球晶状体和长着厚茧的耳膜：一本略旧的杂志，一个过早发育的女孩儿，一晚酒醉后砸碎的啤酒瓶子，一场不太成功的爵士音乐演出，一次做爱后感到萧索的发福身体……它们无边界的集合可以构成一种无边界的现实主义，一句无边界的高尚宣言：对个体生命、对个人生活的真切关怀。

　　是的，他们就是这样说的，这样写的。我亲爱的诗人们。

　　然而，终究该有人问一问：他们是以怎样的一个身份来言说这种关怀的？一个我？一个多大的我？一个怎样言说自己的我？

　　一个署名的“我”。一个仅只是签署自己姓名的“我”。一个似乎必然的、标示着当代属性的“小我”。因为——对当代的诗人们来说，书写任何比这“我”更大的主体、更重的声音，都将是危险的。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庞然大物（不论是某种意识形态、某种公共经验抑或某种群体话语）的强权性和非具体性将会损害语言，损害个体声音可能达到的准确与诚实。必须承认，这一判断几乎是正确的，因为诗歌语言本身要求着手术刀一般的刚度和精确性——要求着持有这刚度与精确性的手，在一个确定不移的位置切开世界。但问题在于：回绝某个宏大声音那可能的危险性，是否必然导向对个体和个体生活的微小命名？如果一个巨大的存在者已经缺席（并注定永远缺席），对个体经验的碎片化书写是否能替代他——替代他沉默的使者——那言说世界的使命？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握有一把手术刀（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握有能够刻写自己姓名的坚硬质地，是否就能保证：通过无数次的署名，我们就可以在能指的那些或然肺泡（那无数微小的声音贮藏体）上刺出一滴必然世界的血？

　　不——！

　　如果诗歌确然要求着什么，那绝不会是一个握刀的名字。诗歌在意的是那双手的存在，那握住语言锋刃的力量存在，而非它们主人的名字。

　　我于此所讲的，与布罗斯基在《第二自我》中的论述有些许相近：与古典时期不同，诗人已经不再具有神授者的身份，但在任何一个时代，诗人都是被缪斯选中的情人。换句话说，布罗斯基的“诗人”是与常人有着些许不同的人。他们借由自己那不死的情人获得一种速度，一种趋向那不可见本质的神秘诱惑。伟大的诗人往往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获得另一向度的存在，一个大于“我”的我。缪斯在这里扮演了多重的角色，她是情人，也是母亲；因为那存在赋予者的身份，她是不能被背叛的。死亡或湮灭仅仅属于诗人，属于诗人之名；而她，永远在隐秘中进行着挑选——[NextPage]

　　……当诗人离去后，缪斯会在下一代中找到她的另一个代言人。换句话说：她永远徘徊在语言的周围，并不在意被错当成一个普通的姑娘。

　　只不过，这种表述仍然部分地倚赖着古典的神授概念，它需要一个“缪斯”来作为中介，或者说，作为一个匿名者派来的使者。而布罗斯基的文章中所缺少的，在此刻的讨论中，却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不知道那赋予我们使命的人（他甚至可能不是一个“人”）是谁，这种选择依然可能吗？

　　是的，这是可能的。

　　在今天，诗人与其使命、与其身份的关系，更加近似于一个信使——一个同时丢失了天堂与凡俗世界的信使。他需要同时寻找两者：那命令他言说的，那将被他言说的。而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在人群之中手握那强忍的声音，像乞讨者紧握破旧的黑色琴盒，默默地，吞下时间。在人群中，在无数名字的呼吸中，任何微小的游移都会将他推向那个结论：这声音是不被证明的，是属于不可见者或不存在者的，是与他无关的。他可能丢掉黑色的琴盒，他可能把受刑的乐器典当出去，他可能不顾一切地投向那将他自身淹没的人群……

　　但是，始终会有人（即便只有一个），将那不能声言自我的使命留下。这个人会知道：一把提琴或许不需要自己，但它需要唱响。他，是被选择的。

　　事实上，我们已经无法将使命和使命的递送者分离，更无论这使命的承受者了。一个天使，或一个缪斯，给出的并不只是他（或她）匿名的远信、匿名的爱情——他们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身份，就在他们选择一个姓名的时候。今天的缪斯或天使并不独立存在于某个凡俗的姓名之外，因为，与古典或神话时代不同，他们已不再拥有个体间的差异化命名了。换句话说，在今天，他们本身就是匿名或半匿名的。

　　然而，一个人，却总会有着他的名字；无论这名字是否与诗歌相关。

　　我从不曾要求诗人放弃自己的名字，要求他们用一个完全拒绝差异化的匿名身份来代替自己；因为说到底，这是非人性的。我只是说出那可能的情状：一个诗人可以拥有比仅只是他自身的“我”更大的一个“我”，一个因具有世界的匿名性（而非公众的署名性）而承担其命名使命的“我”，一个从个体的视网膜碎片之中挣脱而出的“我”。

　　是的，这是可能的：一个人，一个语言的卓越匠人，他可能通过承受那巨大存在者的死亡，通过承受那丢失了声音两极的信使的身份，到达声音本身。他将不再惧怕那些未知姓名的信件，那些沉重的词，那些超出微分经验的巨大质量。对个体生命、对个人生活的真切关怀仍旧留存在他的诗行之中，却将以超出他自身的、一个更加趋近海洋而非沙滩的向度出现。因为，在争抢署名的世界与沉于匿名的世界之间，他已找到那微妙的平衡。——即便他从未明晰地意识到这一点。

　　我曾说过：“匿名”，这是一艘航船在吃水线以下的部分。

　　我应该再重复一遍。

　　四

　　有必要澄清的是：一个诗人，或者更笼统地说——一个艺术家，在作品完成后署上他自己的姓名，这与我所论述的“署名”或“匿名”并无关联。

　　据说十六世纪的波斯宫廷细密派画家拒绝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甚至在画作中留下哪怕一点点非传统的色彩、一点点个人的风格痕迹，都是不被允许的。在这些虔诚的画师看来，他们只是借由安拉的视角来观看世界，他们自身并不创造任何东西，他们永远对安拉已经创造的世界谦卑，——个人创造与署名是对宗教终极认知的僭越。然而，在今天，任何一种终极认知都显得不太可信了。任何虔诚的信使都无法再找回自己的名字，当那巨大的名字死去。任何一种声言世界的声音都已湮灭，除却语言自身。

　　人们用自己的名字，用创造物的名字，代替了安拉、上帝、自在与永在之名。这本可视作语言的一次胜利。

　　但是，对大多数人和他们的作品而言，在签写姓名之前，语言本身的属性就已经被损害了。这并非是签写在作品最后、或签写在封页上的那些文字的过错，而是源于对签写姓名与“签写语言”差别的不自知。有太多人以为个人经验的积分组合便可构成一本小说，或一部诗集；对他们来说，语言是被他们的名字以面具的姿态“签写”的，就像个体生命的某种附庸。可是，上帝的尸体（我们找不到的尸体）所留下的位置呢，他空出的在场呢——有多少人还觉得那很重要么？有多少人还能想起：诗曾是、现在也仍是对世界的命名方式，而语言可能的创造物比我们已了解的总合更多？又有多少人还能意识到：那潜藏在书写与命名世界间的匿名的过程，那已摘掉了巨大面目的声音，——那只有在当代才被赋予我们的、信使般的命运呢？

　　一个写作者，他必须首先质问自己：除了一个不太长的名字，我还拥有什么？我为什么去写？我为什么在一首诗、在本该命名世界的语言之下签写自己的姓名？仅仅因为今天语言所给予我们的自由是如此之多而我们的名字却像航船上的行李一般无足轻重又拖拽自身向一个微小的安全坠落——除却这安全这似乎必然的微小自我无论谁都不再拥有什么吗？！[NextPage]

　　不。

　　诗人。当代的诗人。有名字的诗人。也许他暂且并不了解（也不需要了解），自己拥有多少语言未知的压舱重物，自己又将写下多少未知的航路。也许他永远无法解答自我和一个匿名者的关联，又或者，他会把这问题遗忘。但只要那坚忍的琴盒（承装着受刑的乐器，等待着手骨）未被丢掉，只要他和他手中的声音始终不被扑面而来的泡沫淹灭，那“永远徘徊在语言周围”的身影就将告诉我们——

　　一个人，正站在船帆远离堤岸的锋利时刻

　　擎着黑羽毛般欲飞的双眼。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