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一定要看《天涯》第6期多多的诗，他的诗令我激动得莫能名状。”诗人彭凯雷的呼机“嘀嘀嘀”地响起，沈浩波的整条留言充斥着他难掩的兴奋之情。

　　1998年11月27日下午，年轻诗人沈浩波冲出北京师范大学阅览室直奔宿舍楼，去找共同写诗的戴华，告诉他自己发现了一个多么优秀的诗人。但令他恼怒的是，戴华不在宿舍。于是他又冲到四楼去找杨志，却依然让他大失所望。沈浩波回到寝室，给他的导师毛峰家里拨电话，糟糕的是，毛峰不在家。终于，沈浩波打通了灵石的电话，总算找到人好好倾诉了一番。沈浩波意犹未尽，又给写诗的哥们儿朵渔、亢霖、彭凯雷等在呼机上一一留言。

　　“那时候的我们都特别单纯的只是喜欢诗歌。”上学的时候，彭凯雷常常骑着自行车去北外参加诗友聚会，去北大聆听未名湖诗会，组织全校范围的诗歌大赛……在他印象中，王家新、孙文波、欧阳江河等著名诗人都来过学校做讲座，而老诗人蔡其矫、青年诗人苇岸也会欣然出席诗社的活动。“从讲座到活动，形式虽然简单甚至简陋，但氛围热烈。”这些记忆充斥着人民大学毕业生彭凯雷白衣飘飘的年代。

　　199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来自北大、人大、清华、北师大、北外等京城各大高校的诗歌爱好者把魏公村西口(北外)的一间教室围得水泄不通，教室里时不时还传来雷鸣般地掌声，诗歌讨论激烈地进行着。受邀参加的各校诗人，轮番上前念诗。一首好诗念出来，台下欢呼雀跃，因为掌声次数太多声音太嘈杂，诗人甚至念不下去。“有时候台下听众激动了，还自告奋勇冲上去念几首，毫无秩序和规矩，最后淹没在大家的齐声朗诵中，整个教室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场。”彭凯雷兴奋地回忆。而遇到表现平平的朗诵，听众也毫不客气地吹口哨、起哄：“下去！下去！”

　　讨论会结束，彭凯雷约上迟宇宙，继续讨论会上一句没有清楚的诗词。北京的冬天寒风凛冽，从北外到人大，一路向北，他们吵了一路辩了一路，却毫无意识到夜幕降临，当到达人大校门口的时候，已是夜深人静。

　　彭凯雷指着办公桌上一本已经泛黄的诗集告诉记者：“这本《朋友们》，当年我们自己凑钱出了500本，我还掏了200大钞哩。”起初，沈浩波和朵渔结识，一见如故而萌生了筹办一份“同仁杂志”的念头，后来与各校诗友交换意见，都得到肯定。99年10月上旬，沈浩波约了亢霖、巫昂、杨志、灵石、彭凯雷，陆德传在北师大东门外的一家饺子屋里边吃边谈，最终敲定筹办一本叫《朋友们》的诗歌合集。

　　于是他们在各校征集诗稿、凑钱印刷，甚至偷偷跑到天桥下和书摊上售卖，“居然也卖出200多本。”这虽然是一种折本的买卖，大家依然乐此不疲。开始的时候，彭凯雷觉得作为诗人跑去叫卖好没面子，过几天有个女生跑来问：“这刊物什么时候出下一期，是不是还在这个桥底下卖？”凯雷突然觉得混身寂寞得到了排解。

　　诗人不死，他只是悄然隐退

　　“95年到99年是诗歌彗星的尾巴，我赶上了。在此之前，是诗歌辉煌的八十年代，在此之后，慧尾扫过，留下一片空白。现在要么是小众私语，要么是隆重的表演，纯粹真诚的诗歌离校园越来越远。”彭凯雷说。

　　八十年代是中国诗歌当之无愧的黄金时代。全国高校中，形成了以北大、复旦、北师大、武汉大学、华东师大、吉林大学、安徽师大等高校为核心的学生诗歌创作队伍，他们创作诗歌、组织社团、创办报刊、印发诗集，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校园诗歌运动。高校“四大诗社”中最著名的“复旦诗社”和“江南诗社”都诞生在那时。那个年代大学里也走出了许多诗人：海子、张曙光、沈天鸿、祝凤鸣、西川、臧棣、王清平、西渡……而“工人”出身的北岛、顾城的经典作品在学生里的声望越来越高，可以说，能成为一个诗人，是八十年代学生们公开的理想。

　　在北京，诗人们喜欢到紫竹院和玉渊潭办朗诵会，有几次朗诵会听众来了上千人。一位听众记录了今天已在社会上灭绝的玉渊潭诗会：“一个叫陈凯歌的年轻大学生站在土坡上，风很大，下面听众有四五百人，还有外国记者在拍照，最外圈是警察。北岛示意听众安静下来，可是没有奏效，芒克站起来，用眼光扫一遍观众，下面就安静了。然后陈凯歌激动地朗诵了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回答》……”

　　在上海，《诗耕地》主编陈先发“像革命党一样，搞着诗歌运动”，是“复旦诗社”的中坚分子。他领着一批校园诗人，和专为校园诗人朗诵作品的剧社成员，辗转于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等校。大学生对先锋派诗歌研读的气氛异常热烈，王寅、陆忆敏、陈东东等一批重要诗人的风格都是在那时期形成，一度呈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学院诗歌幻景。”

　　99年夏天，彭凯雷从人大毕业进入香港《文汇报》工作，他在毕业诗作《人大是我的祖国》中写到：“天空干净，草坪干净，人大校园是一个祖国。我听见自己最后的声音在轰鸣，诗人是祖国的心脏。”该诗后来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有人说，诗人担当起八九十年代校园的“精神领袖”。

　　据彭凯雷介绍，90年代的很多校园诗人现在都“转行”做了传媒。沈浩波成了磨铁图书的总裁，策划出版的《明朝那些事儿》风靡海内外；迟宇宙当上了《新京报》副总编辑，其25岁应柳传志之邀创作的《联想局》引起强烈争议；陈先发任新华社安徽分社副总编，长期研究安徽农村问题和淮河灾难史。“他们就算从事各行各业，但诗人的气场一直存在。”彭凯雷认为，诗人都是有使命感的，“诗人不死，他只是悄然隐退。”

　　校园诗歌成了行为艺术

　　彭凯雷毕业十年后的人大校园，天空依然干净，草坪依然干净，但诗人不再是“祖国”的心脏。

　　有一个人大男生，总喜欢下午坐在宿舍14楼窗台上，看着夕阳发呆。即使周围常常投来不解的目光和调侃的话语，他也依然我行我素。他就是“80后”诗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任牧。

　　“刚开始别人把我当成行为艺术，觉得我这人很怪诞，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习惯了。”作为人大诗社社长，任牧却有自己的担忧：“诗社本来能招收的成员就特别少，一年也许只能招十几个人，不像动漫社、科幻社能招上百人。在我之前，有彭凯雷、彭敏、何不言这样重量级的师兄，可现在已经看不到那样的氛围了。”

　　任牧曾受邀参加中央民族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美院等高校的诗歌节，他发现，与80年代相比，大学生的作品已经跌落到习作水平。“现在的学生追求的东西太多了，写诗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投入产出比太小的东西。”已经工作的任牧如今也不写诗了，他自嘲地说，“如果谁在天天工作后，时不时还吟出一句‘今天北京的雨中掺杂着初雪的味道’，那实在太矫情啦。”

　　他用“生活庸俗”来总结他自己的现状。任牧坦言如今在各种交际网络上看到他们同一批校园诗友上线时，会立刻闪人，“我感到羞愧，纵然很多人面临着巨大转变，但依然有人在坚持。”

　　上海的肖水就是一个“坚持”的人。2004年，肖水来到复旦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复旦诗社”社长找到肖水希望他接任社长，肖水却推辞了。社长悲情谢幕后，将诗社交给了刚入学的大一学弟。几个月后，肖水翻看诗社刊发的诗集，惊讶的发现诗社成员中只标注了5个人的名字。突然间，他觉得应该为复旦诗社做些什么。“如果诗社有需要帮助，你可以找我。”肖水给学弟社长发了一条短信，得到的回复却是：“那你来做社长吧。”隔天，学弟就拿着一个塑料袋扔到肖水面前，塑料袋里只装了两件东西：社团管理条例和入社会员资料，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

　　手下无将是首要面临的问题，他在BBS上发帖“急招诗社助手，请有意者于明天傍晚复旦校史馆前面的草坪上集合。”第二天，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向校史馆，等了几个小时，才有人开始问：“这是复旦诗社招助手吗？”最后，他等来了十几个应征者，还包括几个外国留学生。

　　有一次，肖水邀请一个浙江的诗人过来讲座，这位诗人还带来了另两个朋友。三个人几天的食宿，突然让肖水很窘迫。最后一天有个人问肖水：“你们办活动有没有资金？”“没有，都是我自己出。”那个朋友看了看肖水，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掏出1000块钱塞到他手里。

　　“直到今天每次诗社活动，我都会向大家说起这段往事，眼泪就快流下来。这笔钱帮助复旦诗社渡过了最窘迫的时刻。”07年9月肖水毕业，发起成立“在南方”诗歌传播机构，继续致力于在“长三角地区”开展针对大学生的诗歌义务传播活动。“如今的校园诗歌环境差强人意，90年代末到现在，校园文学生态可以说没有根本性的进步。”肖水无奈地说。

　　如今，在八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复旦诗社的社员少得可怜；北大五四文学社每年新人不超过5人；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梅南文学社连续招新三天，竟无人问津。武汉大学“樱花诗赛”、华中师范大学“一二九”诗赛关注者寥寥，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奋进者之歌”已停办。这些当年响当当的诗社，在今天的简介中，主要写着的还是当年的丰功伟绩，极少提到最近的突破。

　　90年代北大诗人代表性人物胡续冬，毕业后留校任教并长期指导对校园诗社活动，他见证了未名湖诗会的衰落。在其《北大诗歌在九十年代》一文中提到：未名湖诗会自八十年代一年一届延续，原本是一个在北大范围内挑选出优秀诗作，在诗人登台朗诵之后当场评议颁奖的诗歌竞赛活动，诗会曾多次与崔健的来校演出一样在容量最大的大讲堂举行。但由于此后的校园里写诗的“瘟疫”一经“兼职”和TOFEL、GRE的治疗再也未能广泛传播，未名湖诗会开始取消竞赛、评奖过程。九十年代以来诗会举办地点的变化极富戏剧性，先是在容纳四百人的电教报告厅，后来换到容纳三百人、条件简易的二教，进而退到容纳一百五十人、设施极其简陋的生物楼101。

　　不要问青年为诗歌做什么，诗歌能给青年什么？

　　“诗社里根本出不了诗人。”中国第一本古典诗词与现代诗合集《诗解毒》的作者宇文珏在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时，参加了舞蹈、表演、乒乓球、英语等十几个社团，却独没有参加诗社。对于6岁就开始在爸爸的单车上写诗的他，为何对校园诗社如此不屑？

　　“因为不需要。”在他的大学生涯里，所在的校园根本没有诗歌环境。他隐约记得隔壁的诗歌社在他打CS的时候搞过几次活动，但是稀稀落落的成员和格调，连他都没有影响到。“根本无法学习和交流。”宇文珏的大学创作是孤独的，写诗是一种闭门造车，而周围知道他会写诗的人仅仅只有自己的女朋友。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吴伟元认为，诗社的组织者没有组织好活动，没有在上面花功夫。现在的一些文学社社长关心的都不是真正的文学本身，而在关注保研、加分等旁边的东西。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吴优在很多人眼里是个“文艺青年”，热爱读书、常常写一些感性小文，却从不写诗。他认为，好诗需要深刻的生活和感悟，作为学生他还没有，所以写不出来，而现实也让他对诗不感冒：“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们会思考怎么样做个有用的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是谁？ 咱们现在关心的是什么？我要找什么工作，以后在哪发展？我要怎样才能挣更多钱？这些想法是主流。”

　　北京语言大学刘超谈到，“商业电影胜利了，通俗小说胜利了，流行歌曲胜利了。并不是说商业通俗流行一定不好，照样有高手能在真诚和商业间游刃有余。这里的矛盾在于，在嘈杂喧嚣五光十色让人应接不暇的尘世里，诗歌如何走钢丝？”

　　其实，有很多人在尝试挽救诗。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师王永试图提高学生们对诗歌的热情，他的做法是将古代文学和当代传媒结合，让学生用当代传媒的方式演绎诗。在他的课上，他给学生看自己写的诗，让学生为诗做视频，布置“古代诗歌和现代流行歌曲”的论文，也鼓励学生写诗。

　　诗人宇文珏认为，诗的尴尬在于无力，应该让诗歌借流行元素重归大众。“不是青年远离了诗歌，是诗歌远离了青年。”宇文珏的博客上晒着自己新创作的各种诗和乐，“诗歌有用，诗人有为”，宇文珏正在尝试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歌)的结合、诗歌与生活的结合。他甚至出版了一张诗与乐结合的专辑《诗の歌》，并走进大学校园里办演唱会，与大学生互动。

　　“不要问当代青年能为诗歌做什么，诗歌还能给当代青年什么？”彭凯雷对诗歌未来还是存乐观态度，但是他觉得现在能看到的诗给青年人的东西太少，真正能引起共享、共鸣的太少，能连结普通人心声、心绪的太少。所以至今它被嘲笑被衰落是正常的。“二十一世纪的学生比我们眼界更开阔、更智慧，但面临的环境与世道更复杂更无奈，他们更渴望像李开复这样有着哲思底蕴藏的成功人士作为精神导师，单纯的文学青年和单纯的成功人士难以引起学生内心的共鸣。”

    （实习编辑：杨晔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