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肖楠 施军
一
在市场中国的小说中，出现了诸多生命耻感没落而被无视的情景。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有点懵懂，搞不清市场中国的小说里发生了什么变化，怎么会有那么多阴暗无耻的东西从中炫耀，从什么时候开始：阴谋家和欺诈者摆上了主流叙事的盛宴；城市和乡村的巧取豪夺变幻为小说中的英雄崇拜；古老的权谋、鄙俗的狠毒被热写；刽子手和自戕者得意地完成着其精美表演；品味中国式争斗吵闹婚恋的故事倍受推崇；猥琐乡民与贪婪市民的粗劣表演遍地风流；暴力、卑劣、仇恨、恶意不时成为真实生存的标榜……除了所谓主旋律叙事，似乎其他许多叙事就该是这样放纵地对正常人性进行扭曲、调侃与戏弄。
同样的事情，就看从什么立场去看，很多人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荣的事情可能是另一些人深感羞耻的。这样一些生活情景和小说情景：践踏、压抑、鄙俗、粗劣、畸形、变态等，本该让我们感到羞耻，不该被推崇和津津乐道，但一些作者和批评者却以之为荣，将其颂扬为深刻的真实、民间的伟大、草根的人性、作家的才华……时尚的、现代的、自由的、个人的等等。
这样，在生命自由和审美情趣的庇护下，小说写作以个人经验的活力四射形象在生活中普遍出现，往往倾向于将正义、真理、崇高等视为标榜、虚伪、矫情，把真诚、单纯、美好当成落后、愚蠢、做作，进而逐步忘却对高贵与人性应有的尊重。从王朔现象、新写实小说、欲望写作开始，一直到个人写作、底层写作、偶像写作、90生写作，从1990年代初期一直到2010年，从个人、隐私、身体、美女、享乐、鄙俗、粗野一直到身边利益和日常争斗，对真理、正义、崇高的反叛倾向渐渐推向极端。
羞耻感创造生命也创造小说，不追问生命耻感就没有生命和小说，而这个时代生命耻感的整体沦落与小说丧失羞耻准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小说总是迎合现实的卑琐实用，很少仰视尊严、高贵、理想主义的生存，那么除了表明小说的堕落和失职，也暗示生存和小说都丧失了羞耻感。
在市场中国，人的命运和品质很大程度上在无耻中被颠倒，当人性溃败像毒品一样渗透在市场中国小说的神经深处时，需要无耻感的蔓延来推波助澜。当生活的羞耻感和小说的羞耻感都发生了错乱时，小说自然就不断传达着欲望与侵夺、阴暗与争斗是正常的人性，而对人性、理性与生命耻感之间的关系却尽量漠视，并极少触及。
丧失羞耻感的写作冲动表明人性情趣的迷失，它依赖于现实中的人性迷失：有羞耻感是人性升华，没有耻辱感是人性没落。小说的意义在于对人性的提升，小说羞耻感的丧失首先是生命耻感和人性的坠落，失去羞耻感的生活终究不可能是有人性的生活，甚至不可能是幸福的生活，当然也会是缺乏人性感受的写作。
羞耻感的失落既意味着人性的迷失，也意味着理性的迷失，没有羞耻感的小说直接怂恿人类的精神混乱。卑劣肮脏对庄严神圣的威胁使生命产生羞耻感、产生理性，从而使人的生命升华并产生精神秩序，那些胆大妄为的犯罪者只是向人类的法律秩序挑战并受到法律的制约，而没有羞耻感的作恶却使人去作恶而不触犯法律——不触犯法律地侵害他人利益，因此作恶而不犯罪可以不受法律制约，这直接怂恿了市场中国的精神秩序的混乱，而小说却在张扬这样的精神秩序的混乱，这样就可以看到，许多小说作品中都津津乐道于以强暴或机诈而不择手段地侵夺他人利益的情景。
这种生活和写作对人性与理性的遗忘是故意的，而对生命本身的破坏则是深度的，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因为这样的小说叙事让人颓丧而放纵、矫情而自得，让人丧失生存的警惕和正气。
二
当市场中国的羞耻感被颠覆，人们不再有羞耻感、小说也不再有羞耻感时，人的崇高和尊严便同时被颠覆了。没有羞耻感的写作冲动依赖于人性和理性的迷失，而人性和理性的迷失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高贵的迷失和尊严的迷失，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文学写作，不但缺少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也缺乏对崇高与庄严、高雅与诗意的美学追求，并且，由于缺乏高贵感和尊严感，必然缺乏对人性和理性以及羞耻感的体验。
羞耻感与人的崇高相连，没有羞耻感就是没有尊严感和高尚感。高贵与尊严是羞耻感的必然标志，抵制羞耻的，必然抵制高贵与尊严。人性溃败的原因常常是人失去了高贵、尊严和信仰。上帝说有光，光是仰视星光和阳光的荣耀，光是神圣高贵，也许怀有敬意的小说是光，也许怀有敬意的我们自己是光。如果有对神圣高贵之光的崇敬感，就有对阴暗委琐的羞耻感；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生命耻感，就没有光的感觉，光就永远不会到来。
在市场中国小说中抵制高贵与尊严的意识，可能与我们的文化中中缺乏精神高贵的传统有关。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高贵”是位高权重，是由实际权势和地位决定的。中国式高贵往往要被帝王册封为官才有高贵的地位、才有被羡慕的意义，李广这样努力踏实的英雄不被崇拜，因为他没有权势，而和绅这样工于权术心机的人倒会被效仿，因为他有权势。中国没有能维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家族，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朝不保夕就贪图眼前利益，权势和家产随时都可能荡然无存就疯狂占有、贪得无厌，自然也就没有可以由家族来保护和维系的、一个源远流长的精神传统，这样的精神传统也就不可能在中国小说中留传，自然也就难以在小说中产生对羞耻感的强大抵制，反而使羞耻感不断溃败。
西方小说中的高贵并不一定有官做，而是要一种高贵的名誉和责任，进行一次降妖伏魔的征战与参加一场奥林匹克竞赛所获得的荣誉性质差不多，人民崇拜这样的英雄，不论他是不是封疆拜官，人们都会尊敬他。所以，高贵并不在于拥有什么财富和权力，而在于超越凡人而又与凡人一致的高贵品质：勇敢、正义、坚贞、忠诚，而缺乏高贵品质可能令人羞耻。这样一些精神品质在西方的四大英雄史诗中都可以见到，这样的品质延续到好莱坞电影大片中也是很自然的。
与市场中国的小说抵制精神高贵与羞耻感的情景不同，西方的当代文学作品依然不断出现对精神高贵的崇拜，因为它们来源于一种精神传统，追求人的精神高贵是西方文学作品中一直保持的一个主题：从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开始，一直到当代的好莱坞电影大片，精神高贵从不衰减，不论是在贵妇人的客厅里吟诵骑士抒情诗，还是在郊外树林里两个人决斗，或者是古特洛伊城赫克托耳迎向死亡而对阿卡琉斯的出战。这样的文学作品中的高贵人物，常常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是贵族的家族精神传统养育了高贵的精神，有一个家族血缘性的精神传统，被看得自然而必然。这样的崇尚高贵的文学自然保持着对羞耻感的敏感触觉。
由于小说传统对于高贵追求的意识不同，像哈姆莱特这样的献祭式英雄、精神性烈士，在市场中国的小说中是很难出现的，在中国人的普遍生存意识中，可能人们对哈姆莱特这样的人物不以为然：他们会觉得哈姆莱特很傻，应该让他到中国来受教育，学好中国式权术再去复仇，比如象越王勾践那样。人们很喜欢听越王勾践的故事，千古传颂。并且，一些文人士大夫已经为百姓做出了功利和贪婪的榜样：把公权变成私权，并将此传统代代相传。因为，“学而优则仕”、“著书为稻粮谋”是中国古典社会主要的精英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实用主义传统，学而优则仕与勇而优则仕是一样的，只要这样的学和勇有利于自己的实际获取。所以，市场中国的小说中也很难出现不与普遍民性一致的高贵品质。
三
要重视是，怎么写作就怎么生存，怎么生存就怎么审美，能写作缺乏羞耻感的作品，是因为不觉得羞耻，而不觉得羞耻也许恰恰是因为没有羞耻感以及缺乏耻感传统。
德国汉学家顾彬对曾在中国流行一时的姜戎的小说《狼图腾》这样评价：《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其实，《狼图腾》代表了一种胜者为王、不择手段的整体性传统品质，《狼图腾》在中国的流行，并非是一种单独的阅读事件，与其类似的读物和帝王权术、平民争斗混合成一种流行的、相辅相成的精神毒品系列。这类毒品满足了有些人想要成为狼、成为王（胜者王侯败者贼）的欲望，将表面萎靡怯懦、麻木软弱的民性内里深藏的以狼性相搏、弱肉强食的不见血的血腥味激发出来，这让一些人很兴奋。
另一方面，在市场中国，提高生活档次和幸福指数让许多人梦寐以求，而这被夸耀为不择手段地爬上他人顶端，这是那些职场争斗、时尚获取的小说流行的现实基础。于是，应声而起的帝王权术、宫廷阴谋之类的作品将人性阴暗转化为正大光明的职场潜规则，将人性扭曲的残忍生活粉饰为名垂青史的千秋功业，让它们转化为新的幸福生活。而一些平民叙事与宫廷叙事遥相呼应，让日常生活充满婚恋战争、同事谋算、人际折腾等，使机谋权变、巧取豪夺在市场中国的生活中变得触手可及，也满足了许多人内心攫取利益而垂涎欲滴的欲望。
[NextPage] 这样看上去不同的小说叙事，其实共同满足了民性中对权势谄媚和纵容权势狂妄的二重性诉求，表明“羊”们很想成为“狼”，这两个世界是可以互换的。羊们一旦与狼们换位就具有了狼的残忍狠毒，狼们披上了羊皮则会宣称“我本是羊”，二者之间的错位也许正是市场中国匮乏高贵和羞耻感的表征。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羞耻感错乱的小说作品，实际上为鼓舞狼性而毁灭人性做足了哲学和美学的现象铺垫。
这种羞耻感错乱的作品不会给我们带来生活的信心、希望和勇气，反过来滋生了生活之恶和社会之恶，鼓舞我们没有羞耻感：没有高尚，我们还有卑琐；没有真诚，我们还有善变；没有尊严，我们还有自得——这些都让我们引以安慰和自豪：英雄不问出处。
这样的作品蒙住了我们的羞耻感，然而，我们的羞耻感被蒙住并不表明就可以任意颠覆小说与生存的价值判断，并且，小说的审美判断无法远离生命的价值判断。
于是，我们今天怎么生存？怎么写作？
一个作家，只要感到羞耻，他就会为了不羞耻而思考、而坚守、而追求、而焦虑、而写作。羞耻感是生命中最柔软疼痛的部分，就像恐惧、死亡一样，是人类难以避免的经历和创伤。生命耻感指向人的自我肯定和理想主义，由此发生的生命体悟，是从一个理想主义生命高度上流下来的：没有人的理想主义生存，不会尊重人、不会有尊严感和羞耻感。由此而发生的小说生活及其体验和气息，也都与理想主义息息相关。一个小说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人类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孤独、焦虑和顽强都与他的羞耻感相关。
而一个没有羞耻感的人，他不但脸皮厚，更主要的是心皮硬，那上面已经结满了硬垢，从根本上缺乏柔软感觉，他不会有生活的疼痛感和羞耻感，他在小说中也会同样对羞耻没有知觉，并把那些耻辱的情景当作荣耀的标记或自我的品牌展示出来，由此去改写对生命自由的纯正美学感受，歪曲小说写作的独立和尊严，成为市场中国小说的一种病态审美趣味。
没有尊严感和耻辱感的人不可能得到救赎，但问题在于：没有羞耻感的人也不要精神救赎；奇妙的是：这恰巧是由于他们缺乏羞耻感所致。在市场中国，为了夺取利益人们变得公开地无耻，而这不论在小说的审美观中，还是在生活的价值观中，似乎都是正当的——我们正在小说中和生活中大力发扬民间传统精神：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于是，市场中国的小说不但不能判断羞耻，而且有意放逐羞耻、故作无耻，因为与人争夺利益时，羞耻感会成为一个阻碍、一个包袱：无耻者无畏。
小说写作也是如此：无耻者无畏。很大程度上，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放纵必然招致了羞耻感的放逐，古老的占有贪婪与时尚的生活风格交汇而激发了极端的、深藏的阴暗压抑和欲望冲动，这驱使作家们不必容纳人性反省，由此，市场中国小说对人性的不断堕落充满着爱欲的冲动。这种羞耻错乱的表现冲动可能是狂欢的、充分的或者献媚的、迎合的，于是我们的小说过度沉迷于纵欲和利益权力的捍卫，被利益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时尚潮流宠坏了，却并不思索这样的生活在怂恿生命放纵，而这种匮乏羞耻感的写作冲动可能会将小说送上变态的末路。
四
更加严重的，已经不在于我们不是故意要不知羞耻，而是真的没有了羞耻感，这是真正的严重性。我们没有自己宣称自己是撒旦的传统，而善于说：我本善良、我是好人，无论做了什么都不会自觉羞耻。而市场中国的小说不断激发着我们去发扬自以为好人、我本善良的传统：我们由此依托而可以做任何事，也可以不做任何事；同时也诱导着我们的羞耻感错乱：我们丧失了辨别正邪善恶的能力，对邪恶欺骗、权术机诈非常适应，觉得很正常，以正常人性为名而掩护任意的巧取豪夺行为。这样，我们会很平静地、名正言顺地面对所有的小说中的无耻狂欢——包括最新的1980生、1990生写作中的无耻：从抄袭他人到算计他人、从自以为是到轻狂放纵、从颠覆崇高到颠覆尊严、从否定他人到否定人性。
人类通常公认六大价值：真、善、美、自由、平等、博爱。有意味的是，市场中国的小说常常颠覆了人类通常的价值准则，而遮掩自己丧失耻感和生命堕落的模样，常常以替天行道、替小人物出气、自由写作的姿态出现，似乎颠覆了经典、权威和人类的基本价值，就得到了新鲜的正义与人性，但这些描写里却缺乏基本的正义和人性的尺度。它们强调平等和拯救，而平等和拯救又没有目标。
[NextPage] 简单说，市场中国的一些写作者割舍不下利益，又要遮掩自己的无耻，只好避开正义和真理的敏感性，同时，他们没法面对自己的羞耻，只好绕开它，去义愤填膺地替粗鄙和底层打抱不平、去酣畅淋漓地挥洒个人自由，由此便不再有羞耻感了，反而是堂堂正正——一些市场中国的小说心态似乎就是这样。
类似这样的小说，既缺乏神圣感和高贵感，又在逃脱生命耻感与理性思考的联系，人们不愿从中辨认自己的形象，免得使自己因思考而羞愧、因羞耻而放弃利益。这其实不但是现实伦理状态的一种表现，也是作者的生存状态和写作状态，并且是一种变态审美状态。生存意识的指向与生活形式、生活内容、审美态度之间的关系，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于小说，或者对于时代，都是水乳交融而难以分割的。
羞耻感的丧失当然不仅仅反映于小说写作之中，这是一个市场中国的整体性社会问题，只不过这种行为在小说写作中更为露骨和更为炫耀。作为市场中国的时代性问题，羞耻感的存在状态已经不是要探讨的关键，更加关键的问题是人们愈来愈丧失或无视羞耻感，而小说不但直接出演羞耻感沦落的自得，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羞耻感的沦落，它的根源甚至能从中国历史的整个文化过程去寻找。市场中国的道德沦丧本来就是在传统文化、传统民性中生长起来的。道德沦丧是表面现象，内里是羞耻感丧失：人因丧失羞耻感而失去为自己的高贵和尊严立法的天职，人就不再成为有内在价值的人。
如果市场中国的小说应该挽救人们的道德情感，那似乎首先要挽救自己的审美立场：小说在进行美好的诗性沉思、听从人类高贵的召唤时，才成为真正的小说，这是有生命耻感的，否则小说将无视生命真实。当市场中国的小说站在一种更美好、更人性、更理想主义的立场——一种有羞耻感的立场，而不是站在更贪婪、更利己、更实用的立场——一种没有羞耻感的立场时，就不会去叹赏为了利益而发生的丑恶情景，就能划开华丽或者矫情的生活表皮，转而看到人性的败坏和心灵的摧残，并且由此立场去开掘一种生命美好与审美立场一致的写作追求，这体现了小说良知与市场中国现实结合的立场，表达着市场中国的人性悲悯和历史忧伤。
当文学也变得无耻时，我们在无耻中的没落更加变得难以挽救。
（实习编辑：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