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学品
摘要：在美国多元文化的差异政治视角下，儒家思想与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重建的关系是亚裔美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和讨论焦点。从中国视角出发，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的差异政治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传统文化重建有诸多契合点，因此国内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不仅应具有跨文化的国际视野，也应该具有本土文化重建的现实关怀。
关键词：差异政治；儒家思想；本质主义；全球化；中国视角
亚裔美国文学研究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在美国民权运动、黑人平权运动以及反越战的浪潮中诞生的。这些运动真正推动了美国多元文化的蓬勃发展，促进了亚裔美国人族裔意识的增长，因此强调亚裔美国人“亚裔感性”（Asian American sensibilities）的亚裔美国文学研究首先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赵健秀（Frank Chin）等人在他们编辑的《哎咿》前言中指出：“收集在这里的作品的年代、多样性、深度和质量都证明了亚裔美国感性和文化的存在，它们与亚洲和美国白人文化既相关又不同。”虽然赵健秀等人对于“亚裔感性”的定义有狭隘与僵化之嫌，但他们提出的亚裔美国人是具有独特文化的少数族裔主体这一口号，为后来亚裔美国文学研究中的差异政治奠定了基调。“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是一个模糊的准地理术语，它包含多个具有独特文化的族群。华裔美国文学是亚裔美国文学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儒家思想体现最集中的地方。在差异政治的视角下，儒家文化与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重建的关系是亚裔美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和讨论焦点。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儒家文化参与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建构的理论脉络，分析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中国视角的文化定位和现实意义。
在这里，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研究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儒家思想及其中国视角并非想追寻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族裔文化源头，也无意以文化沙文主义的态度追溯中国文化对华裔美国文学的影响，更不是想鉴别华裔美国文学里所呈现的族裔传统文化的真伪，而是想探讨多元文化语境中弱势族裔文化能否以及如何参与民族文化的建构。关于如何定义亚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亚裔美国学者骆里山（Lisa Lowe）认为“我们可以认为亚裔美国文化的构成与实践是游牧式的（Nomadic）和未定的，发生在文化场域间的旅行途中和异质与冲突的营地间的多声部合唱之中。”在骆里山的定义中，亚裔美国文化是流动的、变化的和异质的。骆里山的游牧概念来自法国哲学家德鲁兹的游牧政治（Nomadism）思想。游牧政治大致包含差异政治、欲望政治、解辖域化政治和游牧政治等四种后现代政治。其中差异理论的主旨是颠覆同一哲学（homogeneity），使世界恢复到认知性再现以前的“自在差异”状态。差异理论的出现势必要求政治上对以前被迫同化的差异如性别差异、种族差异等进行重新定位。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讨论和重新审视，正是多元文化语境下差异政治的体现和要求。
一、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的差异文化政治
“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是美国犹太籍哲学教授霍勒斯·卡伦于１９２４年提出并首次使用。针对１９世纪中后期美国移民潮带来的文化异质性和“美国化”运动不成功结局，卡伦表示反对把美国化、盎格鲁－撒克逊化以及民族熔炉论”（melting pot）作为美国社会生活的正确模式和有价值的未来理想，因为组成美国社会的各族裔人民是无法彻底融合的。他们的民族特点是无法彻底消除的，他们的“根”无法被切断，所以“人们能够或多或少地改变他们的服装、他们的政治观念、重娶他们的妻子、改变他们的哲学，但无法改变他们的祖父。”卡伦还指出，“美国处于一个联邦国家的形成中，不仅仅是作为地域和行政统一的联盟，也是作为一个文化多样性的联合体，各种民族文化的联邦或共同体。”这种多元文化的图景并非是简单的“色拉拼盘”，而是一种新的动态的差异文化。科内尔·韦斯特（Cornel West）指出：
新的差异文化政治的显著特点是以多样性和异质性之名抛弃单一和同质；依据具体特别和特殊拒斥抽象、一般和普遍；通过突出偶然性、临时性、可变性、实验性、转换性和变化性实行历史化、语境化和多元化。
科内尔还指出，这种新的差异文化政治面对三种基本挑战——知识的、生存的和政治的。这三种挑战对于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来说同样存在，而且贯穿于华裔美国文学对儒家文化的呈现与解构之中。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呈现与解构正是华裔美国人面对这三种挑战的文学反映。无论是正面还原华裔美国人真实的族裔形象，还是重新解构与改写华人族裔传统文化，都可以找到差异文化政治的影子。差异文化政治要求少数族裔以异质文化来对抗来自中心的文化霸权，以求在多元社会中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建立一个具有自己族裔文化特色的话语环境以维护自尊和主体独立性，从而拓展自己族裔的生存空间。
[NextPage] 在美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中，白人种族主义的同化论（assimilation）长期占据着宰制的地位。华人要么被认为是不可同化的“邪恶的异端”而遭到排斥，要么被认为是比白人还白、被同化的“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而被加以政治利用。这两种华人的文化形象曾经分别以傅满洲和陈查理为原型，在美国主流文学和大众文化中长期流行，成为家喻户晓的刻板印象。但是，不管是这种“异”还是“同”，它们都是白人至上论的文化霸权主义的产物，是建立在文化单一主义和文化本质主义的基础之上。赵健秀分别将它们称之为“种族主义的恨”（racist hate）和“种族主义的爱”（racist love）。以赵健秀为首的《哎咿》编者们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首先发出了寻求建构亚裔自我文化身份的呐喊，但是他们的这种反抗还仅仅是停留在批判主流社会的刻板印象上，而他建构文化身份的参照物仍然是主流社会设定的文化标准。正如金惠经所言：“赵健秀抨击了阉割亚裔男性的压迫，但是他却接受了压迫者定义的‘男子气概’。”赵健秀自己也许意识到了这种矛盾性，于是在１９９１年出版的《大哎咿》（The Big Aiiieeeee!）前言中，他提出了以“真实的”（authentic）中国文化为基础建立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主张，批评汤亭亭等人伪造、歪曲传统中国文化，迎合白人种族主义的偏见。赵健秀在前言中追溯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英雄传统，希望还原唐人街真正的文化与历史。张敬钰在比较７０年代的《哎咿》与９０年代的《大哎咿》时指出，对于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之间的关系，前书主张断绝（disconnect），后书主张联系（connect），并认为这种变化与文化自尊、自主或自决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有关。赵健秀的这种族裔文化身份策略，正是差异文化政治在华裔美国人身份建构中的实践。虽然不少评论家认为赵的“真伪之辨”有文化民族主义、本质主义以及大男子主义之嫌，但是赵对于建构亚裔差异文化身份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在一个多元文化语境中，如果华裔美国人完全压抑或者丢弃自己的族裔文化特性，走上被白人种族主义文化同化的道路，那么所谓的多元文化图景与反文化霸权就成为一句空话。正如赵健秀所说：“拥抱陈查理，渴求同化，这等于憎恨你自己。同化意味着消灭种族差异，到美国来迫使你的民族性消灭掉是不道德的。”而且，种族的差异毕竟是天然存在的，一味的强调以同化来换取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和接纳，得到的未必是真正的尊重。正如林英敏说的：“不管是新移民还是美国本土出生的，华裔美国人发现他们处在两个世界之间他们的肤色特征说明了一个事实——他们是亚洲人，但是他们的教育、行为和他们的出身都是美国的。”历史学家陈素贞（Sucheng Chan）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
在美国的亚洲人所经历的文化移入过程是双轨式的：即便他们有了欧裔美国人的价值和行为方式，他们同时还要学会接受自己的少数族裔地位——由于他们的肤色长相，他们不能享受与同化后的欧洲移民和土生美国人一样的权利和优惠。简而言之，如果他们想要在美国居住和生存，他们就必须学会“呆在他们应该呆的地方”。
对于华裔美国人来说，拿什么来立足于美国社会，拿什么来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族裔文化，而不是一味的照搬白人文化，这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甚至能成功地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与他们自己在族裔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而赢得文化上的尊重密不可分。如今美国黑人在流行音乐、舞蹈、体育甚至文学等方面成绩斐然，在一些方面甚至是美国乃至世界文化潮流的发起者。如果非洲裔美国人只是一味的要求美国政府的救济，自己不努力建立起积极的族裔文化形象，恐怕还是很难赢得主流社会真正的认同与尊重。美国黑人争取种族地位，重建种族身份的努力同样值得其他少数族裔借鉴。
诚然，通过认同白人文化来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于尊重，就单独的个体来说，也许可以实现，但对于整个华裔美国人族群来说，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得到白人社会的尊重与认同。麦礼谦（Him Mark Lai）在一个访谈录中谈到了这种族裔内部的差异：“他们（华人作家）真正反映的是已经接受许多西方文化的美国华人的态度。由于我的经验属于更传统的华人环境，或者更正确地说，海外华人的环境，所以美国华人的作品并不真正反映我的经验。”如果仅仅是上层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在美国容易得到白人社会的尊重与平等，而更多的下层华人却更容易受到歧视与不公，那么对于这个少数族裔群体来说同样是件不幸的事情。事实上，在高级管理阶层及职务升迁方面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现象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华裔美国人中间仍然普遍存在。如果族裔文化获得了主流社会认可和尊重，那么个体赢得主流社会的尊重就水到渠成了。因此，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认同应该建立在对整个少数族裔文化认同与尊重的基础之上，而不仅仅是对单个的个体的认同与尊重。差异文化政治倡导的是多个族裔异质文化身份的共荣共存，拒绝同质化文化身份。因此，如何发扬和保存族裔文化个性，成为差异文化政治追求的目标。
在反对外部文化霸权的同时，差异文化同样拒绝来自族裔内部传统文化的霸权，因为差异文化政治追求的族裔文化政治不是一种本质化的族裔文化，而是一种非本质的个性文化身份。被誉为“当代文化研究之父”的英国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认为：
[NextPage] 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决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亚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正是在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嬉戏”中走到今天的，那种追寻本质化文化身份的想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王灵智对华裔美国人的研究范式有过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美国华人历史上总是被夹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同化论”（assimilation）和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忠诚论”的双重控制之下。这两种范式都有简单化、单向度、带有偏见和不全面的倾向，都忽视了华裔美国人群体的视角、利益、权利和福利。王灵智认为：“如果双重控制夺去了华裔美国人他们的身份和自主，并阻碍他们在美国实现平等和完全的公民权，那么对于华裔美国人来说唯一恰当的回应是寻求从双重控制结构中解放出来。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亚裔美国人研究的起点，并发现了理论与实践、学术与观念的结合点。”王灵智主要是政治的层面来讨论双重控制的，但是他也提出了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建构上“寻根问祖”的可能：“他们（华裔美国人）断然拒绝旅居心态（落叶归根）、同化论（斩草除根）与迁就心态（落地生根）。相反，他们肯定他们的族裔与文化根源在中国，但是坚持他们的身份与命运毫无疑问植根与来源于美国的华人经验（寻根问祖）。”因此，在华裔美国人新的文化身份建构过程中，文化影响取代政治因素成为时代的趋势。对于华裔美国人来说，新的文化身份生成自然无法回避儒家文化这一传统族裔文化。研究华裔美国文学中儒家文化的解构与呈现，可以发现儒家文化是如何参与到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建构中去的，以及在这一进程中，儒家文化遭遇了哪些协商、对抗与消解。
二、差异文化政治与中国视角
也许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研究华裔美国文学似乎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进行的，但是由于华裔美国人族裔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特殊的亲缘关系，从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建构来看，他又是一名“局内人”。在全球化及多元文化的视角下，华裔美国人族裔传统文化在美国社会中的生存与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一种历史经验。当然，亚裔美国文化研究不等于亚洲文化研究，这一点黄秀玲教授早在十几年前就做过专门的论述。同样，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儒家文化研究也不等于中国文化研究。但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与平行研究的方法论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所遭遇的国际环境与华裔美国文化所遭遇的国内环境具有很强的可比性。从文化关系来看，亚裔美国人研究在美国属于“少数族裔”（minority）研究，亚裔美国文化同样属于少数族裔文化。在亚裔美国族裔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中，需要面对文化霸权与种族主义的偏见和挑战。同样，今天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也逐渐沦为“少数／弱势”的境地，仍然要面对形形色色的文化帝国主义或者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正是因为这些相似的话语环境，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可以在如下方面得以运作和切入：
首先，中国视角关注反文化霸权。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传统文化需要探索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参与建构国际多元文化图景中的差异文化政治，实现全球多元文化的理想，消解国际文化霸权主义的武断与偏见；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在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转型之后，仍然在摸索自己前进的方向，面临着建构新中国文化身份的迫切任务。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忠”、“孝”、“礼”以及家长制度、性别等级关系等核心价值观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之后已经在中国全面瓦解。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成功和通讯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西方文化如虎添翼，强势扩张。但是，文化上的全盘西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大家也有目共睹。重振传统文化的呼声又重新高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争重新浮出水面。已故的王元化先生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多次反思“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之争，认为其对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他说：“这（‘五四’前后所发生的东西文化论战）是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甚至比玄科论战等更值得注意。”实际上，今天的中国社会，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华裔美国文学中呈现出来的文化冲突和代际矛盾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借鉴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重构，就要求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不断生成与发展新的文化因子，避免走入文化相对论／文化本质主义或文化虚无主义的死胡同。正如贺麟先生所言：“须将儒家思想认作不断生长发展的有机体，而非呆板机械的死信条。”现代新儒家的一些思想家们已经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做出了种种设想与改造计划。他们的主要思想是反对全盘割裂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扬弃儒学过时的内容，发掘儒家思想与现代接轨的潜能，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话语权。
其次，中国视角关注对东方主义的颠覆。在东方主义的话语中，赛义德认为的“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他认为西方对东方的再现并不是客观真实的，而是西方为了确证自我而建构起来的他者。西方历史上的“黄祸论”刻意将华裔美国人刻画为狡猾、凶恶、神秘以及危险之人；“同化论”为依据，将华裔美国人刻画为善良、聪明、老实、勤奋、女性化、遵纪守法的“模范少数族裔”。总之，无论是傅满洲还是陈查理，其文化想象都是建立在对所有华人的族群偏见之上，因为在傅满洲和陈查理诞生的年代，绝大多数的美国的华人根本就不是美国的合法公民。直到１９４３年美国排华法案被废除后，华人入美国籍才第一次被合法化。事实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甚至在当今美国社会，在某些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眼里，美国华人无论他们是否出生在美国，他们都只不过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只想在美国赚钱的过客，或者是中国在美国的代理人和间谍。“李文和事件”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事实上，像“黄祸论”以及美国政府历史上针对早期华人移民的各种种族主义法律指向的对象正是中国人。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虽然中国的国际形象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东方主义的幽灵仍然挥之不去，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体不时地冒出一些针对中国人的偏见，妖魔化中国。因此，反对对于华人的东方主义偏见，华人和华裔美国人有共同的主题。
[NextPage] 第三，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的中国视角与国内的民族文学研究具有某些相通之处。在提倡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差异无处不在。中国文化走向国际舞台需要依赖差异文化政治，同样中国国内的民族文化建设同样可以借鉴差异文化政治。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时，如何定位各民族间的文化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当前国内一些学者讨论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民族文化政策正是差异文化政治的体现。因此，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为中国国内的民族文化建设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三、结论
在多样性文化交流与碰撞的今天，儒家文化在华裔美国文学中面临着种族主义、女性主义、大男子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同化主义以及东方主义等等问题，也同样是全球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到挑战。研究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儒家文化所遭遇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过滤，对于我们如何应对文化全球化及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在新世纪的成功转型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中国视角，有助于探索我们中国本土文化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生存和发展。在我们追求全球化差异文化政治反对文化霸权与文化本质主义的过程中，华裔美国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追求多元文化与建构族裔文化身份的范例，对我们正在探索的中国文化如何实现现代转型具有深刻的启示与有益的借鉴意义。
（实习编辑：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