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梅仙
内容提要：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文精神一方面表现为对民族道德建构的探寻，这是显性意义上的，不是“为人生而艺术”一派，也不是属于“为艺术而艺术”一派。沈从文的民族道德建构的理想是来自于他独有的湘西背景文化下的人事变故和浪漫传说；男一方面表现为对于人的生存、存在意义上的思考，这是深层的最富有审美意义的文学人文精神建构。也即沈从文在谈到民族道德建构之外的“重造文运”、“重造经典”意识。这两点就像沈从文的小说一样，一个是显性的，一个是隐性的，一个是表层的，一个是深层的，一个是现象，一个是抽象。本文主要就三点来讨论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文意义之建构：第一，爱与美中的偶然悲剧；第二，风俗人事中的“抽象”追寻；第三，回忆和幻想中的浪漫叙事。
一、爱与美中的偶然悲剧
沈从文是一个崇尚爱与美的作家，正是因为他对爱与美的执著，使他不能不看到在爱与美的背后潜伏的人生无常和无可把握的乐与悲。沈从文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那个时代也很少有虚无主义者，他这种对于命运的不可把握的忧惧来自于作者对生命、存在的思，来自于对沅河几百里的农人与兵士的“不可言说的温爱”。
爱与美对于沈从文来说意味着什么？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赞美人类对朝气与自由的追慕，是一种生活向上、热爱的动力来源。因为所经历的那些人和事，因为有一种人情和感动在，这种爱与美的追求同时也是“生活善”的形式。然而爱与美只是沈从文生活中热情力量的来源，而不是生活本身，他不能忽略的是人生中的悲剧和死亡的不期而遇。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去面对人生中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他的作品就无法切人生存的主题，也无法在人类的精神领域真正扩展人对于丰富情感和心灵关怀的要求。
沈从文为什么会用爱与美来作他的生命文学观的基础和构筑他的伦理道德的人性大厦？他说，“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悲悯来自于对生命的自然法则即神性的敬畏，也许正是这种神性使人类对生命既充满着爱与美的渴望，又时刻不忘爱与美也许只是大化流行中的一个梦幻。对梦幻的追求命定了人的悲剧性，对经历、情感的珍存和对未来的向往又决定了人对生命的庄严的承担。命运看起来是静止的。安详地站在你的背后，可是它却带来不能预知的生老病死；偶然的激情常常会成为人生中闪烁的火花，命运却在底下嘲笑你，那是一个转瞬即逝的亮光。对偶然的无力和倾心让作者像一个飞蛾扑火的愚钝者和受难者，所有的忧伤和美都在其中产生。“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又说，“美丽总令人忧愁，然而还受用”。
说到《边城》的创作因由，作者认为是需要“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人的过去包括美善爱以外，还有你要承担的，这种承担有时就会成为悲剧。“过去”只是一个历史的代名词，为过去负责，为生活中的偶然造成的悲剧负责，对于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没有理由不去承担。美好的家庭生活不能调和的，在作品中都得到了调和，这份“出于不朽的痛苦经验”让我们看到了作者的赤子之心。楚人的血液给了他一种“命定的悲剧性”，放逐自己、担当痛苦、把笔伸向人性的最深处、对悲剧的不自觉的热爱就是这种承担的表现。“对人生的悲悯，强者欺弱者的悲悯，因之笔下充满对人的爱对自然的爱，这种悲悯的爱和一点欢喜与读《旧约》的关联，‘牺牲一己，成全一切’因之成为我意识形态一部分。”我想起沈从文的一次著名的哭，写的是有一年沈从文回到故乡湘西凤凰看“叫花子”剧团演出的事。当老人看到那些粗野的生命在艰难而无怨地维持着他们几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不变的生存方式时，老人想起了他的童年，他所经历的一切，仿佛自己仍然站在时光隧道的另一边，他曾经的千疮百孔全在那些为了谋生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他在那些粗糙雄强单纯的灵魂身上看到了生存的韧性和泪水，同时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民族千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一刻，万千感慨像激流一样冲击着这位经历了沧桑的老人。那些灵魂是他的所有的热爱，那些生存状态正是他一直在探索的写作意义。
沈从文曾说：“我不仅写到订婚又离婚，还写过恋爱就死亡。”在爱中写出不完美，是为了对人生平凡的否认和否定，是为了在最大的偶然中揭示人生的真实本相。比如《月下小景》中两情人的双双殉情，《都市一妇人》中的贵妇为了不被抛弃竟将小自己十岁的丈夫的双眼毒瞎，《边城》中翠翠等的是“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二佬。爱情要么写成是残缺的，要么是死亡的，要么是未知的，爱与美交织在偶然和悲剧的叙述之中。另外，偶然在沈从文作品中除了指偶然性以外，还包含有情感的意思。理智常常被情感摧毁，生命是由情感和偶然乘除而成，这种情感的不定性也是偶然的一个原因。偶然是作者的人生哲学态度，情感是作者的现实生活态度，两相结合就是不悖乎人性、人情味的人生形式。在《萧萧》中，萧萧和四狗之间只能说是一种好奇、尝试、本能，谈不上爱。这种对情感的处理方法是很自然真实的，怎样面对人的真实在不合理的规范下犯下的错误，作品无疑又给我们提示更深一层的思考。爱与美是沈从文建构民族道德的武器，而其中本原生活中的偶然的悲剧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在作品的深层，生活的终极意义、存在的深度探寻都让这种爱与美表现出一种愁人的色彩。爱与美交织在偶然的悲剧中呈现出关于存在的忧伤，像在其不朽经典《边城》中，乡村的人情美、人性美是表层的叙述，文中其实呈现着一种复线结构。在人情美、人性美的下面隐伏的是关于偶然的茫然、悲剧的疼痛、宿命的哀愁。正是在对爱与美的热爱中他才最深切地感到美的短暂、爱的伤痛和命运的不可捉摸。
沈从文多次谈到自然、社会、人生对于他的启发。“大海边的天云与海水，以及浪潮漂洗得明莹如玉的螺蚌残骸所得的沉默无声的教育，竟比一切并世文豪理论反而还具体。”儿童观世的新鲜感、在对自然景物的惊奇中所感到的自然的宁静和美使作者用一颗童心去观察世界时，周围哪怕是最琐碎的事物都会变得有趣味，有色彩、有灵性。正如他所说：“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因之一部分生命，就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沈从文对于生命之神性的体验也许就是在那些乡村的宁静的夜晚听着大自然的天籁或者是温馨的人声时带来的。只有体验了这种乡村的原始纯朴形式以一种对孩子心灵无损的自然姿态带给一个孩子那么天生的快乐时，他才会一生都感激不尽那些经历的过去。即使沈从文在童年时也曾见过几百人头被砍落地，这些都不能磨灭乡村的人事风景带给他的终生的对于人性美好的信念。
夏志清认为《从文自传》“是他一切小说的序曲”，这不应该是文学语言、形式上的，最重要的是这本自传中透露出来的真实以及它是怎么透进这个少年的心灵并影响他一生的创作。所以在沈从文的创作中这类关于乡村的小说普遍被认为有极高价值，这种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感受又是怎样决定了他对乡村原始文化习俗的那种粗糙、粗野却是真实的温爱和感动。“爱”来自于生活，“美”在沈从文的语言中更多是一种抽象，而比这些更抽象的是生命本身、存在本身。这对于这个热爱乡村的乡下人提供了一个难题，因为那些美好记忆的根深蒂固，使他执拗地无止境地去写他们。对乡村生活从心底里产生的认同使他有时虽也感到一种“无言的悲戚”，但并不妨碍他自称“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乡下人”的那种已把乡村、童年融入生命的那份情怀。楚文化和湘西文化的自由秉性已使他爱上了湘西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不管是未受文明教化熏陶的野蛮拼杀，还是男女之间的自然欲望，在他的笔下都是泥沙俱下乐此不疲地去呈现，甚至都有一种赞叹之味。
对生命、自然的信仰，这与沈从文的自由主义态度又是契合的。不信党派、主义，只相信永恒的生命和自然。这点温情也来自于沈从文对于历史的乐观主义态度。残杀、战争终会消失，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皈依是人类心底里一个不可放弃的精神追求。只有精神是不朽的。沈从文曾谈到他的不朽情结，而且他希望用偶然的热情和恍惚来消解平凡的人生形态。在《会明》中，会明把战争看得就像一天要吃三顿饭一样平常。只希望战争不要在夏天发生，否则到处就会有腐尸气味污染空气。作者在这里是以平静的笑当哭的，生命在这里反讽地描写成还不如空气的气味。生命可说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会明仍然在战争暂时还没来临时认认真真、欢欢喜喜地喂他的鸡。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存到底是什么意思，作者没有明说，可是，读者就像打翻了五味瓶，整个人生的酸甜苦辣全部涌现。沈从文一直都坚持“五四”为人生的文学观念，他并不反对文学写政治，只是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副产品和点缀物，他不反对文学的功利，他只是反对文学堕入单纯的商人政客的纠纷之中。
在沈从文笔下，“死亡”有时是为了表达一种生存的道理，为了衬托存在的尊严和死亡的美德。死者已往，活着的人还要继续。这种生命的庄严有时就像是充溢了整个天空一样让人窒息又让人感到安宁。在《黔小景》中，作者有这样的描写：“同时还有一眼看来尚未成年的小孩子，用稻草扎成小兜，装着四个或两个血淋淋的人头，用桑木扁担挑着。”仿佛空气都被死亡凝固了，只有黑漆漆的夜，但是人们还是得继续活着，继续把父兄伙伴的头送回家。《月下小景》中的死亡就像是恋人去追梦，主人公的死亡在作者的笔下没有一点忧伤的感觉，充溢在文中的只有圣洁、高尚的人世旅程的完结和对幸福的获得。《夜》中的老头子在妻子死的当晚，陪着不知情的客人聊天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等客人走后，他们只听见一个锄头在屋左边空地掘土的声音。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因之成为一种美德。对小说中人物面对死亡的从容态度的感动来源于作者对土地和小人物的忠诚，还有对生存本身这个千古难题的疑惑和探寻。沈从文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作家，当大多数人都随着时代风气写着差不多的作品时，他像是个与世隔绝的静守孤独的思者，他把目光投向历史和人类的长河之中，思考着这一路来人类的信念是什么？爱是什么？用什么守住生活的美丽和幻影？他需要在作品中去回答他内心中给自己设定的问题。
二、风俗人事中的抽象追寻
从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道家文化的自由逍遥、天人合一与楚巫鬼文化的诡秘神奇对沈从文的自由文体和自由话语都有很大的影响。沈从文对海派制造的都市流行文化（包括海派小说）的批判、对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认同使其又处于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但不是他所不满意的“一般化”的“文化人”的立场。对乡村生话和普通“乡下人“情感的认同使沈从文的创作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比沈从文所说的建构民族精神的目的更能透露出文学在反映真实生活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意义和力量，以及来自于生活本身的反抗。民间和精英知识分子的双重观念和立场使沈从文的作品既有着对主流文化、现代文明的吸纳和警惕，又有着湘西原始、浪漫的楚风遗韵。特别是湘西文化中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自然情感和本真欲望构成了其湘西小说中关于风景、习俗和人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无拘无束、健康雄强充满活力的原始生活形态以及与自然协调的道德行范是自由自在的民间文化的温床。[NextPage] 本节主要从沈从文湘西小说的风俗人事中，侧重于从民间文化和民间生存真理方面来探讨沈从文所说的“抽象”所包含的意义，共分三个方面论析：一、沈从文的“抽象”是一种对生活现实的超越，是精神对物质、历史对时代的超越，二、“抽象”是一种写作手法，是作者反对一种仅仅止于简单再现的手法，使“故事”成为“小说”，使现象中隐藏道理；三、“抽象”是对其时时代思潮下急功近利的文学的一种抗拒。
湘西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是最有分量的一个词，沈从文的所有灵感都是来自于这个领域。这是他作品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如果失去了湘西这个附体，沈从文的小说将会失去“山地”做基础，成为“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的崇楼杰阁。刘一友认为楚文化对人的影响首先是万物有灵的观念，即万物均有自己独立神性的观念所引发的强旺的生命意识和泛爱倾向，其次才是由这种意识和倾向所引发的对个性自由的尊崇、对命运变化的多愁善感，对个体生命形式美的敏锐感触和浓厚兴趣。湘西的风俗人事中所表现出的自由自在的本性，也许这才是沈从文对于民间原始文化熏陶下的乡村最神往的所在。不论是《柏子》中的水手柏子和妓女之间袒露甚至带点粗野的性爱，还是在《贵生》中一把火任性地烧了桥头杜老板的杂货铺和自己房子的贵生，《夫妇》中不拘世俗不避闲的夫妻蠢事，都表现出作者对于乡村中人性的自由、活力的认同和赞美。特别是对《虎雏》的描写，意味深长。虎雏的杀人并没带来作者强烈的指责。作者对人性的判断多半是从外来事物对人性的压迫方面来着想的，而对于人性本身的善是毫不置疑的。所以，他宁愿去批判现代政治、现代文明，也不愿把虎雏的野性未泯当作他本身的未受教化。沈从文在这里表现出了道家的反智倾向和崇尚个性逍遥的思想。
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用什么建构人性，沈从文并不是这么简单地来给他的作品定出一个重建人心的方向，并用以指导民族道德风尚的建构的。乡村文化对于主流文化的消解，在虎雏中同样也表现出了这样的主题探索。沈从文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他毕竟是受过“五四”的西风熏拂的，对原始文化、原始宗教习俗的缅怀更多是放在一个历史的层面来处理的，或者说是放在一个抽象的层面来处理。做一个风景的记录人固然是他的一个理想，从风景中体会人生、体会历史、体会这其中给人类带来的遐想和智慧却是沈从文从深处去追溯民族千年文化、千年生存的理由的原因。这里不能不提到湘西，这个特殊的未被汉人同化的区域，它似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活化石，记录着湘西人从远古走来的脚步和身影。在风景记录人和沈从文的超越梦想之间构成了沈从文小说的一个来自于经验现实的理想世界。在现实和幻想之间，风景人事既是一个载体，它本身也提示着所有的生存真理，这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沈从文是深知风俗人事中所包含的人文和审美价值的：“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二千年前中国会产生一个屈原，写出那么一些美丽神奇的诗歌，原来他不过是一个来到这地方的风景纪录人罢了。屈原虽死了两千年，《九歌》的本事还依然如故。”重要的是，风景不仅仅具有其本身的自然意义，在沈从文的作品中，风景是神性的，他从风景中体会心灵和世界的秩序，这样就让作品不仅仅是流连于世俗、时代这些表面的浮光掠影，更具有人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的超越意义。
沈从文有一系列的小说就是写传奇故事、神话的。也许是对于历史的过于偏爱，沈从文对于湘西传奇、神话的再写使我们看到了这个民族奇风异俗的动人色彩，使我们不仅对湘西民间文化中特有的爱情观、道德观感兴趣，更重要的是那些千古留下来的爱情、生活、待人接物模式是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湘西作为一个未被现代文明侵入的原始乐园，他的历史留下来的民俗风情中透露出的民族心理结构是最具有文化和审美价值的。朱光潜认为《边城》表现了“千百年来受过长期压迫的少数民族心坎里的一股沉郁隐痛”。《龙朱》中那个像阿波罗太阳神一样的龙朱，他像太阳一样散发着他的光芒，他的孤独是一种被俗人远离的孤独，是神的孤独。最终龙朱的爱情是在姑娘朦朦胧胧、不知道龙朱是龙朱的情况下才获得的。如果姑娘知道和他对歌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龙朱，她会那么真实地表现出自己吗？他会在对歌中继续她的诉说？她会在她的诉说中同时也听到了龙朱的一颗凡人的心跳和他对爱情的渴望？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让姑娘看到了龙朱的善良、智慧和美。这样，姑娘就接受了那个她还不知道真实身份的龙朱，而恰恰这个没有透露出真实身份的龙朱才是真正的龙朱，才是与人们想象中的龙朱不一样的龙朱。这是很富有反讽意味的，真实的自己往往不被世人接受，需要乔装打扮才能在正常的世俗人群中生存。龙朱也即寓示着边远山地湘西人的孤独意识。同时，龙朱的仆人矮奴是一个很有喜剧色彩的人物，让人想到《堂·吉诃德》里的桑乔，怪不得沈从文称自己是最后一个浪漫派。堂·吉诃德是一个中世纪的骑士，沈从文在某些方面也具有这个骑士不合时宜的味道。奇怪的是，堂·吉诃德的形象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磨灭，人们对他的评价也越来越复杂。这里有一个秘诀，就是作品中作者赋予主人公的人情味。只有人情味是不会磨灭和褪色的。沈从文在湘西的传奇和神话中赋予的就是这种人情味。并且把这种平常的人情味提高到一个反映生活真理的高度。这也许就是沈从文对于抽象的一种理解。
弗莱认为贯穿整个西方文学史的叙述结构原则是三种先后出现的神话或原型象征模式：古代神话模式、传奇模式、写实（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模式。原型的变异、神话的移位置换是构成一切文学的基础。历史是一种循环，“太阳底下无新事”。在沈从文的湘西作品中，有很多原型模式出现，比如《边城》中就埋藏着求仙原型、难婚原型和命运原型，并运用了拟仙、三角和循环三种叙事模式。“一种新艺术作品之产生，同时也就是以前所有的一切艺术作品之变态的复生。”一再重复出现的母题就像是永久翻新的神话，永远都不会褪色。沈从文改写的那些佛经故事篇篇都是俊美动人意味深长的。历史需要翻新，我们有时抱住肤浅、流光溢彩的现实，还不如回到历史深处更能找到自己。检验一个作品最重要的是时间，唯有内心的自信和对文学精神的坚持方能抗住对这样一个不可预知的结果的预知。作为一个追求自由又熟悉艺术审美的作家，沈从文自然知道“独创性和个人性”才是文学最有光华的东西。他是一个寂寞地独居在自己天地中的人，只有立定的自由主义者才会有这样的人格和意志，把写作当作百年的大计，而不是捞政治、商业资本，被媚俗的流行文化所淹没。也许沈从文的一生就是一个寻找历史时间中的自我的过程。[NextPage] 沈从文用来抗拒现代文明弊端的心中堡垒就是乡村的大地、沅河的水和民间千百年的生存智慧和信念。金介甫认为沈从文是一个关注地方性和普遍性的作家。地方性是他构筑故事的基础，这些客观的生活观察和独特的个人体验是沈从文构建湘西视界的原料。在这些原料之上，他追求的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观念”了，也是金介甫所说的普遍性即人类性。温暖的人情是湘西的灵魂，在这温暖的人情之上，沈从文要给我们提示的是关于历史、智慧和生命的凝结，这种凝结是一种抽象的不着边际的旅程，但是他需要这样一个梦，一个与平常生活不一致的梦，一个大家都不理解的梦。“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抽象、抒情都是与具体事物相对的概念。沈从文的这种孤独离根感是他因远离时代现实沉溺于对乡村原始文化、纯朴民风的向往带来的，同时也是湘西“乡下人”的不改的角色定位所赋予他的。金介甫把他的“乡下人”界定为湘西少数民族的身份意识，“湘西话‘乡下人’是对苗人的委婉称呼，可能意为不知城市为何物的人”。这是很有灼见的。
其次，抽象在沈从文的言说中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与时代现实的区别，是对其时代思潮下急功近利的文学的一种抗拒。其时，革命式的现实主义一统天下。自五四以来，现实主义一直在中国都备受青睐，就连以自我为中心有着浪漫风格的创造社的创作，严格说来也是以强烈的现实作为基础的，浪漫主义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写作手法。像沈从文这种在骨子里真正脱离时代现实，用一支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的中国现代作家确是凤毛麟角。２０世纪的战争、文明所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在沈从文看来是“烦人”的。文学与商业与政治的合谋更是让文学失去了表现生存的真理的意义维度。
情绪和氛围的渲染是沈从文写作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沈从文为什么说小说家都是诗人的原因。当然，沈从文所说的诗不仅仅指诗的语言和情绪，更指一种诗性、哲理性。感情的内敛、平静的语气与惨淡的现实之间的对比更衬托出一种文学上的表达效果，指示了人生存的悲剧和荒谬性以及承受的重压和生命的无常、坚韧。沈从文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文学形式上的表现除了他自己所说的“尽文字德性”、“贴近血肉人生”外，更重要的是他把那种千年不变的人事变更、时间流动化成一种对于生活、生存的抽象思考。使你并不是看了《萧萧》就同情萧萧，看了《丈夫》就同情丈夫，在那里，有超越于爱与恨的思考；也不是需要你去评判哪一种生活的好坏，最重要的是你会感受到一种平静之下的凝重、庆幸之后的担忧，不是为某一个主人公，而是为自己、为整个的人类的生存命运和境况而“向虚空凝眸”。在文学中让生命形式转换成凝固的历史形态就是抽象。沈从文一直都是被压抑的天才。种种不如意使他文胜其名，与主流政治、时代现实、城市文明的格格不入使他永远是个孤独者。他需要以沉积的历史、抽象的观念来面对这个芜杂的现实，力图保证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三、回忆和幻想中的浪漫叙事
沈从文自称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他的作品中主要表现为世俗与浪漫的对立，也即是现实与诗意的对立，庸俗与理想的对立。第二，沈从文的浪漫之旅是通过对湘西的回忆来构建的，大多是在个人经验之上的想象。回忆和幻想成为他制造浪漫心境、构筑精神乌托邦家园的最好手法，也形成了与五四以来启蒙话语下的乡土文学的写实主义不一样路向的另一种乡村抒情文学模式。第三、沈从文的乡村浪漫叙事显示着其乌托邦精神家园建构的内在困惑。
浪漫主义一般注重自我、情感和想象。沈从文自称没受过卢梭的影响，却可以看到他和卢梭一样一辈子都在固执地维护和建构那种带来美好回忆的童年生活模式。即使是对城市文明人的讽刺他也是以湘西人的特性为参照物的，而不是一定以普遍的人性。正是在湘西和现代都市的对比矛盾中，沈从文建立了自己独有的道德观，这种来自于湘西土人的人生道德观点，无疑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关于现代一传统、文明一落后的思维视角。
前面讲过沈从文的客观写实再现现象的手法，这并不表示沈从文不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构筑一种幻想和梦。有时作者用看起来很客观的技巧性加工使故事成为一种想象中的真实，如《边城》、《黔小景》、《夜》等，有些作品本身就是对传奇故事的改写，更是充满着浪漫气息，如《龙朱》、《神巫之爱》、《媚金·豹子·和那羊》、《月下小景》等。读者读这些故事时并不觉得是虚构，只是强烈地认同这就是湘西的现实，把读者带到美好的想象中，禁不住神往那贫富不欺、民风纯朴的桃花源之乡。沈从文曾经说过“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而不是“主义统治和流行趣味”支配的历史。回忆和幻想本身具有反现代性的功能。沈从文的这一表现应该说是超前的。在当时中国还是处于工业文明的前阶段，对于人民来说科学技术现代文明的输人才是迫切的问题。
沈从文并不反对现代科技，他反对的是文学上的主义和流行趣味，反对的是人性的阉割。相对于２０世纪上半期的写实主义风行几乎一统文坛的趋势，沈从文的浪漫主义趋向无疑是醒目的。把沈从文定位为一个浪漫派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不管他用的是客观写实的手法还是浪漫想象的手法，他的作品都表现出了浪漫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对逝去的乡村文化和乡村乐园的留恋向往以及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抗拒、批判。他们要探求的是，当科技理性、工业文明带来人的异化时人类如何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如何安置自己的心灵？西方现代派文学反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由主义理性。也即是以审美现代性反工业技术的现代性；同时，现代派文学本身也即是自由主义文化、文艺的一种体现。一般认为存在两种现代性的概念，一种是启蒙现代性或称世俗现代性，一种是审美现代性。对资本主义世俗化、市侩化的批判构成了审美现代性的起源。对“现代性”的批判即表现出了另一种现代性的产生：审美现代性。对于两种现代性的不同理解，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对于现代性的不同解释。一种是以历史进步主义为主流的对于文学现代性的理解，以进步、进化作为是否具有现代性品质的试金石；另一种是以历史循环主义的观点来看现代性，把对乡村、内心温和宁静的坚守当作拒绝现代化进程的另一种现代性的反抗。[NextPage] 人类为什么需要回忆？也就是人类为什么需要童年？需要时间？需要历史？只有回忆最能验证我们的存在，验证岁月中最珍贵的情感和印迹。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浪漫主义的回归意识确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人类生存下来的最基本的支柱是一种心灵可以依靠的信仰。这是浪漫主义的声音在现代化社会仍然不绝如缕的原因。
沈从文所构筑的精神乌托邦来自于真实的生活现实和生活体验。作者主要是通过回忆和想象这两种功能来建构乡村风俗人事和民族传奇的。金介甫认为存在于沈从文作品中最明显的浪漫主义成分之一是“幻想和梦境”，并认为沈从文早就进入一种超越了震惊的超现实的世界。沈从文自己也说过：“必须把人事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才可望成为一个小说。”这里的梦是指人的心或意识的活动。《月下小景》中的佛经故事等是经过“放大翻新，注入我生命中属于抑压的种种纤细感觉和荒唐想象”。《边城》是“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的故事。“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同想象里驰骋，把各样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
他要寻求的是一种内心的真实，一种抽象的真实。回忆也即是一种精神的漫游和超越以及对于往昔自我的保存。在偶然旁边追溯永恒，虽然偶然本身充满着悲剧性，使人生充满着无常。撇开那个生命中的偶然不管，剩下的只有抽象的抒情，永恒的美好回忆了。沈从文虽在城市里，却始终以一个不入流的“乡下人”自居。特别是早期，与其说是在感情和生活上与城市格格不入，不如说是在他的生活和记忆里，是城市拒绝了他。剩给他的只有贫穷和屈辱。他只有回到过去的回忆中，只有那些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回忆才是真正溶进他的血管中的。这种回忆虽然有初开视野、美化的成分，但却是夹杂着新颖、美好的回忆，其中包含着对生活的期盼。虽有血腥，但似乎与自己的生活无关，与童年的美好回忆无关，是一件距离自己很远的事情，倒是那些虫鸣、车水声、鱼跃声于他更密切、更亲切、更有关联。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沈从文对于死亡如此从容，在后来的《记胡也频》、《记丁玲》中，都可以看出他对于死亡的平静。是什么让他如此坦然地面对死亡，而他自己在上世纪４０年代末的精神失常和自杀可以看到沈从文对于生命和存在的阐释。他在乎的不是个体的肉体生命，他更看重精神的危机对于他带来的困惑，这种困惑与他对于生命的执著追寻意义有关。生命对于他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一种弃以往存现在、弃躯体存精神的态度，也即是生战胜了死。这是一种大悲剧大喜乐的世界观，生命河流就像洪水洗劫人类，遗存下来的仍要继续生活，哪怕是生活在卑微里，也是一种生命的活法。
从另一方面来说，沈从文的回忆与其说是对于传统文化、过往历史的迷恋，不如说是对于自身经历、纯朴人性的留恋和对于人文精神的现实和终极关怀的新设想。他认为，“都市中人是全为一个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这种人数目既多，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观念，就是不大追问一件事情的是非好坏。……这观念反映社会与民族的堕落”。沈从文所要建构的道德价值观既不同于主流话语当时大力倡导的以传统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也不同于以革命和斗争的方式来构筑的集体主义价值体系。他在这方面的思考有着楚人追求自由的浪漫特质，在对文学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取向上与自由主义的观念相吻合。浪漫主义思潮的实质是以人道主义为表现特征的自由主义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在西方就被称为一种文学上的自由主义。乡村传统文化和自由主义这两种文化成为沈从文建构乌托邦的参照物，因这两种文化属于不同的价值体系包含着不同的价值内容，所以沈从文对于乡村乌托邦的建构出现了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困惑。
从一开始，沈从文就是怀着对乡村生活的不满足而去闯荡的，这种不满足并不影响他对于乡村文化、传统文化的诗意构建，并不影响乡村诗意成为他所认同和建构的民族道德的基本资源。这在沈从文身上构成了一种悖论，在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中，希望用乡村的纯朴人性、民风纠偏现代工具、技术理性带来的人的异化。除了一系列的以湘西为背景的乡土小说外，沈从文还写了一系列反映城市生活的小说。这些小说除了人们常说的对于城市人的阉寺性的讽刺外，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难道野性就一定是一种需要承续的美？难道含蓄的爱不是一种美？随着人的知识涵养和人类文明度的增高，爱情或者人对于爱的向往和追求自会不可避免地打上文明、绅士的痕迹。文明的克制、道德的约束成为人们之间表达情感的障碍，也是一种现代人情爱的正常心理表现，不必用虚伪来形容。如果没有道德坐标下的“虚伪”，剩下的只有赤裸裸、原始的野蛮，会比这种“文明的虚伪”更可怕。反对矫饰、虚伪的文明外衣，而文明有时又是一种社会道德表现的尺度。在《八骏图》中，作者讽刺了现代都市上层人物在对于情爱、爱欲方面的希求却又疑惧的心理。这种心理让我们不禁对现代文明约束下的情爱心理处境有所反思，而对乡村亘古不变的野性也不敢一味采取欣赏的态度。沈从文构筑的只不过是身居现代文明中的人类心灵栖息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以湘西为背景，在平常的人事之上作者给予了它一种怀想中的浪漫氛围构造，使这个在现实中找不到的“边城”成为人们梦中和心灵中的乐园。
所以，沈从文自己也知道他是靠回忆加上浪漫的幻想来构造的湘西，他也知道乡村的落后，愚昧不足以担当构建民族的新的道德系统。人们的幻想总是能跨越现实，沈从文的民族道德重建在那个动荡、价值体系还未建立的年代只能是一个文学中的幻想，而这种混合着浪漫、乐观、悲观的幻想很快就被一种坚定的不容分说的革命理想主义所代替。对过去的留恋又不满意于过去，回忆有时又不表示想回到从前。即使情感上想回到从前，理智上也不愿意。平板粘滞的乡村生活只能成为回忆中的乐园。沈从文的乌托邦构建中出现了不调和音，这并不能阻止他对湘西的无限的思念和回忆，因为那种青少年时期的美好回忆已让这个固执的乡下人总是拿着那把乡下人的秤来度量一切事物和法则。在作品中对自然的尊崇并不表示沈从文对于像自然一样默默承受的人生也是赞成的，我们不能把沈从文在文学艺术中对于自然神性和人的神性的表现当作是一种逃避生活的表现。正是这种对于自然神性的尊崇和对于自然宿命的反抗，让沈从文看到了湘西的美丽和迟钝。在这之中，自然神性和文明理性相交糅，人的神性和自然神性、人的理性和人的神性在沈从文的笔下透露出了对于人生、生命意义的最有审美力量的美学探寻。[NextPage] 在《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边城》、《月下小景》中，故乡对于沈从文是诗化和传说式的寓言；在《丈夫》、《萧萧》、《三三》等作品中，在对传统乡村文化肯定的同时，也有着对于愚昧麻木的不清晰的哀愁。更重要的是，这种含泪中的微笑、宽容，又是指向人类整个的生存境遇的。既是对自然生存的敬畏，又是对自我存在的诘问和反思。对湘西的建构只是对一种回忆的建构，对精神家园的一种远距离的遥望。他说：“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光明赞颂。在充满古典庄雅的诗歌失去价值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因为是最后的就希望去保留。这种对乡村的固执的依恋在沈从文１９３４年和１９３７年的湘西之旅后，在１９４０年代竟化为一种莫名的对于抽象的狂热，这也是作者对于湘西诗意建构的一种坚持和困惑。回忆中的故乡毕竟与现实有很大的区别。在回忆和文学作品想象中似乎很诗意的原始、野蛮落到现实中就不一定有那种审美的美感了。沈从文不得不重新审视故乡，希望找到一条现代理性和传统美德、纯朴民风相结合的民族品德重建之路。这时期的《看虹录》、《摘星录》已看不到湘西的影子，只有纯粹的诗意和想象充溢其间。湘西在现代文明、现代战争的冲击下已显得遥远和不切实际，这就是沈从文为什么走向抽象的原因。虽然这种抽象与早期湘西的乌托邦建构是一致的，那就是寻找自己心灵的落脚点。沈从文经常谈到对当前、明天的恐惧，对当前的不满、对明天的不坚信反而让作者只想唱一首挽歌。作者知道湘西最终要走向现代，他希望追回神之足迹，保留我们最后一点对于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保留最后一点纯朴的人性、温暖的人心。
沈从文需要找到一个乌托邦，找到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生活氛围。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现代的。在建筑这个家园时，他要否定很多，又要找到理想的生活模式来构筑他的精神乐园。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是一个关于生命和存在的寓言，是超脱于生活的在回忆之中构筑的想象，在这之中，作家就是一个诗人。写小说就是写诗，是用想象来作心灵的翅膀，把实在的生活剥离，让人们在这些文字、构想的生活中能充满着信心和希望。这也是沈从文为什么喻自己为最后一个浪漫派。来写最后一首抒情诗的原因。到底作者是想表达背后的热情和伤痛，还是想表达对于安静、纯美的渴望？这就是沈从文的作品要表达出的从乡村文化中建构民族理想、未来人文精神的困惑。
沈从文作品人文精神建构之欠缺：与其说沈从文是成功于对民族道德精神的重构，不如说是湘西人文风俗事实描写和想象的胜利。沈从文所说的民族道德精神建构到底指的什么？在他的文中又表现出了哪些不是直接指向民族精神建构的东西。是什么消解了沈从文的民族道德建构的文本表现？对乡村的固执的热爱或者是想象中的乡村建构？所谓民族道德、精神的建构，我们更应该从文学对于人性的关注，对于生存的探索，对于向上、向善的良知方面来理解。是生命的偶然性、情感的热烈及抽象的回忆想象解构了沈从文作品中的民族道德建构，表现出生命、人性，人文精神与民族道德重建的非统一性。正是这种偶然、情感、抽象成就了沈从文作品对生命、生存探索的多种复杂面貌。可以说，人性、生命的偶然、悲剧性一方面建构了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文情怀，另一方面也消解了沈从文作品对于民族道德建构的努力。
我们从沈从文作品关于爱与美、偶然、悲剧、情感、抽象等的追寻中，可以看到中国现代主流文学缺失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却是创造人文精神话语及其传统最重要的方面。只有把文学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我们才能追溯人文精神关于生存、存在、终极关怀的踪迹。
一种自由话语传统的建构也即是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之建构。在当代市场经济和世俗文化冲击下，如何建构一种自由主义话语传统、一种人心道德的良善传统是防止当代人文精神衰落、救赎人类神性失落的关键。
（实习编辑：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