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宏志
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豫籍作家在创作上有意地表现富有中原地域特色的中原文化，形成文学豫军的一个鲜明的文化特色。
事实上，强调地域文化的表达一直就是河南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乔典运就开掘了一口生活的的“深井”，有意地发掘中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劣根性，对其进行批判。张宇的《活鬼》也被称赞极为典型地表现了中原人某种潜在的文化特质。在这些作品中，作家都抓住了中原人的某些精神文化特质进行分析、展示，里面当然也贯穿着作家或批判，或认同的立场。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此时河南作家虽然在作品中贯穿着对中原文化精神的分析，但是，其写作的初衷并非是为了展示中原文化，只不过是为他们分析、批判某些国民性特质而拿来的作家本人更为熟悉的批判、展示的标靶而已。比如乔典运的创作，虽然其作品中深蕴着某种中原文化精神特质，但是其创作的初衷显然不是为了表达、表现中原文化精神，而是为了进行国民性批判。其中的中原文化的展示更像是无意中为之。所以，一直以来，对于乔典运作品的分析评价，都侧重于他对国民性批判的力度，而少有涉及他对中原文化的表达。这种状况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得到了改变——河南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开始更加自觉更加明确地表达自己对中原文化的认知，甚至很多作品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展示某种特色的中原文化精神。作家们甚至不惜直白地表达自己对河南的感情，例如乔叶在其中篇小说《旦角》题记中就宣称“献给我的河南”。在我看来，这种直白的感情表达其实就是豫籍作家地域文化意识自觉的表达。
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上世纪８０年代虽然有乔典运、张宇等作家不同和程度地展现河南的地域文化特色，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群体优势——对中原地域文化的表达更像是某些作家无意中的文化表达。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这种现象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对中原地域文化的表达不再是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作家的事情，而成了大多数豫籍作家的自觉行为。而且，此时对中原文化的展示，不再像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那样单一的用来分析文化精神和国民性格，而是有了更加丰富的表达。仍有作家强调对中原文化精神的分析，例如李佩甫。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李佩甫的小说就致力于表达中原人的某种文化精神特质，在他的小说中，一以贯之地表达中原人“小处做人，败处求生”的文化哲学，同时，他的小说中也把中原人那种柔弱的强悍的精神特质发挥到了极致，以致于一提到小说中的中原文化精神，就要讲到李佩甫。李佩甫代表作《羊的门》中的主人公呼天成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特异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中原文化精神的某种人格代表。也有作家开始转向中原某些特定地域的发掘，从各个层面展示这个特定地域的特点，当然也就全面地展示了中原文化特色，这种展示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精神批判，而还带有了某种文化赏析的意味，例如田中禾、孙方友的笔记小说以及墨白的“颍河镇”系列小说。田中禾的《落叶溪》、孙方友的“陈州笔记”、“小镇人物”系列都是典型的笔记小说。这些小说一方面在叙事风格上深得中国古典笔记小说之精髓，带有强烈的文化意味，另一方面，其叙事的对象，也都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如田中禾《落叶溪》中的一篇《鬼节》就是对当地风俗文化的展示，其中的《石印馆》一方面详细地叙述了石印机印字的过程，另一方面，通过对主人公马老六的生平叙述，也展示了旧河南的“一门两不绝”的婚俗特点。在展现河南地域文化特色方面，孙方友是最有功力的作家之一。他的“陈州笔记”、“小镇人物”系列小说都是通过对奇特的民俗文化的描绘来营建一个充满陈州人特有的个性气质和陈州特有的色彩、气息和声响的陈州世界。在他笔下，陈州并不是作为自然景物的载体出现，而主要是以一种社会文化的集大成者来显示自己的厚重。作者将各种鲜为人知的传统文化移入了小说之中，增强了小说的文化成分。他颂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热衷于在小说的开头述说具有陈州地方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将各个行当的规矩和各种工艺的制法精辟地介绍给读者，然后才进入故事的陈述。《陈州影戏》在开篇的时候就对皮影戏的由来作了简要的概说，接着介绍了皮影戏的发展及影响，再下来便是具有“高生矮旦疙瘩丑”之分的皮人的制作工艺，复杂又简单：先把皮张制成“熟皮子”；演出时，“一人操纵皮人（俗称掌签的），剧中人物生、旦、净、末、丑，各种行当；唱、做、念、打，叙述故事，皆由操纵者担任。”还有副手协助及乐队伴奏，“有时开了连续剧，能一唱一个月或半年”，且“皮影戏的优劣，一是演出技巧，二是掌签人的唱腔，三是皮人的制作水平，四是乐队的干净利索，四者缺一不可”。整个过程被作者以简洁老道的笔法徐徐道来，不仅为下文做了很好的铺垫，也使读者为我国皮影戏的传统文化深深折服；《泥兴荷花壶》一开篇就娓娓动听地叙述了陈州特产荷花壶的传奇神韵，它造型美观，色彩淡雅，用料讲究，壶坯薄而坚固，不仅可以弹音，而且具有独特的良好的透气性能，沏出的茶隔夜不馊，因此泥兴荷花壶长期以来一直是京城的贡品，令人叫绝的还有泥兴壶的挑壶程序：先是抛壶，一百把壶“从高空落到地上，皆完好无损”；然后敲壶，“凡音裂音哑者，当即抛出”；最后弹壶，先是弹出一曲玄妙的《春江花月夜》，再突转为暴风骤雨的《十面埋伏》，这时，“只见案上瓦砾一片，唯有一壶亭亭玉立于瓦砾之中。”这样的挑壶工序是闻所未闻的，极富神奇色彩，而且精湛的手艺突出表现了一个民间艺人对艺术的认真与执着。这些无不向今人展示着中原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地理环境、风俗画、名物知识介绍等非小说主题成分，看上去和小说主题全无关系，但是却是小说故事主题发生的文化背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才有这样的人和事，从而强调了小说的地域文化特点。在这几人中，墨白和上述两人稍有不同，墨白显然不满足于单纯的展示一个地域，他笔下的颍河镇不是一个简单的小镇，而显然是寓意着中国，他更想表达的显然是一种超出独特地域的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但是，他笔下的小镇的原型毕竟是河南的一个小镇，这也就使得他的小说虽然是在诉说乡土中国的精神的焦虑，但是却充满了乡土河南的精神的焦灼。
[NextPage]豫籍作家地域文化表达的自觉性还表现在对典型的中原文化特色的风物、历史的特别强调——很多作家就专门对中原特色的风物、历史进行评述。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中原文化也一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无论从根脉还是人文、风物来讲，中原文化都有其独特的韵味。在地域文化自觉意识尚不明晰的时候，少有河南作家对中原文化风物进行刨根问底的追寻。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加剧，作家们的文化自觉意识更加强烈地勃发，对中原独特的地域文化风物、历史的考究成了作家们自觉的选择。郑彦英在２００３年出版的散文集《在河之南》以熊耳考水、洛阳识豫、中州寻斧、函谷问道、羑里采蓍、古渡见柔、河上说理等七个方面对中原文化的人文、风物进行了阐述。郑彦英祖籍陕西，从部队转业之后才到河南工作，但是，或许就是丰富、厚重的中原文化使得郑彦英为之折服，他开始全面考究中原文化，并对之进行阐述。郑彦英说道：“但真正要动笔时，才发现在我国这个人口最多的省份，要写的东西很多，就是穷尽我余生所有精力，也不能表现其大概，于是我在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天，长久地在办公室徘徊之后，决定梳出自然、山水、风情、文化这几条辫子，写７篇文字。读者若能从中管窥中原文化之一二，我就对得起我喝了２０多年的黄河水了。”（２）对河南文化的敬重溢于言表。在羑里采蓍一节中，郑彦英开篇就写到了一个名叫圣的神秘人物，他给人算卦准得神乎其神，包括他自己的死也都算了出来，还说自己之死是因为泄露了太多的天机，所以折寿了。在这种神秘的叙事氛围中，郑彦英开始了对《周易》文化源头的描述。这样的叙事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和现代性价值不相符的，但是，这正是中原文化的特殊之处，作家并没有这不符合现代性价值而对它贬低，反而更加强调其背后合理性，从中折射出作家对中原文化的强调和认可。
如果说郑彦英的《在河之南》是从风物、山水等几个方面对中原文化特色进行专门的叙述的话，那么，南飞雁的《大瓷商》则是从文化、历史等方面发掘中原文化的特殊性。禹州神垕镇是出产钧瓷的历史文化名镇，神垕的钧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原文化的一个特殊的名片。南飞雁的《大瓷商》就从神垕镇的钧瓷入手，展开叙述。小说借书中主人公卢家和董家两大家族长达两代的在钧瓷烧制技艺和商场的争斗为线索，全面展开了对钧瓷文化，对豫商文化的叙述。这里面既有对钧瓷技艺的代表禹王九鼎绘声绘色的描述，更有对豫商文化的全面的阐述，或者可以这样说，这部小说就是豫商文化的生动阐述，小说中卢家和董家的商场搏杀也都蕴含着豫商文化的真谛。像传统豫商所遵循的信条“四留余”，即“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结交官场的“不即不离”，即“豫商与晋商、徽商不同，晋商对官场不屑，徽商对官场热衷，而豫商却自古有‘不即不离’的古训，秉持儒家中庸之道，在商场与官场之间游刃有余”（３）。以及豫商之德，即“处世讲究外圆内方，持家讲究忠孝两全，品行讲究君子经商”（４）。在这部小说中都有具体的体现。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以钧瓷为线索，全面展示了豫商文化，而把豫商文化与钧瓷的合二为一，也正体现出了作者南飞雁在这部小说中致力于展现中原文化、历史的意图。当然，以展示中原特色历史、风物、文化为创作目的的作品不仅仅有郑彦英的《在河之南》和南飞雁的《大瓷商》，另外，像孟宪明的《大国医》、马新朝的《幻河》等也都是这样的作品，借助带有中原文化典型特色的中医、黄河等历史、文化意象对中原文化进行全面的展示。可以说，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促使了河南作家全面、深入地认知中原文化，认知中原文化的特殊性，从而也掀起了一个书写中原文化的高潮。
河南作家们勃发强烈的地域文化意识，写出了大量的反映中原文化特色和中原文化精神的作品，看上去是一个矛盾的事情。但是，事实上，这种地域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就中原地域来说，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有论者指出，中原传统文化属于“前喻文化”，其特点即具有某种程度的超稳定性（５）。同时，这种现象的生成也是文化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有论者指出，“人对事物的审美体验式受制于主体所置身其中的文化语境的，这一点在全球性语境中尤其如此。全球性并不是简单地带来‘全球同一性’，而是加重了主体的内在冲突，激发了寻求全球性语境中的差异和独特个性的冲动。”（６）换言之，正是文化全球化刺激着作家们寻求自身的文化特质，也促使了河南作家们中原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
注释：
（１）种海峰：《全球化境遇中的文化乡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２）郑彦英：《在河之南》，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页。
（３）南飞雁：《大瓷商》，河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６页。
（４）南飞雁：《大瓷商》，河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５７２页。
（５）刘新芬：《中原文化对中原崛起的阻滞及其自身超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６）王一川：《全球性语境中的自然形象》，《湛江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编辑：罗谦）
--------------------------------------------------------------------------------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