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晨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母题，“乡土”既承载了沉重而深刻的历史内容，同时又是作家们最为柔软与纯净的精神栖息地。而现代作家的“文化怀乡”，却不是简单的对乡土的情感回归，往往于城市——乡村、现代——传统、情感——理性的矛盾中包蕴着巨大的文化含量。师陀是一个从穷乡僻壤而流落到大城市的“乡下人”，他对于乡间的苦难生活有着切肤的体验，同时他又是一个终生在文学世界里寻找心灵返乡之途的“跋涉者”，那种鲜明的“感时忧国”的现实主义态度，那种本色的对于故乡的“爱恨交织”，那种在城与乡、现代与传统间徘徊游移，在爱与恨、离开与回归、希望与绝望的人生悖论中苦苦挣扎，无所归属的生命的煎熬与荒凉，都使得师陀的文学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烙下了令人难忘的印记。师陀善于织绘风景，营造抒情的氛围，但所谓的“现代诗性”，并不是单纯指作品的意象、语言等外在层面的诗化特征，而是主要体现在其反映人的生命的内在深度方面。正是这种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及生命意义的追问与探询，使他的乡土小说具有更为深刻与持久的艺术魅力。
师陀初写乡土，更多的是源于对故乡灾难深重、痼疾难复的切实感受。他在思想上倾向于左翼，敏感于现实社会的黑暗不公，同情挣扎在痛苦与血泪之中的老百姓。因此，现实丑恶的暴露，人事的荒谬与无意义，生活的阴暗与丑陋，这一切构成了1930年代师陀笔下乡土的重要内容。对故乡的衰败与凋零，师陀感受到强烈的失望、压抑和憎恨。他厌恶这片土地，却又留恋着这片土地，同情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喜欢我的家乡，可是怀念着那广大的原野。”⑴这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在师陀1930年代的创作中常以一种不可弥合的激烈方式呈现出来，即田园诗情与现实批判的交糅并杂。尽管师陀笔下精心设色的乡野画面俯拾皆是，但与京派作家们倾向用一种温柔敦厚的形式去表现故乡的淳朴人性不同，每当他提笔怀念故乡时，那破败萧条的景象和原始蒙昧的乡土生活便如挥之不去的梦魇萦绕在他心头。更为浓郁、沉厚的思乡之情在世事沧桑与时光流转中积淀发散，置身于1940年代的上海“孤岛”与沦陷区的师陀，在“流落洋场，如梦如魇，如釜底游魂”⑵的日子里，再没有什么比乡土记忆更能给人以安慰了。整个战争时期，师陀的内心时时回响着“回家”的心灵召唤。蛰居在“饿夫墓”里的他在文学的世界里营造了一座美丽的果园城，弹奏出一曲甜蜜而忧伤的乡土咏叹调。民族的忧痛、个人的遭际、连同那炽热沉郁的乡愁都凝聚在这座“果园城”里——正如他自己所说：“这里的每一粒沙都留着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我的生命”。“果园城”是想象中的产物，师陀通过设色布景为自己的“乡土记忆”涂上了一层浪漫与幻化的色彩，使其烛照出都市文明的全部畸形，他不仅怀恋古朴自然的田园环境所散发出来的乡野气息，对于这个“文明过了火的世间”⑶的失望、厌倦，更唤起他对以童年为代表的身心统一的人本身的本原状态的怀念，对精神家园的寻找。
“还乡”是作家内在的情感需要，“返乡”叙事更成为师陀完成自己乡土想象的一个重要环节。与1930年代相比，此一时期的师陀不再直接以第三人称来讲述乡土生活的某一片段，他倾向于在“离乡——返乡——离乡”的叙事模式中展开自己的乡土想象。显然，师陀为自己“爱恨交织”的故乡情感找到了一个更为合适的切入点，因为正是理性与情感的二律背反，才导致弥漫于“返乡”之旅中种种欲说还休、言之不尽的复杂情感。无论是《掠影记》（包括《灵异》、《还乡》、《苦役》三篇）中的西方楚，还是《寻金者》中的朱珩，抑或是《果园城记》中的马叔敖、大刘姐、孟安卿……，师陀倾心于远离故乡、漂泊四方的流浪者，而他们无一不渴望重返故乡。《巨人》里的“抓”，因为爱情上的挫伤而远走他乡，在外流落了二十年，当“岁月既遣散尽一股燥气，时光的浮尘又暗暗遮掩住人间的怨怼、胸中的鳞伤；于是田野上的笑声，平原的风光，故人的面貌又在他心头显现，烧起怀恋的火，他想看看故土可还是当年的样子。”《落日光》里的“吃闲饭”的“出了一趟近三十年的远门”又重返故乡，在离开故乡的日子里，他觉得自己神魂迷了路，“只是一架空空的躯壳在走”，神魂似乎还一直留在那唤作青姐儿的姑娘旁边，“时常会恍恍惚惚回到了家乡”。《宝库》里的杜振标怀着热烈的心奔波了三个礼拜的路程返回家乡，“八年来他怀恋着家乡，几乎要害病了。他无时无刻不在做梦，他要到那干燥的土地上去，他要困一个赤条条的觉！”《果园城记》更是一个套叠的“返乡”叙事，叙述者“我”——马叔敖阔别七年后重返故乡，而小城里的人似乎也时时都上演着“返乡”的情节。师陀笔下人物的离乡，并不是迫于生存压力的无奈，而往往是为了精神上的某种满足和追求。“果园城”里有才有色、心高气傲的大刘姐，为了追求更大的“福气”，给衙门里的师爷做了姨太太远走他乡；另一位“满腔壮志”的孟安卿，虽然爱着他的姨表妹，但是却不愿为世俗的家庭生活所困，因此他远走他乡，去追求青春的理想和自由。《落日光》里的二爷，因为“一场悲剧的恋爱”而负气偷偷离家出走；而《寻金者》中的朱珩之所以外出淘金，是抱着用财富给爱人带来幸福的美好愿望。他们都在“青春”和“雄心”的支持下到异乡去寻求个人目标和人生理想的实现，然而却渐渐发现自己精神上的荒凉与空虚，于是他们又选择了“还乡”。
“回归”的欲望是如此强烈，然而人类到哪里去寻找妥贴地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又如何能够抵制时间对生命的侵蚀？当大刘姐重新站在自己当年摆摊卖花生的十字街时，这里已经物是人非。她或许还记得十七岁那年虎头鱼那突然的一吻，然而今日的虎头鱼却正是她眼前为生计而奔波劳碌的车夫。衣饰华贵的她伫立在街头，无数的过去从眼前飘过，但她已的确成为一个陌生人了，她不得不赶快离开。同样地，离开果园城十二年后又回来了的孟安卿，已经没有人记得他的存在。为了永远保留一个美好的印象，他甚至也不敢再询问旧日的恋人姨表妹的下落，只有匆匆离去。而满载珠宝黄金而归的朱珩，得到的却是环姑已死的悲惨消息，他万念俱灰，只得再次流浪漂泊。在回忆与现实的龃龉中，“故乡”于他们而言，是一个破碎的梦。然而，在人的历史追求与家园之恋的生存悖论中，“故乡”又将是一个永远的不断被追求着的梦。生命就是在这样的悖论中徘徊倾斜，因此师陀说：“生命似乎只适于跋涉”⑷。“跋涉”似乎已经成为现代人无法摆脱的一种生存状态。在“跋涉者”的脚步中，师陀感受到了时光的流逝和生命的寂寞，他也深味人的生命无可着落的绝望与悲凉。如他笔下的“跋涉者”一样，师陀也是一位永远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倦游”人，他既不可能回到乡村，也无法完全融入城市，这种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边缘”或“两栖”状态已经成为他无法摆脱的宿命，他只能终其一生在文学的世界里找寻心灵的返乡之途。鲁迅在他的经典小说《故乡》中所使用的“还乡”模式，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游移的复杂心态轨迹的隐喻表达。而师陀则在其中倾注了更多的个体生命感悟，它包含着五味杂陈的人生感受，超越了历史现代性视角下对乡土的理性批判与情感回归的简单呈示，更多地指向了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的思索与拷问。 [NextPage]
在1940年代的战争背景下，生命空前严峻地为死亡的阴影所笼罩，暴露了人的存在的极大地有限性，而这恰恰为作家前所未有地深入探讨人的本质提供了契机。此时的师陀，不再将生命的衰败与泯灭仅仅归结于世态的堕落，而是将人的命运置于绵绵不绝的“时间”之流中加以思考，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思考生的执著与死的悲哀。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他超越了早期创作中那种感性的忧郁与感伤，而是以一种成熟的哲学理性去关注人的存在，使其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邃境地。《果园城记》是师陀把其乡土记忆和生命意识进行审美整合的典范。在果园像云和湖一样展开的果园城里，广野、堤岸、树林、街道，一切似乎和多年前一样，水鬼阿嚏和老渔夫的传说依旧流传，模样既尊贵又从容的邮差先生仍在不紧不慢地送着信。然而这一切的“不变”加倍的衬托出了生命的无常和人世的多变。师陀将叙事空间置于似乎凝滞其实绵绵不绝的时间之流中，这里面充满了对命运、对生存的思考。时间就像一面镜子，无情地照出了果园城的过去和现在，也映出了果园城里的人们的青春、命运和死亡。师陀借助“时间”揭示了人所生存的悖论。这种面对兴亡变迁、人事沧桑所流露出的怅惘而哀伤的情绪始终弥漫在师陀的《果园城记》中，当他由此出发去关注那些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浪荡弟子时，他从他们身上揭示出的正是权势、金钱与命运的深层关系。
果园城曾经的无形的主人朱魁爷，无论怎样风光威风，最后还是寂寞终老，无人过问；继承了庞大遗产的小刘爷，最终将家财散尽，沦为乞丐；至于布政使家的胡家大少爷，他懒惰骄傲、无恶不作，最后被一枪结束了性命。在他死后，妹妹胡凤英也只能沦落风尘，靠出卖姿色养活母亲。在这类“盛极而衰”的家族故事中，师陀所要表达的正是他对于人生命运的一种清醒体悟：“好的时候总归要过去的，有那一天也就有这一天！”⑸。“现在回想起来，把十年前和十年后比起来，这好像是对于人生的一种嘲笑，所有的金钱，名誉，骄傲，尊贵，华丽全成空虚。”⑹“命运的基本特点是其不可以理性说明和无法抗拒”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时间即命运，面对无限的、主宰一切的时间，人的有限性表露无疑，而人也注定无法逃脱生命的悲剧：“人们无忧无虑的吵着、嚷着、哭着、笑着、满腹机械的计划着，等到他们忽然睁开眼睛，发觉面临着那个铁面无私的时间，他们多么渺小空虚可怜，他们自己多无力啊！”⑻
正是在这种强烈而深刻的“悲剧意识”的观照下，师陀以超越道德之上的眼光去关注人的生存，从而产生一种深切的悲悯情怀，而“悲剧的怜悯不是为作为个人的悲剧人物，而是为面对着不可解而且无法控制命运力量的整个人类”⑼。师陀《果园城记》的写作贯穿着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其笔下的“果园城”是一个封建宗法制统治下的沉滞、黑暗的小城，民族的灾难使师陀愤激不已地反省着民族的性格和命运，他对小城衰败、停滞的焦灼感也呼之欲出。但是当整个小城的人，无论丑美善恶，一概摆脱不了时间的限制与生存的悖论时，这种强烈的、深刻的悲剧感已经超越时代，指向了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问与探询。这样的主题在师陀创作于40年代的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现。陈世德的悲剧背后正是宝善堂三代人由盛到衰的家族历史，通过对这个典型宗法制家族的纵向考察，师陀揭示了封建时代豪绅阶级的腐朽性、残暴性和寄生性。陈世德是一个负面人物形象，然而当师陀把陈世德当作是一个生命存在去进行考察时，笔下又充满了悲悯和叹息，于无情的嘲讽中交织着深情的悲凉。一生下来就被金钱、宠爱、奉承所包围的陈世德，骄傲和环境把他限制住了，他认为理所当然的生存方式注定了他生命的悲剧。“司命老人”作为一个重要角色出现在陈世德一生的各个阶段，似乎在暗示读者：主人公无法摆脱命运的操纵，“他是一匹心灵上受伤的野兽，他要不停的跑着，直到死去为止”⑽。正是在对陈世德前后两种生存境遇的对比中，小说的命运主题得到深刻揭示，其中回荡着人生无常、世事如烟的命运感慨。这使小说的主题从具体层面上升到对人本处境的形而上思考，其中渗透着师陀悲悯的人文关怀和深刻的生命意识。
超越人与时代冲突中的生活悲剧本身，而走入对“生命”本身的洞察与思考，其中蕴涵着对人类生存困境的体悟与悲悯，这正是师陀乡土小说“诗性”魅力所在，也使其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道独特风景。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