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润良
前几天与一位律师朋友聊天，他说中国法律目前已经进入“工地化”进程。具体而言，一则法律条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它，能否使用某则法律条款是有条件而不是无条件的、平等的。所以，同样的案子由于地点不同，时间不同，当事人不同，结果就会大相径庭。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无疑是背道而驰的。法律的“工地化”表明了对法律的共识的丧失，法律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成了人们满足自己利益的工具。我对法律界的情况不大了解，不知道这位朋友的议论可不可靠。但据我观察，当代文学评奖中所透露出的文学的“工地化”现象正愈演愈烈。
所谓文学的“工地化”，实际上也是涉及到文学评价的共识的破裂问题。文学评价的标准越来越随意化，“亲缘化”，圈子化。某些作家成了获奖专业户，但他们作品的影响却越来越小。大大小小的文学“工地”汇集起来的不是文学的繁荣景象，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混乱景象。这些工地的施工规则各不相同，有的奔着“主旋律”而去，有的奔着“艺术试验”而去，有的奔着“畅销书排行榜”而去。最终，每个工地在竣工之时都领到了某些专家、权威颁发的荣誉证书，皆大欢喜。至于这些文学工地能否不朽，能否改造世道人心，能否触动社会触动人心，这些都停留在颁奖辞和获奖感言中，作品逐渐被人遗忘，只是为这位工程师的履历增添了光彩的一笔，使他更加信心满怀投入另一个文学“工地”的建设中。前几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论断曾引起沸沸扬扬的议论。我认为，顾彬的意思是说大部分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小部分的当代文学虽然不是垃圾，但也没有达到文学应有的高度。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顾彬的话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状况，究其根底，是文学工程师们都爱奔着工程验收人员的认可而去，而不是奔着文学的最高理想而去。当然，不仅是文学创作进入了“工地化”进程，学院里学术研究的“工地化”恐怕更为严重。各种科研立项、课题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最终恐怕只是成就了各种“学术圈地运动”，对于中华民族的学术建设究竟有几分实绩就无人知晓了。
前一段时间，陈晓明、肖鹰等人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不是处在最好时期的争论同样反映了文学评价的共识破裂问题。中国文学当然不一定要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最高宗旨，但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一定是体现在它对当代社会公共空间的介入和影响程度上。文学的意义在于以其独特的话语功能改变公共空间的总体格局及内部关系，尽管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科学在社会公共空间中的位置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文学等人文学科，但文学的意义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正如南帆所言，“文学之中的人物、故事以及许多奇思异想常常无法纳入社会科学的现场结论。这将打破平静，挑战各种传统的成见，形成社会文化内部的波澜。正是因为如此，即使今天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如此地令人景仰，文学仍然不可或缺。”［１］因此，问题不在于文学有没有介入社会公共空间，而在于文学有没有呈现自身话语的独特性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话语光谱。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点是，比起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在公共空间中的位置和重要性大幅度下降。这里面当然有各种客观因素，比如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的盛行、娱乐方式的多元化等等，但是，这些因素都不能取代当代文学对自身的反思。或者说，问题是当代文学为什么没有达到自己应有的高度，甚至让老外顾彬有“垃圾”之感。陈晓明用“中国立场”为当代文学辩护，但他对“中国立场”的理解是非常狭隘的。所谓的“中国立场”不是说只有中国人才能读懂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文学，而是要在明确“中国问题”的复杂脉络的基础上评判中国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超越了人类已有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思考。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往往经历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有序进程，而中国的现代化则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共时多元杂糅的混合物。同时，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潜在对抗、共谋、妥协，中国语境内部传统社会主义经验的承传、创新与新资本主义经验的消化、融汇都造就了异常丰富的“中国问题”脉络。对此，德里克有一段经典论述，“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向资本主义开放为其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随着人们对全球文化多样化的重视而增加，而只要发展被看作是始终如一地走向人类定数的单线行动，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由资本主义的存在所导致的这个运动的整个过程是在谋求共存，即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背景下，社会主义不再向资本主义宣战，而是谋求与资本主义共同发展，社会主义不再强求与资本主义的选择必须一致，而是寻求一种政治上的认同，这种政治上的认同即是：通过‘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努力实现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制约的发展目标。”［２］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既寻求“与世界接轨”，又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同时不可避免地受限于内在体制、文化的弊端，这就使“中国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九十年代末以来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辩之所以成效不大，就是因为“非左即右”的思维已经无法解释“中国问题”；同样，纯粹的“左”的方案或“右”的方案也无法解决“中国问题”。这种独一无二的中国问题所置身的中国语境应该能够产生伟大、独特的中国文学，产生因应这种特殊语境、推动这种特殊语境良性变动的好文学。对“中国问题”的深刻理解其实就是对中国文化地图的深刻理解，当代文学的“工地化”、“垃圾化”就是导因于对中国文化地图［３］的漠视，导因于“脱历史化”［４］。正是因为缺乏对中国文化地图的深刻体认，才使得当代文学创作成了大大小小的“煞风景”的违章建筑、烂尾楼，而不是汇成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顾彬关于当代作家外语不好影响创作质量的议论也是有其深刻道理的。虽然说，不懂外语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创作出高水平的中国文学作品。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拥有广博的文化视野、博采众家之长肯定有利于我们文学创作层次的整体提升。我们都知道，“诗歌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外语不好，我们自然也就无法真正领会其他国家文学的韵味。这必然影响我们对其他国家文学精髓的吸收，乃至影响我们对世界文化地图的总体认知；缺乏对世界文化地图的总体认知，当代文学的闭门造车、“工地化”问题只会越积越深。由于经验及知识结构的历史性限制，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作家、批评家们要补这方面的功课可能难度较大，那么，七十年代之后出生的作家、批评家们难道不应该在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修养方面多做努力吗？ [NextPage]
８０年代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以其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醒目的民族美学风格狂飙世界，也间接引发了中国“寻根文学”的热潮。现在看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确是中国文学学习的好榜样，因为它植根于“拉美问题”，并带有独特的“拉美风格”。“寻根文学”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学习总体上是有效的，也产生了不少扎根中国土壤、风格独特的好作品，但也因为这种学习带有“超英赶美”的功利性心理，因此并没有使中国作家对何谓伟大的文学形成深刻的理解和共识，大多数人对好文学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等模糊认识中。“寻根文学”成就了一批名作家，但这个概念很快被更新的其他时髦概念替代了。这实际上已经成了新时期以来文坛的老毛病。批评家们兴高采烈地抛出一个个新名词，作家们兴高采烈地围绕新旗帜写作，文学奖项一顶顶抛向新人或旧人，但对文学的认识却依旧模糊，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迄今为止，我们或许应该达成一种共识，真正伟大的当代文学只有在因应复杂的“中国问题”中产生，伟大的作品只能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冷静的观察和批判性的思考中才可能生成。如果文学知识分子共同体没有对“什么是好的文学”形成共识的话，文学的“工地化”趋势将无可挽回。它导致的不是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而是中国文学长期在低水平层面徘徊，也就无以摆脱类似“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鄙视和怀疑。当然，文学评价涉及到评奖机制、评委构成、文学刊物办刊理念、利益分配等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但如果共识的问题不解决，其他方面更是无从谈起。我们的作家应该以作品体现自身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力和影响力，而不是以自己领到某一张工程验收合格证书为荣。我们的批评家眼光不能只盯在某一块或某几块工地上，应该能够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长远发展着眼，让真正有影响力、有深度的作品浮出水面，导引中国当代文学健康发展；当然，是向不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向垃圾的方向发展。
［１］南帆《文学与公共空间》，选自《关系与结构》，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９年版，３３页。
［２］阿里夫·德里克《后社会主义？——反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选自《后社会主义》，苑洁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２—４３页。
［３］随着朱大可、张闳主编的《２１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的连续出版，“地图”一词已成为一个关键词。
［４］这一概念引自程光炜《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３期。据程光炜的研究，２００１年以来李陀等人所批评的当代文学的“纯文学”倾向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就埋下了“祸根”。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