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聂运伟
伦理批评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开端性的地位，也一度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模式。２０世纪以来，新潮批评模式迭起，伦理批评退出了批评舞台的中心，许多批评家竭力回避伦理批评的话语，这里自然有着对传统伦理批评局限性的纠正，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放弃伦理批评的同时，实际上是悬搁了文学批评的基本职责与功能，助长了文学创作中反道德的倾向，从而导致大众审美趣味的低俗化，恶趣化，就此而言，为伦理批评正名，探讨伦理批评内在的规定性，发挥伦理批评的重要作用是当代人文学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
一，从中心走向边缘的伦理批评
伦理批评的理论是先哲们对文学功能的最早概括，柏拉图对荷马史诗的批评，孔子所谓的诗可以“群”的观点，分别开创了中西伦理批评的方法。如果认真检视柏拉图和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伦理批评模式的开创，一是客观地总结了远古以来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即维系群体生存的整一性，或者说维系一种和谐的群体存在；二是对文学的伦理批评定下了一个理论基调：文学应是指导读者的道德教师，好的文学作品必须符合既定的道德规范。就第一点而言，中西的总结都是一种抽象的或者寓言化的总结，总体上缺乏实证的科学化的阐述，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理论空隙。就第二点而言，柏拉图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给我们留下了颇为详细的阐述。如柏拉图对荷马的批评就是指责其在史诗中滥用激情，破坏了神人（实际上就是人的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平衡，所以是不道德的，在柏拉图的理论中，个体失去了和谐，城邦也就失去了和谐的根基，所以理想的城邦只好驱逐荷马这样的诗人，城邦只能容忍为德性立言的诗人；孔子删诗的行为和柏拉图批评荷马具有相同的性质，也是要为文学定下一个道德的尺度，文学的写作与解读必须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道德总纲，方能“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西方１９世纪之前，中国“五四”之前，柏拉图和孔子开创的伦理批评模式无疑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
后世对上述伦理批评模式的反叛在２０世纪达到了顶峰，在反叛者的眼里，伦理批评应对文学异化为陈腐的道德说教品，或成为形形色色专制主义的御用工具的历史现象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浪漫主义文论开始，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各种新潮文论，彻底解构了传统伦理批评模式的权威性，文学创作更是犹如摆脱道德缰绳的野马，在２０世纪的道德废墟上肆意撒野、矫情作态，二战后勃然兴起的文化工业，使为和谐而存在的艺术在商品经济的背景下，已发生严重的异化。在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的行业和部门都受到了市场、利润的制约，艺术生产也不例外。至少，在绝大部分大众文化的场所中，传统精神文化的价值体系被解构，传统艺术生产中视为轴心的道德理念被放逐，作为传统精神产品灵魂的道德属性业已为极度的感官享受所吞噬。与传统艺术生产相比较，新的艺术生产方式已不再是使人获得完整人性的工具，其从构成机制、运转体制到目标设置，每一环节生成、展开的内在层面都与当今社会的生产、生活的方式、结构息息相关，如法兰克福学派就认为，科技合理性的对象化成果在物质层面上表现为不断发展的生产力，而在精神层面上的成果就是生成一种文化工业。科技理性所提供的技术性前提，保证了大众文化以一种产业化的方式大规模批量生产，从而与前资本主义时代建立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个体精神劳动方式明显区分开来，大众文化产品的形成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工业化、商业化制作，精神产品已彻底世俗化、均质化、商业化。同时，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始，西方文论越来越成为大学讲堂里的专利，由各种哲学思潮、繁杂的众多学科的专有名词堆砌起来的各种文论，已成为职业化的知识论坛，文学作品只是这个论坛上证明知识的可怜例证，传统伦理批评模式中的道德激情被冷静的语言学分析方法荡涤得无影无踪。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伦理批评模式所钟情的整一性、和谐也不过是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在知识考古的视野里，不过是一堆虚妄思想的碎片。
对传统伦理批评的种种置疑是一柄双刃箭，在正确反对传统伦理批评拘泥于某种道德规范，视文学为道德工具的狭隘性的同时，又并不正确地让文学远离道德，让文学成为狭隘的自我意识的玩物。从逻辑上看，传统伦理批评以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规范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反伦理批评的种种理论彻底淡化文学的伦理道德功能，两者都共同遮蔽了文学道德功能的内在规定性。不管是坚持还是反对伦理评价的唯一性，都不能简单地从某种既定的思想观念出发，以此证明理论自身的合理性或局限性。如果说文学艺术中的伦理评价是人类审美活动历史的产物，其内在的规定性并不是由某种现代理论规定其解释视阈的，而是在人类最初的艺术实践活动样式中生成出来的，所以，探讨具有本原性性质的伦理评价的内在规定性，才是理解文学艺术批评中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既矛盾又统一的基点。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艺术评价的方式、结构、意义，往往是对文明时代人类艺术活动的理论说明，并不能有效地阐释伦理评价的内在规定性。从起源即本质的意义上讲，原始社会的模仿活动应是人类文明时代所有精神活动的胚胎和史前史，考察原始模仿活动与生存活动、模仿与模仿对象、模仿手段与目的的内在统一性特点，或许有助于我们对伦理评价的内在规定性的理解。
二，模仿与伦理批评的内在规定性
伦理批评的内在规定性植根在原始的模仿活动之中。我们知道，在文字产生之前，尽管人类已有了用语言进行交流的漫长历史，但人类早期语言的简陋性还无法把社会化的意识系统地物化出来，再者，面对强大的自然界，还不能以科学手段去利用、改造自然界的早期人类，也必须寻求与异在于自己的世界进行沟通、交流的手段，于是，模仿，便成为原始社会精神生产的物化形式，产生出来了，或者说，现实生活语言无法传递的社会信息和无法承担的社会功能，只能由模仿来实现。就此而言，模仿是原始社会精神生产种种形式的灵魂，同时也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伦理反思的开端。[NextPage]
在中西古代文献中，对模仿的记载有很多，如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人由于模仿鸟鸣而学会歌唱。中国古代文献说：“凡听征，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鸟在树。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管子》）“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音以歌，乃以麋鞈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五磐之音，以致舞百兽。”（《吕氏春秋·仲夏记》）严格地说，这些记载只描述了一种现象，即原始人类普遍具有模仿的嗜好，但人类为何喜爱模仿，后世的解释则五花八门。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模仿是人的天性，更多的学者则把模仿视为艺术起源、艺术创造的原因和手段。
随着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开始有人从不同角度对模仿的传统解释发出了疑问：在原始初民那里，模仿并不是简单的技术性的再现，其包含复杂甚至神秘的成分，这就是说，原始人的模仿不是机械性的，而是活动、活力的表现，最初并非静止地描画一个对象，而是模仿一种具有神奇力量的对象，模仿的对象是原始人想象中的“神”，这种模仿具有相当浓厚的原始宗教的色彩，也就必然和原始的巫术、仪式有密切的关系。
总而言之，作为原始社会精神生产的物化形式的模仿，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模仿活动与生存活动的同一性。原始的模仿本身就是原始初民适应、改造环境的一种生存手段，加之彼时活动的群体性质，可说模仿渗透在一切活动和一切活动样式之中，既是物质生产的要素，又是精神生产的要素。如北美印第安人在举行成年礼时，即将成年的部落成员，一边摹仿操练各种生产技术，一边摹仿各种图腾舞蹈和仪式，使成年者在头脑中构成一幅精神的图像，以正式确定其与图腾的关系。而生产知识和图腾观念，恰是每个原始社会成员立足于群体的必备条件。总之，在人的生产方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模仿，既是早期人类群体生存的社会经验、知识传承的载体，又是在群体生活意志和规范的框架里整合、建构人类社会性心理的实践过程。也正是通过模仿，原始人的官能感受中积淀了观念性的想象、理解，从而使模仿这一物质生产方式同时又是一种包含社会内容积淀的精神活动样式，直至建构出原始人类共通的道德、审美的心理结构。所以，伦理评价植根在人类审美意识的起源之中，原始模仿活动与生存活动的统一性，其揭示了伦理批评的第一个内在规定性：艺术应表现人的整体性存在中的诗意性。
第二，模仿与模仿对象的同一性。以图腾崇拜为例，当原始人用舞蹈、图画模仿出图腾象征物并用之于仪式时，图腾象征物与图腾部族成员之间就在神秘的想象中达到一体化的状态，至少在庄严的仪式氛围中，原始人全身心都被诸如认同、祈望、恐惧等情绪所震撼，图腾被生命化，人也与图腾同化了，以致于原始人在心理感受上达到了与图腾象征物的交互感应，模仿活动的这种沉迷状态，正是原始社会精神生产独特的文化功能。图腾模仿活动中的神秘性并非不可理喻，图腾意识的形成不是个别人孤立进行的，也不是原始人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同一个生产集体的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共同完成的。其伦理学、美学的意义在于：人与图腾对象的神秘的同一性，就恰恰导致了同一个生产集体的人们之间的现实的同一性，既然大家都把自身的灵性等同于同一个图腾对象，那么，在这个图腾对象身上不是就恰恰显现出所有这些人们的现实的同一吗？这种认识成果推行到社会行为规范方面，就形成了同一个生产集体的人们之间的平等原则。对于原始人来说，具有同一个图腾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平等，而平等的根据正是具有同一个图腾。所以，模仿与模仿对象的同一性，内在地规定了伦理评价的第二个内在规定性：艺术应表现出人的整体性存在中的平等性。
第三，模仿手段和目的的同一性。在原始社会的精神生产中，模仿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也就是说，模仿并非个人或少数人独有的技艺，它首先是群体生存的手段，但它表达的是群体的意志，调动的是群体的情绪和力量，它只能也必须是群体的情绪、意志和行为，所以，在公共意志这一点上，原始社会精神生产达到了手段和目的的绝对统一，于此，我们才可理解原始社会精神生产的全民性，原始艺术的不同模仿形式如歌、舞、乐之所以会融为一体，原因也在于此。在这里，集体生存的目的与萌芽状态中精神生产的目的达到了一种原始而高度和谐的状态，精神生产激发出来的创造力几乎毫无损耗地用之于集体生存的活动。这种个人与群体在模仿活动（对象性存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相依相济就是人类文化苦苦追求的和谐，即一个融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为一体的人类学的尺度。这也就是伦理批评的第三个内在规定性：艺术应表现出人的整体性存在中的和谐性。
三，伦理批评的回归之路
伦理批评理应具有的三个内在规定性无非说明，审美活动是人类生命活动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生命活动的整体性意指人类的审美活动与生产活动、伦理活动应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原始模仿活动就是这种完整活动的写照。西方美学的开端围绕模仿产生的歧义和矛盾，可说是人类原始活动的整一性在文明时代遭逢肢解的理论反映。柏拉图把伦理价值尺度从具体活动中抽象出来，成为衡量一切活动的最高尺度，本来就蕴涵伦理指向的模仿活动在其理论视阈中成为与伦理相敌对的审美活动的代名词。模仿远离最高的真理——理念，只能滋生伤风败俗的卑劣情感，这是荷马被逐出理想国的理由，更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整体性在现实中遭逢肢解后的理论确证。
所以，真正的伦理批评的回归之路必须挑开柏拉图这些文明初始时期的大师们对远古文化的遮蔽之幕，重新解读原始文化的真谛，或许是一条应该尝试的道路。想想康德、席勒、歌德、马克思，他们的美学思考之所以无不基于人类生命活动的整一性，其中的道理值得深思。其实，在颠覆传统伦理批评的众声喧哗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伦理批评正在走向这样的回归之路。[NextPage]
自１９世纪以来，原始时代的精神生产在欧洲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直接影响到欧洲文学、艺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精神文化领域的诸多变革。“从１８８０年到１９１０年的那个年代，是探索原始的人类、人类的内心、人类的深层知识的年代，也是从神话中发掘人类原始观念层的年代。这不是回归到自然，而是由于批判专门的科学而转向了被人们完全忘却的、被无意识完全压抑了的人类内心的发现。”（１）西方思想界对原始时代精神生产研究中显现出来的一种“寻根意识”带有强烈的反叛现实的情绪，也是对自启蒙时代以来理性精神君临一切的怀疑和批判。人类在快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用先进科技征服、改造自然的同时，又破坏了自然界和社会的生态平衡，环境污染、高科技战争的毁灭性……人凭借自身的理性力量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技术文明，但这种文明却反过来成为压迫人、毁灭人的异己力量，严重地压抑、窒息、吞噬异化着人们的心灵，高度的技术文明与深刻的精神危机形成巨大的反差。人类向外开拓已进入计算机、宇宙飞船的时代，但人们返观自身时，却发现自己陷身于技术统治和工具理性之中，沉沦于日常生活而遭致人性的残缺和生命欲望的焦虑，丧失了生命的诗意光辉和本真形态。“人类开始不再以对外在的无限追求来自我标榜，而是面对处身的世界去反省现代人的灵魂拯救。他们开始转向那些曾被理性嘲笑的远古神话、仪式、梦和幻觉，试图在意识与无意识的混沌未开之源中，重新发现救治现代人类社会痼疾的希望。”（２）现代人本主义正是把目光从传统的理性方面转向这些长期被忽视或被遗忘的非理性方面，企图突破传统理性的狭窄、僵硬的思维模式，把人类精神活动的非理性要素解放出来，由此，原始社会精神生产的诸多方面便成了２０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的资源库。克罗齐、柏格森对直觉的推崇；弗洛伊德、容格对无意识领域的开拓；卡西尔对神话（隐喻）思维的重视；苏珊·朗格对作为“前逻辑”方式情感和生命形式的注意；胡塞尔对逻辑理性的“悬置”；海德格尔对“前结构”的强调和要用“思”与“诗”把语言从“逻辑”与“语法”中拯救出来的努力；伽达默尔“合法的偏见”的提出；尧斯对“审美期待视野”的解释；德里达要“涂去”概念的逻辑表达方式，等等，都试图从不同角度吸收原始社会精神生产的某些要素建立新的理论，以之与单一的科学、逻辑思维相对抗。有趣的是，存在主义的一代宗师萨特在临终前竟把原始的图腾观念作为人类社会重构的一个尺度：“兄弟关系的观念是人类成员中间的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广义的氏族观念，氏族的持久的团结，是随着氏族成员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某种动物的信念而俱来的，这就是今天必须加以恢复的东西，因为这是一种真正的兄弟关系；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神话，但它也是一个真理”。（３）
总之，在个性至上、自由主义盛行的今天，伦理批评要想摆脱迂腐说教的窠臼，就应该立足伦理批评内在的规定性，深入研究独立、自由的个性与人的整体性存在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人从人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相互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这种独立又有极大的虚幻性，对物的依赖，特别是对货币的依赖使人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异化，个人的全面发展在文艺复兴时期昙花一现，社会生产越来越细的分工反而使个人能力的发展显得越来越片面。但是，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没有个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展开，没有个人全面发展的需求和实现这种需求的能力体系，一句话，也就没有个人独立、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与现实性。这样一个悖论式历史现象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道德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文学和伦理批评应该直面的问题。以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建立在社会财富、社会生产能力公有基础上的“个人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的实现，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和谐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里，人与自然，人与人（包括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之间才真正实现了和谐，就个人而言，独立、自由、全面的个性（完整的人性）也才得以真正的实现。所以，伦理批评要为文学在更高层次上展现人的整体性存在中的诗意性、平等性、和谐性而努力。
注释：
（１）上山安敏：《神话与理性》，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７２页。
（２）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９３页。
（３）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６９页。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方法论革命》（０８ＪＡ７５１０３２（中期成果）］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