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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学存在转换的先锋

2010-08-14 12:15:05来源:《丽水学院学报》    作者:

   

作者:马丽敏

  摘要:女性写作在当下面临双重困境,从文本来看,要么是表达女权主义性政治的肉身写作,要么就反其道陷入与男权话语同谋的无性别写作当中。21世纪的女性诗歌率先打破了这样的困惑,以更为先锋的姿态,总体表现了技术更加内在、启蒙的另一种承诺和超前性的身体叙事,为女性文学在新世纪面临存在身份的转换时,开辟了一条必经的先驱之路。
  
  关键词:女性诗歌;技术内在化;自由;先锋
  
  上世纪80年代,翟永明、伊雷们以大胆想象创造的“黑色意识”,让世人惊厥地赞叹,从而完成了女性写作觉醒、确认的历程。到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则进入了一个回归词语本身、直面语词世界、较前更加偏重技术成分的语言写作阶段。然而面对时代车轮的快速前行,其本身技术的制约和有意淡化性别意识的方法并没有将当初女性诗歌的先锋地位坚守。这种看似热闹实为无序的诗歌,普遍缺乏博大的襟怀、理想的终极追求和高迈伟岸的诗魂支撑。进入21世纪,历史场景的深刻变迁赋予了诗人新的历史身份与社会地位,迫使试图继续写作的女诗人重新定位,重新设计自身,因而一种对新维度、新叙事、新先锋的吁求显得极为迫切。女性诗歌以分外的灵性,紧跟时代步伐将自己从女性文学当中再次托举。一时之下我们嗅到的这股诗风,似乎将我们从上世纪女性文学辉煌后的遗憾当中重新振奋,使我们聆听并隐约看到了女诗人正在为女性文学确立起新的姿态和新的品格。
  
  一、技术内在化
  
  如女诗人郑敏所说:“女性主义诗歌中应当不只是有女性的自我,只有当女性有世界、有宇宙时才真正有女性自我”。[1]进入21世纪,女性诗人在创作上展开了她们新的探索,诗歌外表更加朴素,技术更加内在,立场更加清晰,目的都是为了摆脱之前极端“私人化”的窠臼,不再局限于身体和欲望,而是将视域投射得更远。她们更多地作为生存个体对事物与心灵本身进行了充分而有的放矢的表达,对事物及其细节的纹理把握更为合理且更具说服力,其共有的当下的个人立场,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她们是站在此时此地的生活中发言。这种加强心灵力量的探索,有效地矫正了上世纪80、90年代女性写作当中过多关注个人内心、少有对外在事物眷顾的写作取向,从而在文本上做出了一种既表达内在心灵的感受,同时给予外在事物以真诚凝视的先锋举动。
  
  这首先表现在老一代诗人翟永明进入21世纪后新风格的形成。早在20世纪末时,翟永明就在一篇文章中自省地说:“女诗人正在沉默中进行新的自身审视,亦即思考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一种超越自身局限,超越原有的理想主义,不以男女性别为参照但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2]显然,这段话表明了翟永明已经走出了上世纪80年代激情反叛的阶段,以超越性别的声音召唤新风景的到来。走出黑夜的翟永明,她的诗歌仍然具有女性意识,只是淡化了性别对抗的色彩,侧重表现历史和文明进程当中的大事件。以一首写在柏林的最后一首诗《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为例,我们看到了这位女性作家在数年的时光打磨中,依然才思过人,并以优异的想象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中处理了对事物的体验和对外在世界的认知。战争中的柏林,在诗中不是史实地呈现,更不是虚构,它依靠女诗人的“记忆”,将“城市”、“建筑”作为记忆的主体,去想象,让读者捕捉到经历了战火洗礼的柏林在诗人这里更值得审视。“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六千颗炸弹砸下来/留下一个燃烧的军械所”———于此,在同情城市建筑不幸遭遇的同时引导读者不由得去追溯战争的本质。这时,那个曾以《女人》组诗崛起的诗人,在当下,她的女性意识并不限定在以外在技术的陈列来伶牙俐齿地反叛男权上了,战争、权谋、罪责的主题在注重朴素外表的内在技术下,将这个历史场域中的大事件通过个人立场的表达为女性诗歌存在转换的起点明确了方向。
  
  相对于一代老诗人的转变,在新世纪表现更加突出的一些新锐诗人中,蓝蓝的诗歌以强烈表现对事物保持的“温度”和敏感力,成长为新世纪引人注目的亮点。其诗歌中不仅有宽阔的视域、奇异的想象,文本特异的朴素技巧也更加呈现出丰盈的美感和生命力。在这迅疾变化和充满诱惑的时代,蓝蓝忧伤的叹息、感恩的赞美和不灭的童心,让我们葆有一种不曾放弃的品质;她节制的表达实现了对心灵世界的追问和对事物深入而内在的思索。如《鹤岗的芦苇》、《野葵花》等对生命感怀的诗歌———“我看见秋天活在一根芦苇上/呼唤我进去/湮没或者下沉/芦花像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纷纷落满湖泽”,“野葵花到了秋天就要被/砍下头颅。/打她身边走过的人会突然/回来。天色已近黄昏,/她的脸,随夕阳化为/金色的烟尘/连同整个无边无际的夏天”。诗人将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的并置,让人感觉到生命原本对于“野葵花”、“芦苇”也会那么重要,与此同时,诗人在忧伤而美的抒情中,以心灵的共鸣呼吁了世人对大自然的爱和同情。用诗人黄礼孩对蓝蓝的评价:“蓝蓝正走在完成自己的途中,正走在给予世人更多爱和信的途中。”我们不妨也可以说成,女性诗歌正在走出偏狭,正在走向通往宽阔的途中,到达心灵与事物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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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启蒙的另一种承诺
  
  无可置疑,上世纪80年代的女性诗歌是先锋的诗歌,女诗人们以强调个人自由,反叛男权为目标,启蒙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但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写作意识集体继承并逐步在文学领域完成女性意识的确认之后,这样的启蒙似乎显得平庸和传统。新世纪,一些女诗人在有意寻求转变的同时,仍然以先锋的势头担当起这个文学的最高理想。这时她们以成熟的理念参与整个世界,在人性、存在的光芒下,维护着尊严、理想、受难和博爱,公正、自由、平等以新的模式进入人们的视野。洪治纲在《守望先锋》里提到,带有先锋气质的文第4期马丽敏:新世纪女性诗歌:女性文学存在转换的先锋41学,它们“不是针对文化蒙昧的社会现实,不只强调理性的思想建构,而是指证自我精神的觉醒,即人对自身生命潜在状态的发掘、人性本质的拷问、非理性生命景观的描述,它是一种人性的启蒙和存在的启蒙”[3]。正是这样,新世纪的女诗人在先锋探索的途中尽管显得各自为阵,但她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体验方式,展示了不同境遇中的生存感受。在启蒙的感召下,她们承诺要作为独立的“人”,并以“女人”特有的性征投入到提升灵魂、丰富思想、充实精神的神圣使命当中。
  
  作为女性,女性诗人们在建构启蒙命题时首先能做到的便是以她们人性中固有的博大和温情,仁爱、善意地看待这个世界,爱怜、呵护弱小,伤感与恐惧于苦难。明智的是她们并不以此过多地对社会现实提出批判,而是以个人的觉醒,提示自己应该做什么,自己引导自己。翟永明在本世纪初创作了诸如《雏妓》、《老家》等关怀社会弱者的诗歌。《雏妓》一诗,对一个未成年少女被蹂躏的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她12岁瘦小而且穿着肮脏/眼睛能装下一个世界/或者根本已装不下哪怕一滴眼泪;”《老家》:“蜂拥而至的/除了玉米肥大的手臂/还有手臂上密密麻麻的小孔……老家的皮肤全部渗出/血点血丝和血一样的惊恐”。读这样的诗,我们看到转变后的翟永明用敏锐的疼痛感和一颗朴素灵魂对世界深切而悲悯的抚触。作为读者,我们同情着诗歌里的人,而同时更是给自己一个明辨,它是悲切过后的精神壮大,是自己呼唤自己的智性苏醒。
  
  崛起于新世纪的女诗人宇向,她从一开始出现就站在了成熟诗人的行列。写在2005年的一首《洪》———“我的儿女们自远方传来消息/他们在我之前/携手死亡/而依然流连这世界的人们/你们还不来/咒骂我/我为你们的死已写诗多年”———其中的一种痛楚感使人深深震撼。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首诗所写作的时间显示它显然是受到2005年某镇山洪灾害中小学生死难惨剧触发写下的,但诗人在论坛贴出诗作时,注明并不是为因这次“惨剧”而发起的“纪念专题”而写。由此,可以看出诗人的写作态度,即她试图超越一种社会关怀,而达到一种更深切的反省和自信的个人承担。
  
  对于女性诗歌来说,关于启蒙的命题建构还表现在她们总是以精致的思维、巧妙的角度将社会和历史的变动聚焦在“精神性存在”上面。“精神性存在只可能出现、存活在人们的精神性生活中,也就是说,只有过着精神性生活的人才会留意并感知到它们的存在”[4]。对于女性诗歌创作者来说,她们对新世纪的存在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即通过形而下的物质经验和外在体验,最终却用精神捕获把捉,去感受,体认,从而达到了存在启蒙的先锋实验。诗人林雪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写下了一系列如《在绵阳》、《请允许我唱一首破碎的苕西》等诗歌,诗中她对悲剧性和不幸的存在给以关注和观照,其中有深情的呼唤:“一首诗能拯救什么?/能不能让一个人活下去/并且唤回游荡在玉米田/和空旷野地上的亡灵”,此外还有一些诗句,她将直观的场景纳入为自己的感受、体验对象。“在这里,我才知道,以前/我用过的‘破碎’,从没像现在/我看到的这么绝望、彻底”,但终究作者让我们感动的是“:破碎中,我们还有灵魂/是完整的。并且继承着了‘/海岸上的大地,以及大地之上。那太阳’”,就在这沉重的、厚厚的感情中,它们已然将作者从外在体验中抽升为赋有内蕴的、十分到位的启蒙特质,作者也自然要对其中积极进取的启蒙要素作出自我的推介和挺立。
  
  三、向往灵魂与自由的身体叙事
  
  众所周知,上世纪女性文学呈现的先锋叙事特征主要归功于她们对性和身体的大胆探索。但她们在反叛和无畏的精神当中,尽管以先锋的姿态保持着对抗和消解,却将女性诗歌置于个人化的极端张扬与过度欲望化的审美误区。尹丽川、伊雷们的诗歌,从肉身和下半身出发,强调“这只是一个起点”,事实证明其中内在化的男性视点反倒消解了自己。确实,如评论家谢有顺申明的那样“写作中的身体绝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肉体———肉体只有经过了诗学转换,走向了身体的伦理性,它才最终成为真正的文学身体”[5]51。
  
  相比起来,21世纪的女性诗歌在审美叙事上从来没有放弃对身体的介入,20多年走过来,她们看明白的是,女性诗歌不应该为了表达敢于站在某种势力的对面,就以肉体的敞露为代价,而是更42 丽水学院学报2010年应站在女性自身的立场,去发现“灵魂才使身体有超出身体拘限的感受能力,有差异的肉身感受认识力是灵魂赐予的”[6]。当下的女性诗歌中,一些创作者在努力地做到为肉体安插上灵魂的翅膀,在文字中自由而诗意的栖居。女诗人安琪的《像杜拉斯一样生活》,通篇并没有出现惊世骇俗的字词,而是通过用词的节奏营造了“性爱”的氛围,“脑再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亲爱的杜/拉斯……我累了亲爱的杜拉斯我不能/像你一样生活”。比起之前身体写作的“情欲”描写,安琪的诗歌算不上颠覆,她肯定身体的存在,却以自由略显凌乱得排序组织了这些普通的词语。她仅仅通过这样一种身体的在场感,强调了她的反思性思想———“我不能/像你一样生活”,有力地形成了一次对“下半身”的反驳。在充满了“性爱”气息的诗歌里,我们看到更多来自女性诗人颇具思辨的灵魂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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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崇尚自由的女诗人王小妮,走过了女性诗歌发展历程的20年,在她看来,最能让她不倒的法宝就是这份“自由”。王小妮的诗歌很少描写情欲,也少有人将她看作身体写作的代表,但诚如“身体是人的自由得以施展的最后一个堡垒”[5]49,对她而言,自由常常与她独立的写作姿态紧紧相伴,然而实践了自由、独立,王小妮在新世纪以她成熟的女性身心体验,完成了像《十支水莲》这样可以代表她又一次高峰的力作。在诗里,我们看到了身体、灵魂和自由这三种先锋特质的有机结合,诗人移入母亲的体验观察水莲,它们“对水发笑”、“站在液体里睡觉”、“兴奋把玻璃瓶涨得发紫”。显然,这一切景象与胎儿、生殖有关,水莲唤起作者曾经带着疼痛而又幸福的生育体验。在诗学层面上,这样的叙事已经将之前诗歌主体或为女神或为女巫的境界完全打破,转变为充满灵魂的注入、而又不失肯定肉体意义的日常化身体写作。
  
  四、结语
  
  女性诗歌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如今正走向主体的独立、成长和成熟,女性诗人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和思想书写真实的自己,而非男性象征意义系统中的女性。她们在经历了漫长的缺席、被遮蔽后,已从幕后的黑暗走了出来,走向新世纪的大舞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唱出了自己的歌声。也许,离真正成熟的歌唱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其中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是值得期待和应该为之拍响鼓舞的掌声的。
  
  参考文献:
  
  [1]郑敏.女性诗歌研讨会后想到的问题[J].诗探索,1995(3):60-61.
  
  [2]翟永明.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J].诗探索,1995(1):128-129.
  
  [3]洪治纲.守望先锋:兼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发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2.
  
  [4]王昌忠.中国新诗中的先锋对话[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193.
  
  [5]谢有顺.先锋就是自由[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6]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88.
  
  (编辑:罗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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