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立文
内容提要：在韩少功的小说创作中，语言哲学一直是最为重要的书写对象。从早年《爸爸爸》和《归去来》对语言与存在之问病象关系的考察，到《马桥词典》对语言中心主义的反思，再到《暗示》对诸象魅惑的描绘，韩少功对于语言哲学的思考不仅反映了其一以贯之的启蒙理念，而且还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的思想方式。尽管作家对语言中心主义始终怀有一种警醒和反思的价值立场，但他的创作实践却表明，语言对存在和具象所具有的魅惑功能，已使其成为了所有表意符号中的元话语。在这个意义上说，不论韩少功是“用语言反对语言”，还是以具象反对语言，都不可能真正冲破语言的牢笼。
作为一位思想者，韩少功对于语言哲学的执着与耽溺可谓尽人皆知。尽管其早年的寻根小说，如《爸爸爸》和《归去来》等作殊少对语言问题的直接书写，但隐含其间的文化寻根意识，却为作家嗣后的长篇小说创作奠定了思之路向：从《爸爸爸》中丙崽的失语，到《归去来》中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迷失，韩少功借助文化寻根的创作理念，倾力呈现了语言与存在之间的病象关系。而对此病象做出剖析和反思的作品，则是他自９０年代以来所写就的《马桥词典》和《暗示》这两部长篇小说。在这两部作品中，韩少功不仅考量了语言对人存在的限定性问题，而且还在“用语言反对语言”的运思过程中，深入揭示了语言、具象和存在之间所具有的复杂关系：不论是言对象的压制，还是象对言的反抗，均能显现出语言对人存在状况的深刻影响。就此而言，倘若能够澄清韩少功小说中语言哲学的发展逻辑，当有望理解其跨文体写作究竟具有怎样的思想价值。
一
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的寻根文学阶段，韩少功曾以一篇《爸爸爸》率先开创了“文化寓言”的书写形式。尽管这部作品意在揭示国人的文明危机与精神病苦，但韩少功的叙述重点却是对语言与存在之间病象关系的考察。比较其他寻根作家对于地域文化的发掘，韩少功显然更早醒悟到了语言对人存在的限定性问题。作品主人公丙崽是个永远也长不大的白痴，他生活在愚昧龌龊的环境里，不仅长相丑陋、思维混乱，而且还言语不清、行为猥琐。对于只会说“爸爸爸”和“Ｘ妈妈”的丙崽而言，语言已成为了落后文明的符号化象征。与此同时，丙崽的失语症还是决定他自身存在状况的关键性因素：毕竟这一人物的具体形象，主要来自于山民的“观看”行为。而在山民看来，丙崽的个人形象则完全取决于他所操持的语言。因此，当丙崽咕哝着“爸爸爸”和“Ｘ妈妈”这两句话时，他的白痴形象也自然招致了山民的无情嘲弄。在这个意义上说，丙息的“言”，最终规划和限定了他的“在”。韩少功借此证明了语言其实是一种决定人存在状况的权力体系，是语言藉其无上威权，异化了人自身的存在。就像无辜的丙崽一样，作为一个低能儿，他其实并不具备明确的自我意识，因此也缺乏对善和恶的价值判断力。然而，当鸡头寨大难临头之际，山民们却又将丙崽作为了顶礼膜拜的神祗，希冀通过揣测“Ｘ妈妈”和“爸爸爸”的“深刻”涵义，来决定鸡头寨文明的最终归宿。丙崽随意咕哝的一句“爸爸爸”，被鸡头寨山民认定为“胜卦”，由此才加入了与邻村的混战，结果却招致了鸡头寨文明的灭亡。这一情节再次印证了语言的强大力量，它不仅可以限定人自身的存在状况，甚至还能左右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而丙崽从白痴到神祗的地位变化，则充分说明了“言”与“在”之间实际上并不具备一种一一对应的理性秩序。更为重要的是，既然“爸爸爸”可被视为白痴妄语与神圣天谕的奇妙混合，那么丙崽的语言能指与其所指之间也就发生了无法弥合的断裂。就此而言，《爸爸爸》这部作品通过考察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后果，形象演绎了语言和存在之间所具有的病象关系。在韩少功笔下，这一病象的实质即为一种语言中心主义：语言不仅限定了人的存在，亦能左右文明的进程。语言所具备的这种无上威权，已然对人类生活造成了巨大困扰。值得注意的是，在描绘语言权力的同时，韩少功也在这部作品中表达了人类对于语言中心主义的本能反抗。那些鸡头寨山民对丙崽语言的揣测行为证明，尽管语言可以决定人的存在，但人天生就具有寻求言外之意、突破语言牢笼的生命本能。即便这一举动可能会招致毁灭性的后果，但语言中心主义对人存在的限定，终将会引发一场反对语言的语言革命——韩少功在９０年代所完成的《马桥词典》，便是这样一部用方言反对语言中心主义的作品。
相较于《爸爸爸》对语言和存在之间病象关系的考察，韩少功在同时期的另一部寻根力作《归去来》中，则以文化寓言的形式阐发了一种魅惑人心的语言政治学。作品主人公“我”在重返当年的插队故地时，竟愕然发现了自我记忆乃至自我身份的丧失。不知是何缘由，凡“我”所遇之人，皆对“我”表示了不同程度的熟稔。但颇为吊诡的是，“我”却并不认识这些村民，任凭“我”绞尽脑汁，也回忆不起自己当年的插队生活。而村民们对“我”的称呼，显然和自己的真实身份迥然相异。于是，“我”就在这种惚兮恍兮的错乱记忆中迷途难返；到最后，“我”甚至无法判断自己是否来过此地，“我”究竟是不是村民们所说的“马眼镜”。凡此种种，皆令“我”重返插队故地的怀旧之旅戛然而止，“我”只能发出一声徒劳的喟叹：“我累了，永远也走不出那个巨大的我了。妈妈！”从表面上看，这部作品意在揭示历史迷魅对人性的异化：“我”记忆的丧失，主要是荒谬历史抹杀人之主体性的结果。而韩少功也借此表达了一种历史批判的启蒙主题。然而，在韩少功除魅般的历史叙述中，却分明可见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复杂关系：村民对“我”嘘寒问暖般的言辞，不仅未能勾起“我”的相关记忆，反而却扰乱了“我”的心智，最终导致“我”在村民的言谈中丧失了自我意识。很显然，在这一叙事情境中，是村民的“言”抹去了“我”本来清晰的“在”。作品揭示的仍然是语言与存在之间的病象关系。但在历史除魅和语言病象的叙述之外，《归去来》的更可观瞻之处，却是一种语言政治学的思想萌芽。尽管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于后来的《马桥词典》中，但《归去来》却用“言”对“在”的异化，表达了作家对于历史权力的某种语言学思考。在韩少功看来，中国人总是“忽略了‘制度’与‘权力’对语言的介入”，因此也总是对语言所暗含的政治权力习焉不察。可以这样理解，作为政治文化的符号载体，语言不仅担负起了宣传和建构意识形态的话语功能，而且还深刻影响了人们的存在状况，由此也造成了语言对人的异化。例如“文革”期间的泛政治化语言系统便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而《归去来》中的“我”之所以陷入迷思，固然是历史权力的强大压迫所致，但惟有通过村民的言辞，“我”才能够真正洞察自我意识的丧失。这就意味着语言其实是“我”警醒历史权力危害性的开端，村民的言辞成为了历史权力的隐喻，也只有透过那些看似平常的言辞，“我”才有可能真正领悟历史权力对自身的深重异化。就此而言，语言实际上已成为了作家反思历史的人口，而语言与历史权力之间所具有的内在关联，也为作家日后的语言政治学思考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不论是《爸爸爸》对语言和存在之间病象的揭示，抑或《归去来》对历史权力的语言学反思，韩少功都集中表达了对言与在之间病象关系的切身感悟。更为重要的是，这两部作品事实上也成为了《马桥词典》和《暗示》的创作先声。进入９０年代以后，韩少功已不满足于对语言和存在之间病象关系的现象揭示，而是试图通过对小说文体的艺术创新，在摆脱情节束缚的前提下，真正从理性层面展开他的语言之思。 [NextPage]
二
作为一部在９０年代引起过巨大反响的作品，《马桥词典》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其文体的艺术创新。尽管以词典的形式结构小说是否属于作家原创仍存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用词典讲述语言自身的历史，乃至人在语言包围之下的生存境况，却不能不说是韩少功的一大创见。与早期对言与在之间病象关系的单纯揭示不同，《马桥词典》不仅更为生动地描绘了语言的权力体系，而且还集中表达了作家对于普通话中心主义的颠覆立场。至于隐含其间的语言政治学思想，则同样具有较高的启蒙价值。
如果从文学流派的角度来看，《马桥词典》仍然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寻根文学。只不过与早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不同，韩少功在这部作品中明确意识到了语言，尤其是普通话对于人存在的异化。在他看来，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被普通话化了的时代。作为一个“进入现代化”的必需品，普通话已从普适性的交流工具转变为一种强大的权力体系，它不仅同一化了这个世界，而且还以语言滤洗的方式，重新编制了这个世界的话语秩序。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便是语言对人存在原初性的遮蔽。在这个意义上说，韩少功创作《马桥词典》的初衷，其实是在除魅普通话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对人原初性存在的敞开。为了达到这一创作目的，韩少功在看似散乱的词典形式中暗暗编织了一个自足的叙事逻辑：作品在排列词条的先后顺序时，有意遵循了地点、时间、人物和事件等小说常见的叙事要素。比如开篇的“江”、“罗江”、“马桥弓”等词条是对地理环境的铺叙，“老表”、“同锅”等词条则是对人物的介绍，而若干散乱的故事情节则以穿插其间的“乡气”、“发歌”等词条展开。从地理环境到人物介绍，再到故事情节的铺排，韩少功为词典巧妙地披上了小说的外衣。而作家之所以在词条的排列上如此大费周章，其用意显然不止于对“词典”之“小说”属性的界定。更为重要的一点，恰在于作家借此搭建起了一个语词的世界：马桥人的日常生活与命运起伏皆被这些词条囊括其中。而马桥人也就生活在这个语词的世界中——语言成为了马桥人的存在之家。如果说《爸爸爸》和《归去来》等作是从抽象整体的文化寓言形式去揭示言与在之间病象关系的话，那么《马桥词典》就是一部微观具象的语言哲学书。在这部作品中，韩少功借助对马桥方言的阐释，用一些小人物的生命故事述说了言对在的限定。
这种限定关系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语言对人命运的规约。譬如在词条“嘴煞”中，复查无意间咒骂了罗伯一句。翻脚板的”，虽说言者无意，却不料一语成谶：“第二天，罗伯就被疯狗子咬了，走上了归途。”复查因此备受煎熬，此后的人生旅途更是尘嚣危惧、歧路频频。按马桥方言，嘴煞是一种忌语，不可随口说出，否则必受劫难。复查所说的“翻脚板”，即为诸多忌语中最为严厉的一种。他的际遇表明，“语言的力量，已经深深介入了我们的生命。”一旦人违背了这种力量，在说出那些不可说之词的同时踏入语言禁区，便会遭遇劫难与惩罚。在这一点上，“语言也使人变得比狗还要脆弱”。类似的状况并不只此一例，在“结草箍”中，许多马桥的女子结草为盟，发誓谁也不许嫁给高傲的复查。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些原本有机会嫁给复查的女子，也怀着“对往日言词的忠诚”，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复查的提亲。而后她们草草出嫁的悲剧命运，再次印证了语言暴政的强大力量。其二，语言不仅可以表述事实，而且也能再造事实。作为一种交流工具，语言的一个基本职能便是对事实的表述。这当然是一种言对在的客观性揭示。但在很多时候，语言不仅不能揭示所谓的客观事实，而且还往往凭借着自身的力量，歪曲、篡改乃至再造了事实。譬如“晕街”一词，和普通话中的晕车、晕船之类相仿，马桥人一旦离开村庄去往街市，就会面色发青、耳目昏花，以致于马桥一带的郎中专门有治疗晕街的药物。但问题是，马桥人真的晕街吗？韩少功认为，晕街不过是马桥人的某种心理暗示，是出于对城市文明的本能抗拒，马桥人才制造了“晕街”一词，继而这一词汇在被言说的过程中不断散发出魅人的魔力，以致于马桥人一踏人城市，便会在这一语词的心理暗示下病痛缠身。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其实通过对事实的再造，实施了对人存在的权力控制。这种以言辞制造再生性事实的案例说明，语言对存在的异化早已渗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一些马桥人的命运也因为言辞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譬如本义，他要不是因为晕街，早已当上了国家干部，若果真如此，那么马桥的历史就会被重新书写。以上种种，皆可被视为言与在之间所存有的病象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相对于普通话的边缘话语，马桥方言固然和其它语言一样具有限定人存在的话语功能，但另一方面也因其对普通话的疏离，从而具备了一种强大的颠覆性力量。对于马桥人而言，不论街市、普通话，抑或科学等物，皆为现代文明的象征。而他们对此类事物的拒绝，既是马桥人乡土意识的反映，亦是其不甘幽闭于语言之牢笼的生动写照。在这个意义上说，马桥人不仅仅存在于语言之中，他们同时还具有一种冲破语言禁闭的本能冲动。在描绘这一现象时，韩少功体现出了一种较为明确的语言政治学思想。如果说《归去来》是作家从言辞角度思考历史权力危害性的开端，那么《马桥词典》中的大量词条，便是韩少功对自己早期语言政治学思想的具化。譬如在“发歌”这一词条中，韩少功讲述了马桥人鬼祟的歌风。何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民间艺术的历史传承，而另一方面则是马桥人的发歌大多具有一种不良内容，譬如“觉觉歌”就是一种调情的歌曲。这种活跃人肉身感觉的情歌，显然和革命歌曲背道而驰。更有意味的是，马桥人的发歌总是从国家大事开始，但在看似宏大的言辞背后却总是隐含着马桥人调笑戏谑的游戏态度。不仅此也，即便“科学”一语，也在马桥方言中被赋予了偷懒和邪恶的含义。按福柯的理解，当人们“把合适的名词赋予给每个被表象的物，并在整个表象领域上布置精心制作的语言网络时，它就是科学——命名法和分类学”。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就是一种维护等级秩序的工具，它本身便具有意识形态内涵。但马桥方言对于科学的理解却表现出了一种反智主义倾向，这不能不说是马桥人敌视理性秩序的本能表现。至于普通话中的“监狱”一词，马桥人更是谓之日“民主仓”。由是观之，在马桥方言中，那些被普通话所表述出来的意识形态及国家机器，其无上权威皆可被马桥人的调笑戏谑一一化解为无形。而这种对权威话语的颠覆性姿态，正是一种“用语言反对语言”的语言政治学。就此而言，韩少功对于方言的耽溺，与其说是为了还原语词的历史，毋宁说是对其早年颠覆历史理性的启蒙精神的承继。 [NextPage]
然而，倘若仅凭方言便可实现对普通话中心主义的颠覆，那么也未免小视了语言自身的力量。事实上，韩少功在解释马桥方言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解释的循环：他用普通话去解释马桥方言的行为，本身就是对方言的普通话化。其中隐含的语言陷阱，自会在有意无意间抹平方言本身所具有的革命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除非有一种超越语言自身的表意符号存在，否则作家对于方言的普通话解释，就永远也无法走出语言的牢笼。对韩少功而言，这一表意符号就是具象。尽管直到《暗示》的写作，韩少功才全面揭示了具象所暗含的表意功能，但在《马桥词典》中，以具象替代语言进行表意的思想倾向已经出现。譬如在词条“马疤子（以及“一九四八年”）”中，马桥人在表述时间时并不采用公元纪年，而是强调一九四八年是“长沙大会战那年”、“茂公当维持会会长那年”，或“张家坊竹子开花那年”，等等。倘若以主流历史的叙述视角观之，那么马桥人的历史便会是另外一番模样，因为他们的许多表述都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在马桥人看来，一九四八年那年却的确可由上述时间称谓替代。这就意味着在马桥人的心目中，其实有另外一种历史。在这个词条中，深刻隐含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表意方式：公元纪年的一九四八年，可被视为普通话的表述，指代一个客观时间，这一时间是普通话化了的关于历史的陈述，是“言”（“一九四八年”的称谓）对“在”（一九四八年的历史事件）的陈述和限定。但在马桥人那里，言与在的关系恰恰颠倒了过来：“茂公当维持会会长那年”之类的表述，其实是基于马桥人的存在经验而发，是老一代马桥人依据自身经历口口相传的结果。因此，即便在日本人投降以后，由于马桥的闭塞，茂公还是依旧在这一年当上了其他地方早已不存在了的“维持会会长”。在这个意义上说，马桥人用自身的存在经验表述了历史，是他们的“在”决定了“茂公当维持会会长那年”之类的“言”。由此可见，马桥人在颠覆普通话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中，充分表达了一种颠覆主流话语的语言政治学倾向。此外，马桥人在描述时间时而且还大量借用了“张家坊竹子开花”等可感可知的具象。这表明韩少功在创作《马桥词典》时，业已意识到了具象这种超越语言自身的表意符号其实同样具有颠覆性的话语力量。有鉴于此，他才会在２００２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暗示》中，深入揭示了具象对于语言中心主义的颠覆功能。
三
如果说《马桥词典》讲述了语言对人存在的限定，那么《暗示》则是对具象和语言，以及存在之间复杂关系的考察。尽管这部作品在文体创新上已达长篇小说之极限，甚至连韩少功本人也承认其更接近于理论，但《暗示》仍是一部隐含了诸多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小说，“几乎每一个小节，都能发展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短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韩少功试图阐明语言未曾抵达的具象世界其实同样具有表意的话语功能，它不仅可以反映语言之外的存在暗区，而且亦能和语言一样影响人的存在状况。那么，何谓具象？它对语言禁区的揭示，对语言中心主义的反抗如何展开？而具象对语言和存在的影响又如何体现？凡此种种，皆成为了韩少功在《暗示》中的书写对象。
在作家看来，“一个眼神，一顶帽子，一个老车站，一段叫卖的吆喝”都是我们置身其间的“具象”，它常常在“人们的言说之外，是生活分泌出来的隐秘信息”“。因此可以说。具象是指包括了自然之象和文化造象在内的一种“意象形态”，也是一种超越了语言的表意符号系统。从这一解释出发，韩少功借助许多小人物的生命故事，试图言说具象所隐含的意义内涵。譬如在“场景”一节中，韩少功就讲述了以象代言的奇妙功能：“我”为了请求书记在招工推荐表上签名，斗胆来到了书记家中，结果由火光、油灯、女人和姜茶等具象构成的家庭场景，居然使平日总是黑着脸的书记变得和善了许多，对我的请求也满口应允。在这一场景中，具象不仅决定了言辞，甚至也改变了“我”的命运。由是观之，在某些场景下，具象其实具有比语言更为强大的力量。事实上，不仅是处所，就连着装、体态、面容和声调等其它具象也都有上述暗示心灵的神秘力量。而在另外一些生活场景中，具象甚至具有颠覆语言权力的话语功能。譬如在“忠字舞”一节中，人们一方面沉迷于意识形态的语言权力，另一方面却用种种异端的意象形态，诸如芭蕾、秧歌和民族舞蹈丰富了自我的肉身感觉，这种藉革命语言所展开的具象化生活，显然颠覆了意识形态的语言体系。此外，“乡戏”一节亦揭示了具象对于革命语言的颠覆功能：那些革命样板戏在一片乱哄哄的演出环境下已完全走样，群众不仅对剧情和台词毫不在意，而且还在嬉戏打闹中与台上的演员合力制造了一场嘉年华会。说到底，他们“只是把看戏作为一个借口，纷纷扛着椅子来过一个民间节日，来参与这么热闹的一次大社交，缓解一下自己声色感觉的饥渴”。毫无疑义的是，这些围观革命样板戏的群众们，实际上用一种观看娱乐表演的游戏心态，用孩子的喧闹、后生和妇女们的打情骂俏等生活具象，无形中消解了意识形态为革命样板戏所赋予的政治学内涵：“在这样一个乱哄哄热腾腾的戏场里，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不可接受而且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不可消解？”因此可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具象符号编织而成的“意象形态”对语言所制造的“意识形态”的消解——具象在反对语言中心主义的过程中既魅惑了语言自身，同时也除魅了语言中心主义的强大威权。
不过尽管从表面上来看，韩少功对于具象符号表意功能的揭示是为了敞开语言对人存在的遮蔽，但与此同时，他也讲述了具象对人存在的限定性功能。譬如“座位”里的小王，尽管平日是一个无比和善的人，但“一坐到那个司机座上就脾气大了好几十倍”。再如“军装”，在那个年代里不仅代表了秩序和权威，而且也在转化为时尚符号的同时，无形中改变了着装者的身份意识：就像老木穿上了军装之后，顿感可以和那些根正苗红的红卫兵平起平坐，全然遗忘了自己作为资本家孝子贤孙的卑微。待失去军装之后，老木几乎痛不欲生。一件衣服的魅惑力量何以至此？显而易见，军装作为具象符号不仅代表了某种政治权力，甚至也会在心理暗示的层面限定人之存在。而这一点也足以证明，有时具象对人存在状况的影响更甚于语言。值得注意的是，既然具象具有除魅语言权力和魅惑存在自身的双重力量，那么韩少功对于具象的揭示就同样陷入了一种难言的悖论：作为除魅语言中心主义的表意符号体系，具象毋庸置疑地在魅惑语言权力的同时除魅了人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具象也会深刻影响人的存在状况，它无疑具有比语言更为强大的魅惑力量。而韩少功以语言解释具象的行为，与其说是为了呈现具象的隐秘内涵，倒不如说是在“说不可说之神秘”的过程中，再次印证了语言的权力——语言成为了所有表意符号中的元符号，惟有通过语言的解释，那些魅惑人之存在的种种符号系统，诸如语言和具象才能显现自身：不论是《马桥词典》用语言解释语言，还是《暗示》通过语言的解释行为用具象反对语言，都最终证明了语言的永远在场。这意味着…言词未曾抵达的地方’其实并不存在，严格地说，那只是一些言词偷偷潜伏的地方”。《暗示》实际上在用具象反对语言的过程中，再次印证了语言无所不在的魅惑功能。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说韩少功自始至终都耽溺在他的语言之思中。
从早年《爸爸爸》和《归去来》对语言与存在之间病象关系的考察，到《马桥词典》对语言中心主义的反思，再到《暗示》对诸象魅惑的描绘，韩少功一直坚守着自己对于语言哲学的理性思考——为此他甚至不惜以牺牲故事情节为代价。但偏偏就是这样一种横跨小说、词典和理论著作的艺术创新，才能恰切表达韩少功对于启蒙文学的深刻思考。如果检视当代文学的启蒙主潮，毋宁让人充满喟叹：原本以颠覆历史极权为表征的启蒙文学，最终却因对人之主体性的无限张扬，从而造就了启蒙神话的迷魅。而那些以呼唤人性为旗号的启蒙写作，也不幸沦为了放纵欲望的合法化工具。相形之下，韩少功这位永远的启蒙者，却不单纯地以人性解放为诉求，反倒是以更平和的理性姿态，在萦绕于生活周遭的符号体系中去挖掘历史真相。如此方式，自会在揭示言与象魅惑功能的同时，敞开国人更为真实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韩少功小说中的语言哲学，不仅规避了以往习见的创作模式，而且也为启蒙文学开辟了新的写作方向。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