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建华、彭彤
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
摘要：《无鸟的夏天》描述的是一个混血女性在为自己寻求固定身份的过程之中丧失自我的故事；这部女性自传揭示了作者所受到的压抑，是在种族话语、性别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的彼此纠结、互为影响的状态下发生作用的，一种话语所丧失的力量，会由其他话语补足并支撑其地位。而作为新女性的韩素音丧失自我的深层原因，正在于她对自我身份的内在焦虑以及对固定身份的寻求。
关键词：《无鸟的夏天》；女性自传；身份认同；种族话语；性别话语；民族国家话语
美国批评家乔纳森·卡勒在全面梳理当代批评理论关于“身份、认同和主体”争论的“四种分支”时首先写道：“许多现代理论的争论都是关于身份和主体或自我的作用的。”［１］１１３而主体的身份与自我的认同与性别、种族、国家和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在性别身份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发现，不能单纯地谈论父权社会的性别话语，而应该将之还原到复杂的现实政治、文化实践的运作机制之中。“尽管性别、族裔和阶级是具有不同本体论基础的话语，但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它们是纠结在一起的，彼此成为对方的表达形式。”［２］１２“离开族裔、民族、‘种族’关系，便无法分析性别，反过来也是一样。并不是把两套分析简单相加，而是它们在一种动态关系中相互影响。”［３］９２值得注意的是，种族、性别和民族国家话语都与固定身份的建构相关。
韩素音的《无鸟的夏天１９３８－１９４８》正是一部可以揭示这些话语之间盘根错节、互为影响的关系的女性自传，一部被压抑的创痛史；作者本人的混血女性身份使得这一本自传集中地呈现了多种差异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书中，她描述了自己在寻求一种身份认同的过程中，遭遇了与性别话语纠结在一起从而发生作用的种族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对一个女性的全面压抑。在这种压抑之中，她发现她必须去克服自己的天性，和原本的“自我”越行越远。
一、婚姻：身份认同的双重性
１９３８年，韩素音放弃尚未完成的医学学位，离开比利时回到中国。对此，人们大惑不解，特别是她遇到的中国人。她自己的解释是不想在中国危难之际与它远离，而要切实地为它做事。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她剖析一些和她一样选择回国的混血儿的时候显露出来的，他们都想获得确定的中国人的身份：“他们也有一些外国血统，但他们都象我一样想成为中国人。”［４］３５
她对于中国的认同是通过与一个拥有纯正血统的中国男性唐保黄的婚姻的缔结得到确认的。尽管她做出了奔赴国难的选择，但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中国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之下，韩素音对于唐保黄并不嘲笑自己的混血儿身份的态度“深为感激”。［４］２０当然她并未意识到这句话其实已经饱含种族主义意味和父权制色彩。通过婚姻的仪式，她清洗了自己的血统的混杂和身份的暧昧不明，消除了内心无归属的恐惧。唐保黄表现出来的爱国之情使得作者对自己的选择更为肯定。“保黄是中国人，同他定了婚，我就终于得到了（我这样想）中国的承认。”［４］２４她为他们两人和她自己设想的未来也和国家联系在一起。
另一层意义上的、也是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身份认同却是出乎作者的设想的，即作为一个女性出嫁而成了“妻子”。换句话而言，成为一个附属品，这是后来展开的生活才令她渐渐明白的：“我并未意识到自己只不过变成了一个有势力的军事集团……的附属品。”［４］２５－２６作者母亲的态度明确表明了在这场婚姻中人们认定的后者，即她的“妻子”身份。在家里的来信中，“我母亲也附了一张便条，写得不多但很亲切，说是她‘终于’能告诉她的朋友们，我已经结婚了！”［４］８６连以前一直和她敌对紧张的母亲也因为她的婚姻（在她母亲眼中婚姻是一个女人的最高成就）而与她和解，觉得自己的女儿终于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女人，再不是一个总喜欢提问、争辩、不会讨男人喜欢的古怪女孩。正是后面这一种强有力的身份认同，使作者在婚后并未实现自己的救国理想，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个人灾难。她形容自己是“夏天被枪杀的鸟儿”。［４］２６３她的生命的活力几乎丧失殆尽，而且其影响延续到了她以后的生活之中。
二、种族话语和性别话语
当时蒋介石推行的正是法西斯精锐集团的道德哲学。而唐保黄的爱国热情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象，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升迁。他一改婚前的态度，迁怒于韩素音“面孔的长相”给他带来的麻烦，甚至在朋友面前决然否认自己妻子的外国血统。在回忆中作者用犹太人来隐喻当时的自己，而她丈夫则充当着思想警察的角色：“有很多年，我只能看保黄为了改造我，为我精选的读物，凡与此无关的书，我只能背着他偷偷地看”［４］３４；更为重要的是，她所遭受的种族歧视还与她的女性的身体密切相关。
对于作者放弃和比利时未婚夫的婚约的决定，唐保黄这样评价：“中国姑娘怎么也不应该嫁给外国人。”［４］２０－２１在这里，女性的身体以及她们的身体所拥有的繁育的功能成了保持种族的纯正血统所必须小心看管的财产。丧失女性的“贞洁”固然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你以为我娶的老婆不是处女会高兴吗·”［４］５３作为一个隶属于中国男人的女人，她和异族男性的性行为带来的将是殃及种族的耻辱。这样的话语，即使是一个受过教育并一直坚持独立思考的女性也很难理直气壮地反驳：“这时我光火了，同时又感到羞愧和内疚。女人对于这种事很难不感到难堪的，尽管人们一直在谈论性自由和妇女平等。”［４］５３
印度学者布塔丽亚曾经探讨过锡克教徒在印巴分治的宗教冲突中对女性命运的安排：女人没有能力战斗、牺牲或者逃跑，“因此，她们特别容易被迫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更何况女人有可能被强奸，怀上异教徒的孩子……就连整个社群和种族的纯洁性都受到了侮辱。男人能够拯救自己，可是女人必须由他们来‘拯救’。”［５］１０３这种拯救就是将无力保护自己的女人和孩子杀死，并称之为“殉教”了。“我知道死去的不少妇女是心甘情愿、坦然受死的；但是同样也有很多死去的人并不是情愿就这样死去的。”［５］１０７女性的身体在锡克教徒和唐保黄那里拥有的是同一种地位和功能。
很多时候，作者面对丈夫对自己的种族歧视的时候，只能被动地忍耐。因为婚姻是她自己为了实现身份认同的选择，在这种选择背后，也有着对种族话语的一种潜意识的认可。对于自己在婚前失身于路易的事情，她的羞愧和内疚也证明了性别话语对于女性贞洁的崇尚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就连坚强独立的韩素音也无法完全摆脱它的控制。
三、民族国家话语与性别话语
“民族主义之所以跟父权和资本主义一样成为一种霸权统识（hegemony），是因为在政治上，它的涵盖性把民族／国家凌驾于其他范畴如性别、阶级、宗教等之上；在叙述上，它提供一套整合性的‘语法’和‘修辞’”。［６］２在这套话语之下，妇女的利益却往往被忽视。但是在国家危机时刻，妇女被要求为国家利益去牺牲和奉献。对于韩素音这样受到良好教育、并且拥有平等观念的新女性而言，牺牲和奉献最主要的途径在于，男性往往“以民族的名义，要求妇女保卫或回归传统”。［４］１０
这也正是唐保黄的指令和要求。他责令韩素音阅读《曾文正公家训》和《烈女传》这一类作品，以洗刷她身上的杂质：“‘现在你必须……决心做一个有德行的，纯粹的中国女人’［４］３０。与锡克教徒对女性的安排一致，唐保黄要求作者在他死后自杀，“使他德高望重的门第再增加几分美名。”［４］２６４在他去世后，中国大使则要求作者按中国传统和保黄的母亲同住，“你应该作一个模范寡妇……这是传统。”［４］２６３概括地说，这些传统的美德就是：保持女性的贞洁，完成生育功能，并心甘情愿地作为夫家的附属品存在。
如果说种族主义话语和性别话语在韩素音那里可以得到批判而只能潜在地、部分地发生作用，在民族国家话语面前她则连批判的力量都失去了。她不是没有注意到这种话语的裂缝：“有人劝我不要去那家国民党的伤兵医院……女护士是要被军官们召去消遣的。”［４］３５但这并不妨碍她的思考模式对民族国家话语的屈从和顺应。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种族、性别、民族国家话语的运作彼此纠结、互为影响，在一种互动的状态下发生作用。换句话说，在一种话语（比如种族、性别）失去力量或部分地失去力量的时候，另一种可以发挥其威力的话语（民族国家）能够补足这些话语所失去的力量并适时地支撑这些逐渐丧失地位的话语。有一个问题必须追问下去：读过韩素音前两部自传的人对于这个女性应该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她决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受蒙蔽的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她踏入了泥淖般的生活，直到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种生活的本质是一场“讹诈”和自欺呢？[NextPage]
四、固有身份的暴力
文章的开头说过，这部自传描述的是一个混血女性在为自己寻求固定身份的过程之中丧失自我的故事。作品所呈现的最大的反讽也正在于此。这种自我的丧失散见于作品的各个地方：“面对这些是非标准……我必须做一番斗争，以找出充分的理由来说服自己。我还要克服自己那种爱提问题，好盘根究柢的执拗脾气，这是我难于改变的天性。”［４］２９－３０天性变成了应该努力加以克服的对象。这种克制和压抑使她面临精神的全盘崩溃。但最终还是作者的天性帮助她走出精神的困境，摆脱了自杀的念头，并在以后的日子里支撑她度过艰难岁月，并且自己治愈回忆中的创伤。
可以说，韩素音这一段最沉重的经历的深层原因在于对一种固有身份的寻求。寻求集体认同的同时必然地要受到这一集体中所承认的社会文化的规约，在与个体原有的观念相冲突的时候，个体不得不放弃自我的怀疑和思考而屈从于集体认同。
赛义德在他的《身份、拒绝和暴力》的文章中提到“像国籍、教育、传统、语言和宗教这样固定的机制（agencies）所给予的稳定的身份，与各种边缘的、疏离的或……反体系的力量之间”所存在的“一种初期的且尚未解决的张力”，认为这种张力“造成一种令人震惊的局面：强化爱国主义、主张文化优越感和加强控制机制，其力量与无法躲避性巩固了……身份的逻辑。”［７］４６－６０他常常思考在中东地区经常发生的以爱国主义加强身份认同的名义而产生的“残酷、无情、可耻”的暴力。很多印度学者也关注印度不同宗教和语言的社区之间所发生的暴力冲突。在“二战”以来，“日尔曼民族”、“大和民族”给予整个世界的打击更是前所未有，极端的民族主义情感表现为抛开所谓的普遍理性杀戮异族，张扬差异的意识形态机制在实践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对一种固有身份的寻求必然导致自我的丧失。而自由的身份认同和自我建构则依赖于一种非本质主义的身份意识。正是从这个角度，已故学者余虹在为《全球化与中国图像》一书写下的“序言”中曾对中国当代艺术界那些“不伦不类”、“无法归类”给予过高度赞赏。［８］１－２
实际上，本文所讨论的几种话语都具有文化建构的特性。“种族……是一个人为建构的范畴……在十九世纪，‘种族’这个词所覆盖的领域，包含了现在所谓的‘种族划分’这个术语，而且，‘种族’日益被视为人群之间的一条至关紧要的界线”［９］２０５；而有关“性别”是社会塑造、建构的结果这一点也已经成为共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民族的著名定义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１０］５－６民族的形成是一个主要通过小说、报纸等手段完成集体认同的认知过程。
虽然理论研究可以对这些话语追根溯源，但完全驱逐它们的阴影却实在困难。身份问题是一个难题。正如韩素音在书中所展望的那样，我们所能做的是努力探询“可信的、有创造性的、多样的社会身份发展的可能性”。［４］２８２从这个观点来看，混血儿一类边缘人的漂泊身份或者说飞散的视角带给个体的是：一种保持距离的审视和更多选择的自由。在第四部自传《吾宅双门》中，韩素音获得的应该是一种更为可信和灵活的集体认同：“通过和在马来亚的华人学者的接触，我发现马来亚华人作者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小说、评论和诗歌，内容和感情都不同于中国本身的文学。”［１１］９９－１００在如今全球化的语境之下，国家与国家、国家内部不同层次之间的文化，其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也让人们有可能预期“可信的、有创造性的、多样的社会身份”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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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英］韩素音．吾宅双门［Ｍ］．陈德彰，林克美，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１９９１．
责任编辑：莲郊
The Discourse of Race Gender and Nation-State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fication
DENG Jian-hua，PENG R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Birdless summer tells a story about a hybrid female， who lost herself in the process of her looking for herself a stable identity. The female autobiography uncovers the truths that the oppress posed to the author works just under the entanglement and the effecting to each other among the discourse of race， gender and nation-state. If one discourse looses its power ， another one will recruit and support it.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deep reason of， as a new-woman， the author’ self-lost is her anxiety about her identity and her looking for a stable identity.
Keywords:Birdless summer;female autobiography; identification; race discourse; gender discourse; nation-state discourse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