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上峰

    在时代大潮面前，文学正逐渐偏离本质，功利性与商业性越来越强烈。尤其是一些期刊与出版社片面强调文学的消费性，这使得作家在创作时不得不考虑市场因素。因为一味迎合市场，导致作家发自内心的作品少了，他们热衷于描写贪欲、权欲、性欲等等，以求刺激读者的感官。

　　于是，官场文学、小资文学、情爱文学泛滥，这些作品极力渲染都市人对灯红酒绿的沉迷，对奢靡生活的向往。在这种情形下，最具生命力和最震撼人心的乡土文学，正逐渐被冷落和遗忘。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只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城市题材的作品写来写去，内容大致雷同，有新意的不多。而农村与农民则存在了几千年了，可挖掘的素材很多，可探讨的问题更多，而且这类作品所蕴含的文化意味更浓。

　　“五四”运动以来，乡土文学繁荣了近百年。鲁迅是中国乡土文学的鼻祖，其作品《祝福》《社戏》《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等，都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鲁迅以杂文见长，但此类作品的时代局限性强。相反，今天当我们重读他的乡土散文和小说之后，会发现其更具有生命力。

　　小时候学过的少年闰土，其形象至今深深地印在脑海中。与鲁迅同时代的乡土作家，还有废名、彭家煌、艾芜、沙汀、台静农、沈从文、鲁彦、萧红等，他们的作品也都带有浓厚的乡土和地域色彩，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就像是一幅明丽的风俗画。

　　后来，乡土文学逐渐演变成了流派，如以赵树理（包括马烽、西戎等）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他们都来自山西农村，其作品基于农村现实生活，具体可感，有浓厚的地方风格。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虽然伤痕文学与寻根文学兴起，但乡土文学依然具有极高的地位。汪曾祺继承了他的老师沈从文的传统，继续高举乡土文学的创作大旗，其作品着力描绘乡土的美，这种美包括自然与人性的美。

　　而事实上，寻根文学与伤痕文学也是基于乡土文学而发展起来的。从贾平凹、陈忠实、莫言、韩少功、张承志、古华、张炜等人的作品中，都能读出浓郁的乡土味。　　

　　而将乡土文学等同于没有市场，是一大误区。因为这些作家的作品恰恰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具价值的，他们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峰。在农村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一些作家作品中的乡土世界，成了联系无数人的精神纽带。

　　由于现代文明对农村的冲击，使得大多数人只能从文学作品中去寻找远去的故土。尽管一些人远离了乡村，但他们的根依然留在了那里，他们的父辈们还在那片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耕耘不息。　　

　　乡土文学依然是拯救中国文学的希望所在，翻开时下的文学期刊，如《十月》《收获》《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纯文学刊物，发现那些感人肺腑的好作品，基本上都是乡土题材。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以及李唯的《一九七九年的爱情》，写的虽然是乡土最常见的人和事，却将人们拉回到久远的年月，感受沉淀的情与爱。

　　李洱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也是一部很成功的乡土文学，它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村民选举的事，作品关注乡土中国存在的困难，描写普通人的悲与喜。

    作者李洱曾对一位自认为与乡村无关的城市人说，“无论你住在中国的城市，还是住在外国的城市，只要你不是住在月亮上，发生在中国乡村的那些‘悲喜剧’，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片面追求文学的城市化和商品属性，实为舍本逐末，也导致中国文学这些年来好作品少之又少的重要原因；另外，乡土文学渐渐淡出视野，也与市场的误导不无关系。比如，一些出版社以及文学刊物没有做好自身工作，如发行渠道、品牌推广以及文学引导，而是一味随波逐流，非要将文学包装得不洋不土。结果变成了为文学而文学。　　

　　出现今天这样一种局面，的确是我们的文学导向出了问题，当然，也有这样的原因——即作家对乡土文学不熟悉和不自信。“当今身居都市的作家，切断了与乡土的联系，无法触及底层人民生活的酸甜苦辣。即使是出身农村的作家，进入名利场后，远离了乡土，渐渐淡化了底层意识。”[NextPage]

　　作家贾平凹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商州》系列到《浮躁》，他的作品主题一直围绕着农村。而贾平凹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秦腔》，也是写故乡的人和事，写当今农村社会的变化与冲突。也就是说，乡土文学并不过时，也不是“墨守陈规”的派别，它具有很大的市场价值，比如贾平凹、陈忠实的作品，一度洛阳纸贵，就很能说明问题。

　　对于乡土文学的价值及其今后的走向，作家雷达的阐述非常精到：“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中，作为诗意的栖息之所，作为人类和民族的痛苦与欢欣的承受之地，文学中的乡土声音不但不会完结，还会发展和变化。”

　　（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