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繁华

　　摘 要：2009年的中篇小说仍然有许多优秀作品。更重要的是有思想和艺术能力的作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但是，就在一些最有光彩的作品中，我们仍看到其间“同质化”的问题。作为单篇故事它们都很出色，特别是构思，内容奇崛、逻辑严密又出人意料。但这些作家结构小说的基础都是依仗于一个道具，小说就这样准确地镶嵌在这些物体上。这种过于小说化或戏剧化的倾向，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当下作家与生活的关系。它的问题是：这些小说太像小说了。

    关键词：中篇小说；传统与现代；都市布景；历史；“底层的陷落”

　　在2009年的文学话题中，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其处境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网络文学和其他因素的冲击下，文学遭遇了真正的危机，拯救文学的呐喊也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夸大的危机论只是危言耸听的一种说法而已，我们的文学生活没有改变，它一如既往地发展。如果说它有变化，也是沿着作家的努力和我们的希望在变化。这一判断，在2009年的中篇小说中同样可以获得证实。

　　一 传统、现代与文学之桥

　　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一直沐浴着欧风美雨在前进。我们对20世纪以来欧美文学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前卫文学耳熟能详如数家珍。公允地说，80年代以来的欧风东渐，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准，写作技巧、文学观念的变化等，使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性有了空前的提高。事过境迁，在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文学信心的同时，也调动了我们勃勃的文学野心。但悖论也来源于此：我们用什么去征服强势文学国家的读者，我们真正有效的文学资源究竟在哪里?新的困惑就这样如期而至，新的探索当然也没有终止。

　　多年来，惜墨如金的晓航虽然每年只发表一两部小说，但他游离于团伙或主流的探索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有想法，都与众不同。他长于都市场景，但他是穿透都市红尘书写那些尚未被发现的隐形都市。这些隐秘的角落一经他揭开我们竟目瞪口呆惊诧不已。因此，晓航是真正的现代之子，他的举手投足都是都市现代人的架势。他写都市小说用京剧的行话来说叫做“当行”，而不是“票友”，更不是“反串”。但这出《断桥记》与他以前的作品都大不一样。这是一部发生在城乡连接处的小镇的故事。小镇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小桥流水、青石小路、淑女雅士、贞节牌坊……都是中国文化的奇观。既有静谧的传统生活，又与都市一箭之遥，文化深厚又不事张扬。文学中的鲁镇、乌镇、天迴镇，都是如此。《断桥记》中落玉川虽然历史不长，但它的小镇属性与悠久历史的小镇并没有区别。但在这里上演的故事却意味深长让人唏嘘不已。

　　在《断桥记》中，传统就是诗意。不仅落玉川的自然地貌一山一水，被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人亦如此。落玉川的缔造者龙秋泉和他的女儿龙姗姗被描绘的形象是：

　　龙秋泉……他在世之时，是一个淳淳君子，他谦逊爱人沉稳坚毅，每天都在踱步、思考与古琴声中交替生活。人们记得，他最后一次抚琴是在久病之后，那一天他一袭白衣坐在桥的中央，桥栏之上依旧放了一个香炉，他点燃三柱香，待香将将燃尽，他挥动手指，倾尽全身之力抚了一曲自创的《落玉忘机》。

　　龙姗姗本身就是一个遗落在凡间的仙女，她与凡人决然不同，她永远那样年轻貌美，那种美不会在岁月中驳落，会永恒地照耀在落玉川的每一个角落;她永远那样沉默宁静，那种沉静超越历史与时间，完全可以使自然自惭形秽，并停止生长;她永远那么善良而又充满漠然，似乎从不食人间烟火，生活在一个人们不可想象的空间里。

　　“现代”文明虽然也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但这个文明的背后似乎总与阴谋联系在一起：集团老板“林志峰头发花白，他身材高挑瘦削，外面穿了一件灰色的风衣，里面是笔挺的西装。他正十分认真地盯着鱼缸，丰绮妍走过去，和他一起并排站着，仔细看着鱼缸里唯一一条金鱼。”这条金鱼可不是普通的金鱼，它后来衍生的故事不仅出人意料而且一剑封喉。“现代”对封闭却又具有巨大开发价值的落玉川窥视已久。开发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丰绮妍

　　在机场转机停留时，丰绮妍打开了电脑。她准时收到了一个新邮件，邮件是一个与她相熟的公司管理人员发来的，在资料中，他证实，落玉川项目的建立远在十年之前。根据资料记载，林志峰曾经秘密派考察队进入了丝碧川与静碧川下面的大峡谷，那个考察队在谷底整整走了两天，峡谷之中植被茂盛，清泉不断，两天后考察队走出峡谷，发现外面竟然是江南平原。

　　丰绮妍看到这儿，感到了兴趣，她敏锐地想，未来，如果经过认真开发，以湖区处为入口，丝碧川与静碧川之下完全可以做成一个保有自然生态的大峡谷公园。后面的资料证实了她的判断，林志峰也是这种想法，他甚至还想到，等未来把各种商业设施完善后，待峡谷旅游一搞起来，完全可以把整个风景区包装上市。

　　在具体写法上，晓航也别有洞天。这里有现代小说叙述学，有武侠、有悬疑。琴童大赛高潮迭起、古筝曲谱眼花缭乱，细节作为小说的推动力量不动声色，内部结构极其严密。这显然是一部构思久矣的作品。我唯一感到欠缺的是，这应该是一部长篇的结构和内容，因此读来略感纷繁拥挤。但这仍不能淹没晓航个人对小说的理解与期许：“我一直以为文学是一个特别私人的爱好，虽然不至于像情人那样隐秘，但它至少不应该在世俗生活中常常被提起，更别说去获取什么可观的现实利益。我参与这种‘私人’的‘星际旅行’的一个主要愿望，就是通过非凡的努力，到达那种神的光辉可以照耀我的地方。因为理想的存在，我越是在现实中沉浸，就越是反对那种庸俗的现实主义。它使鸡毛蒜皮无限扩大，并以微笑的面容扼杀了文学应有的想象力。在我的观念中，文学的任务应该是这样：它必须创造一个迥异于庸常经验的崭新世界，并努力探索形而上层面的解决之道。”①而他看到一个意大利设计师的家居创意，“运用了中国的古典元素，但是不像我们的设计师那般还是用在家具或者物品上，其运用还是有形的可见的，而意大利设计师的创作则运用了韵味，亮度，色彩，还有一种对于东方文化的感悟，是无形的，所涉及的标的也完全不一样。总之，我看了，很欣喜，真的与我心有戚戚焉！”②的感悟，更是价值连城：对这一文学资源发掘的价值和意义巨大无比。也只有这样，一个“卖金属”的人才能够将一张古筝在纸上弹得上下翻飞只因为他在文学中搭建了传统与现代峡谷两岸的文学之桥。

　　二 道德、伦理与都市布景

　　2009年11月10日至13日，《广州文艺》在广东从化召开了“都市文学”研讨会。“都市文学”虽然还是一个暧昧不明的概念，但与会者都意识到了当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文学的巨大影响。事实也的确如此。都市文学的数量日益增多，不仅有都市生活经验的作家写都市，而且在其他领域展开故事的作家也参与其间。比如写三晋乡土的葛水平、写小镇“东坝”的鲁敏等，在2009年都将目光和笔触转移到了都市。但今天的都市早已不是欧洲古典的巴黎、维也纳或罗马。我们很难打捞出当代中国的都市文化经验，它像一只变幻莫测的万花筒，光怪陆离难以捉摸。因此，中国当代都市的文化经验，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经验。这种不确定性，我们在不同作家的不同书写中得到了确证。

　　陈希我的小说一直被争论不休，《冒犯书》、《抓痒》、《遮蔽》等莫不如此。引起争论的问题当然不止文学观的问题，它还密切关联着社会伦理、道德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陈希我一直是一个不安分的作家，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显然，他期待自己有所作为，期待自己能够突破庸常的文学书写，为文学积累新的经验。也因为如此，他的文学路向多少有些迷乱，不那么规矩。我们应该尊重作家的选择和探索：我们焉知他的文学闯荡结不出正果?

　　这就是我们的文学生活

　　但这篇《母亲》似乎略有不同，它讲述的是一个风烛残年的患病母亲，在生命的尽头，是延续她痛苦不堪的生命，还是停止治疗结束她的生命?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事情：母亲、子女、医生以及道德伦理、生命尊严、法律等，都扭结在一起。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使母亲之外的人都处于迷茫、困惑、两难或逃避、推卸的情境中。我惊异的是陈希我对生命最后状态和治疗过程细微末节的描写：“心内注射。护士拿出一根穿刺针，比常见的针长得多。母亲的衣服被解开了。母亲裸露出了她的身体。光亮得扎眼，两颗乳头赫然在目。这就是我母亲的金贵的身体！我虽然出自这个身体，小时吸过这个乳头，但是对它的模样并没有记忆。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看母亲的身体。对母亲的身体，我只是崇拜，觉得它不可看，不可亵渎，它是我们心中的圣地。”但是，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母亲的身体裸露出来了：

　　所以感觉难堪，也许还因为这身体的寒碜。乳房已经软塌，空布袋似的甩在腋下。整个身体白惨惨的，像一堆死猪肉，简直丑陋，我原来对母亲身体的美好想象整个被破坏了。它的主人要是有知，一定拼死把自己掩盖起来。可是她现在一点能力也没有。我们也没有能力。人到了这份上，身体只是一块肉，抢救的目的不过是让这块肉活起来。 [NextPage]

　　然后一边是医生的奋力抢救，一边是母亲奋力的挣扎。当她被捆绑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和二姐分别镇住她的左手和右手。她就蹬脚，把身体转过来，折过去。护士压住她的两腿。母亲的四肢被牢牢摁住，再也动弹不得。我感觉她的手在我的手中颤抖，一如被抓住挨宰的鸡的脚，那与其是反抗，不如是无法反抗之下的忍受。”生命仿佛悬在峡谷的上空，搏斗的双方有不同的诉求，一边是人道主义的救死扶伤和儿女的奋力挽留，一边是为了尊严的尽快结束。这样的场景即便是局外人也无法做出抉择。人最终要死去，但这远不是结束，还有儿女不尽的悲痛和怀念。生死的主题是小说永恒的主题，但陈希我的独特就在于他直面了这个残酷的过程，因此令人惊心动魄。

　　读过南飞雁的《红酒》大惊，惊讶这是一篇出于一个80年代出生的青年后生的手笔。他对红酒文化的了解如同晓航对古筝乐曲的了解一样，不仅耳熟能详信手拈来，而且一招一式恰到好处。但那毕竟是洋玩意，贵族不是仅仅靠红酒打造出来的。简方平破碎的生活最终也没有整合起来，在中国的语境中，红酒只是一个象征、一个道具、一个身份的符号。与享用它的人的文化身份没有任何关系。

　　《红酒》写的是官场生活，处长与厅长的关系，党校学员之间的关系，个人升迁与省委常委偶然相遇的关系等等。但这些官场生活仅仅是《红酒》展开叙事的背景。南飞雁叙述的主人公简方平是一个官场顺畅、但生活失意的中年人。他不是“官场小说”中与我们经常相遇的那类腐败堕落的官员，也不是卑微委琐的小职员。他“兵头将尾”的身份使他介于两者之间。作为处级的办公室主任，他要周全地照顾他的上级，接待无数检查或调研者。这种“头等大事”他含糊不得;但在下面具体办事的人面前，他毕竟是“头”，又有普通办事员没有的优越和满足，何况他又是一个有前景的干部。但这并不是小说主要的叙事诉求，小说主要讲述的是简方平的个人生活：一个离了婚的老男人的个人生活境遇和女性相处的过程与结果。“红酒”给简方平带来了好运：副厅长喜欢红酒，简投其所好因读法国文学对红酒一知半解却深得副厅长青睐。于是一路顺风地提了副处、正处办公室主任。这时简方平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奇迹，无数人热心地为他介绍各种女性，女性也皆因简方平的红酒知识、派头而芳心意属。但这个热衷红酒的男人在相亲的道路上还是一无所获一事无成。

　　当然，小说的精彩处还是简方平与多个女性交往的过程，是对各种女性心理、性格、性情的描绘。功利而庸俗的刘晶莉、简单幼稚的教授女儿、同性恋者王雅竺、矜持而有洁癖的女博士等，都栩栩如生挥之难去。但写得最动人的还是与导游沈依娜的恋情。现在的小说已经读不到感动、浪漫和诚恳。男女之间的真情似乎在权力、金钱和利益面前全线崩溃荡然无存。但在简方平和沈依娜的“老少配”这里，我们读到了久违的真情。当然，小说的厉害也在这里。当沈依娜母亲出现的时候，小说才真正到了关节处：沈母不同意他们恋爱结婚，原因很简单，在这个监狱改造科科长看来：

　　娜娜很传统，结了婚就过一辈子的。你呢，今天在这儿给我拍拍胸脯，真露了马脚，你能躲过去不进四监吗?沈母的目光缝纫机似的，针头在他脸上来回轧着。恐怕不敢吧?就拿这红酒说，靠你的工资能买得起?你再看看这大厅里的人，有几个是自己掏钱的，有几个是干干净净的?你们这些春风得意的人，没几个经得起查的。不出事当然好，一旦出事呢?你别怪我说得难听，我是见得太多了，心里害怕。说实话，我真不在乎你年纪多大。父母也好，孩子也好，跟娜娜过一辈子的是你。我不图娜娜荣华富贵，招人眼红，我只图她平平安安的，到老了有个老伴在身边，知冷知热就行。我清楚得很，就算你进了四监，娜娜也不会离开你，她就是再苦也做不出那种事。可我是她妈，我不能让她冒险。

　　几经周折这对老少配还是不甚了了。读过小说之后，对简方平的处境不仅同情起来，他虽然是个衣食无忧的官员，但也终究是个上有老下有小、心地不坏的老男人。他没有和自己喜欢的女孩子结成连理，原因竟因为他是一个官员，这个曾被各种女人追逐的对象，居然也是一个被抛弃的对象。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小说最后流淌的苍凉韵味，令人百感交集欲说还休。南飞雁在艺术上的少年老成、对世事洞察之深刻，由此可见一斑。

　　鲁敏成名于“东坝”系列的小镇小说。小镇在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一个只可想象的文化记忆。鲁敏完全可以在这个独辟的领域轻车熟路地行走下去，我相信她还有欲说还休的意犹未尽。但2009年鲁敏却改变了方向，她连续发表的《饥饿的怀抱》、《细细红线》和《羽毛》等都是书写都市生活的。这当然是一个新的挑战。这篇《羽毛》讲述的是一个与家庭伦理有关的故事，但它与都市红尘滚滚的外部生活不同，而是在具体的家庭情感生活中展开故事：单身的费老师、16岁的女儿小茵、美术老师郝音及丈夫穆医生。 [NextPage]

 　　表面看这是一个难以构成关系的人物比例设计，但一切就这样发生了：费老师与郝音表面上是共同喜欢译制片的经典对白，实则是费老师在共同欣赏艺术的背后暗恋着郝音。16岁的女儿小茵两三岁时丧母，她没有关于母亲的记忆。用她的话说，她只有遗憾而无悲情。于是，她开始了一个“成全”父亲的阴谋构想：她要主动接近或亲近穆医生而造成父亲有更多的机会与郝音独处。在她看来，穆医生这个“障碍”是配不上郝音的，他委琐、卑微，根本不像一个男人。这本来是一个孩子自以为是的想象，但她因皮炎在医院接触了穆医生以后，她居然改变了对穆医生的认识，

　　这个改变使一个孩子开始陷入一种不可思议的情绪之中。与其说小说以女儿小茵的视角讲述了她所看到的父亲、郝音和穆医生的情感关系，毋宁说是小茵讲述了个人“疼痛的历史”。她的皮炎不经意地在小说中成为一个隐喻：她需要疗治，但她病症的神经性质，恰恰是一个关于疼痛的呈现与遮蔽的过程。疼痛是被发现的，一个更严重的疼痛可以覆盖和遮蔽原有的疼痛，那不是原有疼痛的消失。当更严重的疼痛消失之后，原有的疼痛还会出现。一个孩子内心的全部隐秘，就与疼痛构成了这样的关系。

　　吴君不厌其烦地书写着她“亲爱的深圳”。作为一个外来的“他者”，对一个城市做如此深入而持久的耐心剖析，不能说绝无仅有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复方穿心莲》与“底层写作”不同，也与我们常见的都市小说不同。嫁给深圳本地人是所有外来女性的梦想，这不仅意味着她们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有了稳定的日子，而且还意味着她们外来人身份的变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女主人公方立秋自嫁到婆家始，就没有过上一天开心的日子。婆家就像一个旧式家族，无论公婆、姑姐甚至保姆，对媳妇这个“外人”都充满仇怨甚至仇视。于是，在深圳的一角，方立秋就这样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小说更有意味的是阿回这个人物。这个同是外地人的30岁女性有自己的生存手段，她是特殊职业从业者，与婆家亦有特殊关系。你不能用好或坏来评价她，深圳这个独特的所在就这样塑造了这个多面人。这个人物的发现是吴君的一个贡献。但无论好与坏，方立秋的处境与她有关。在小说的最后，当方立秋祝贺她新婚并怀孕时，她回答说：

　　方立秋，其实我也有个事情对不起你。如果不是我多嘴，他们不会知道你在邮局寄了钱回老家，包括那封信也是我说给他们的，也害得你受了不少苦。这两件事，一直压在心里，现在，说出来，我终于可以好受了。

　　在这里，吴君书写了另一个底层。她们虽然同是外地人，同是女性，但每个人的全部复杂性并不是用“阶层”、“阶级”以及某个群体所能概括的。他们可能有某些共性，但在道德以及人性的差异性方面，他们是非常不同的。

　　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李铁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对传统产业工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持久地关注，但他的小说不是“工业题材”。“工业题材”这个概念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文学没有能力处理诸如工业、农业、军事乃至计划生育的问题，这些问题充其量只是文学创作的背景。文学最终还是人学。那些见到工厂就指认“工业题材”、见到村庄就喊“农村题材”的人，不是愚蠢就是无知。李铁创作的背景是工厂，但他从来都在写普通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上下功夫。这篇《点灯》写得苍凉甚至凄惨：工人赵永春家境贫寒，谈了六个对象无一成功。最后“入赘”嫁给了“长在一个胡同里的”28岁还没有嫁出去的王晓霞。“嫁到”女方家里，赵永春的日子可想而知。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当科长的岳父非常热情，每天晚饭一定要赵永春陪其喝酒，以至于使本来不会喝酒的赵永春酒量陡长。还算平静的日子被大舅哥因房屋搬迁回到父母家而打破。忍无可忍的赵永春用极端的方法强行入住了不属于他的房子。好景不长的是，妻子王晓霞患了尿毒症，在自己母亲去世不久也撒手人寰。这时岳父每晚请他喝酒的谜底才揭开：岳父知道女儿身体有病，不想他们房事频繁。但患难夫妻在窘迫的日子里却恩爱有加，病危之际赵永春要回家为王晓霞取寿衣，这时：

　　王晓霞说，你要回家吗?他说是，我去取些东西，一会儿就回来。王晓霞说，天快黑了，楼道里黑，出来时别忘了把门灯点着。赵永春使劲点了点头。王晓霞已经气若游丝，她的声音只有赵永春一个人能够听见。

　　“点灯”是有故事的。赵永春当初并没有那么爱王晓霞，他不得已“入赘”王家。他有自己对女性的标准，比如白丽丽。但后来他发现自己楼上的张女郎更符合他的女性标准。于是，每当张女郎下班将要进楼的时候，赵永春都为她将灯点亮，为自己的欲望对象他只能做这么多。事实上，他最后也没有越雷池一步。当赵永春回到家里看到昏黄的门灯，他心头又闪过了张女郎，但仅仅是一闪而已。

　　 小说还是写到了苦难，不写苦难还能够写底层什么呢?但李铁的不同就在于，在苦难的另一头，底层人的善良、相互温暖的情谊，仍然动人无比。在情谊日趋淡漠的当下生活中，李铁打捞出的恰恰是人性中弥足珍贵的东西。

　　葛水平的小说大多书写三晋乡土，2004年，她闯进文坛就掀起了一股热潮。2008年，葛水平忽然转向了都市生活的书写，她的《纸鸽子》对网络时代出现的新问题做了敏锐的发掘。2009年发表的这篇《一时之间如梦》，则是一个我们难以预料的故事：一个如孩子般追寻梦想热爱先锋音乐的青年，毅然离别父亲追寻女友去了南方。他偶然地在出了故障的提款机上提出了不属于他的20万人民币，这个意外的收获使他和另一个女孩子既兴奋又紧张、既想入非非又不知所措。但突如其来的巨大金钱却改变了他们的关系：贺晓变得暴躁、易怒、蛮横，对他钟爱的女朋友马小丽任意伤害，甚至用茶杯砸伤了她的头。用马小丽的话来说：“我们的生活被它打乱了”： [NextPage]

　　贺晓变得更加任性和自我，……多疑，不稳定，甚至到了对我动手的地步。他的身体病了。……那枚爱情的水钻我要小心带着。结果有一天它莫名其妙的丢了，他罚我跪在那堆钱面前，我饱尝了人性脆弱最无力的煎熬。我们在一起过夜，他倾注了过多的精力，他说他要把我的身体撕裂成巨大的伤疤。我们就看着钱，看着高出来的纸币，感觉不到它可以给我们换来一切，真正面对它时，才知道快乐和它的存在是两码事，好像是这样。我们总是在开始酝酿一件想好的事情中，然后，用不到半天时间就开始了否定它。它的直接关系是，我们不能在有阳光的外面生活，放纵的做我们喜爱的事。一切都在屋子里，把不存在的事情想得似明天的希望就要来临一样，接下来，他开始怀疑一切……

　　金钱没有给贺晓和马小丽带来好运，大墙内外他们天各一方。

　　小说有先锋文学的遗风流韵，意识流的结构和跳跃的行文，与都市不规则的生活流向和节奏恰如其分。对同一个事件，儿子贺晓和女朋友马小丽有两种不同的叙事：在儿子贺晓的叙事中，是“马小丽，她害了我，报仇”，“ 她花掉了那些钱，不要放过她，她该死。”“那个女人就是有毒的”;马小丽的叙述是：“是他离开了我，那些日子他几近疯狂。”“是钱伤害了他。”有了钱的“贺晓对一切都开始了不信任。他说，臭女人马马，滚吧，我玩腻你了。……我要杀了你，二十万足够偿你的命！”

　　父亲贺红旗是哲学教授，为了弄清楚儿子事件的真相他到了这个城市。理性的父亲终于把儿子送进了监狱。他发现：在一个突发的事件中，会发现自己与周遭世界固有逻辑之间有了距离。钱让他们之间把彼此的性情走向了无节制的裸露，无节制的幻想，没有一个立足之地的平庸安慰！“人总是一往情深地把钱当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看到它总是在脸上浮着猎人似的微笑，其实，真正的猎人似的微笑是它，它能毁灭一切。”小说虽然也是在道德层面展开故事，但葛水平发现了金钱与现代都市病症的关系，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欲望深渊中的千沟万壑。因此，小说也犹如一盏“机械文明时代的江湖之灯。”

　　三 现实、历史与“底层”的再发现

　　黄咏梅长于写普通小人物，并在最寻常的生活中发现不易察觉的隐秘角落和人物心理。《档案》的故事同样令人惊心动魄：即便在档案制度有了很大松动甚至不再左右人的命运的时代，档案对人的威慑仍然没有成为过去。表哥李振声为了销毁不存在的个人不良记录，几乎绞尽脑汁。但当表弟冒着风险为他除掉档案中的“炸弹”时，他在大学时代偷看女生浴室受到的处分并没有记录在档案中。他简单的个人简历平淡如水。有趣的是作为讲述者表弟的心理活动：

　　基于某种心理，我只是对我堂哥说，搞定啦，里边的不良记录已经被我冲到马桶里了，想找都找不回啦，要在记忆里才能找回啦！他高兴得手舞足蹈，连声说，好兄弟，真是帮我大忙啦！当听到他这话的时候，我的心里猛然一松。我相信我的高兴和轻松跟他一样多。我多次听人说过，亲人之间的感情是有感应的，因为他们流着同一个源头的血，基因与基因之间是会相互触碰的。此刻，我完全能体会到我的堂哥那种如释重负。它们与我对隐瞒真相的不安如释重负一样多。我是这样说服自己的，无论我怎么说出这件事情，结果都是解决了。

　　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不明就里的表哥并没有如释重负。在他那里，他那不光彩的一页毕竟被表弟看到了，于是他还是逃出了表弟的视野从此消失了。自以为有恩于李振声的表弟不禁深感沮丧：

　　有的时候，我会很懊恼。懊恼的时候我做过很歹毒的设想，我想我应该跟那些黑帮电影学一招，我只要告诉李振声，他那一页不良记录我始终没有销毁，我还捏在手上。我可以让它消失也可以让它出现，就好像我手上捏着他李振声的卵蛋一样，我完全可以把李振声的命运当作人质。

　　这些心理或细节显示了黄咏梅对档案制度的深刻理解，一个没有权势但可以掌握别人隐秘的人，也可以潜移默化地形成掌控别人的阴暗心理，血缘关系也不能改变，而且也不是因为仇怨或利益冲突。这种异化在长辈兄弟那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伯和父亲性格迥异，对事物的态度也多有不同。但他们生活在松散的乡土，没有受到现代都市管理制度的影响，他们自然亲近的关系像土地一样向天空敞开。于是，《档案》就呈现出了不那么张扬却有力量的批判性。 [NextPage]

　　温亚军的小说大多写“底层”，但他写的“底层”不是流行色的“底层”。他也写苦难，但不是苦海无边式的苦难。“底层写作”实践已近十年，遭到最大的诟病大概莫过于对外部苦难的无尽书写，这种写作没有或不能走进底层人的内心或精神领域。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这一文学现象一直在发生变化，只要我们进入到具体作品，就会发现这个变化的存在。温亚军在一段时间里持续书写着他的桑那镇，这是一个虚构又真实存在的遥远所在。就像许多现代文学作家一样，温亚军进入城市后，都市生活照亮了他的文化记忆。桑那镇是被都市发现的。在这篇《地烟》里，桑那镇有一个生了不治之症的姑娘叫小曼，她漂亮、善良、敦厚而得体。只是这个不治之症使提亲的媒人都退避三舍。一个名曰朱明明的军人出现了。小曼贫病交加的父母喜出望外，小曼在一天的时间里也逐渐接受了朱明明。故事的外壳是一个相亲的故事。但事情又没有这样简单。朱明明克制的夸夸其谈终于使小曼忍无可忍，她内心里拒绝了这个虚荣的家伙。定亲日子里，朱明明提着彩礼还有一只旱獭，这只旱獭让小曼说出了自己真实的病情。朱明明也说明了自己真实的身份他入伍五年都是在烧锅炉，根本就不是和首长“出出进进的人”，而且已经转业了。但他彻底地爱上了病中的小曼：

　　自从第一眼看见你，我觉得心开始热了，就怕你看不上我……小曼，我不怕你的病，我有的是力气，可以去挣钱，给你治病！直到把你的病治好。

　　故事有叙事原型，它是“英雄救美”或“疾病与文学”的桑那镇版或当代变奏。但当我将它纳入到“底层写作”的范围内来谈论的时候，我发现了温亚军贡献的新的元素。这就是温亚军式的诗意和抒情性，在这个没有诗意和反抒情的文学时代，他小说中流淌的暖意格外醒目：小曼

　　把母亲搀进自己的西屋。关灯钻进被窝，如水的月光从窗口淌进来，漫过窗台、床头、被子，还有她们母女的脸，也把何婉云的话洇湿了一般，听上去软软的，柔柔的。

　　这种多少有些古旧的叙事携带的是温情的力量，所谓的情景交融在这短短的文字中尽得风流。小说的心理描写和夹带的议论同样精彩：

　　小曼还是平静不下来，她怕再次听到布帛撕裂的声音。这个时候，她像屋檐下的冰挂一样脆弱，没有外力还能挂在那里晶莹剔透的美丽着，稍有碰撞，会碎裂一地。而感情这种事，有可能是温暖的太阳，一点一点地融化她，也可能是一阵风，把她从屋檐下直接掼到地下。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就是她前途未知的命运，她实在无法把握。何况还要隐瞒自己有病这个事实，就像一个腾空而起的肥皂泡，分明是瞬间即逝的绚烂，却要告诉对方那是一只彩色的气球，只要没有锐物，它便可以一直美丽下去。可真的能一直美丽下去吗?她不相信，她也曾在美丽的童话里陶醉和徜徉过，可她知道童话只能是童话。一旦她的病情叫人家知道了，最后的结局不过是再重复一次童话背后的残酷，到那时，受伤最重的肯定是她顾小曼，而不是那个男人。她还能撑得住吗?

　　底层的窘迫和艰难在《地烟》中一览无余，但底层闪烁的人性的高贵同样没有在苦难中彻底淹没他们在用自己的希望建构可能的生活。《地烟》不仅写得扎实、自然、不着一点人工斧痕，显示了当代中国作家在乡土写作的整体水准 和成熟。同时，《地烟》透露出的消息是，“底层写作”这一文学现象仍有无可限量的前景。

　　北北的小说一直与当下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但这篇《风火墙》与她此前作品的风格和题材大变。她离开了当下将笔触延伸至民国年间。文字和气息古朴雅致，一如深山古寺超凡脱俗。表面看它酷似一篇武侠小说，突如其来的婚事，却隐藏着寻剑救人的秘密。那是一把价值连城的剑，然而一波三折寻得的却是一把假剑，几经努力仍没有剑的踪影。但寻剑的过程福州侠女新青年吴子琛一诺千斤智勇过人的形象却跃然纸上。如果读到这里，我们会以为这是一部新武侠或悬疑小说。但事情远没有结束。新文化新生活刚刚勃兴，吴子琛寻剑是为救学潮中因救自己而被捕的老师。

　　小说在隐秘的叙事中进行。李家大院不明就里，新婚多日李宗林听墙角也没听出动静，新人神色正常豪无破绽。表面越是平静李宗林的内心越是波澜涌起。没有肌肤之亲的百沛与妻子吴子琛却情意深长心心相印。是什么力量使两个青年如此情投意合，李宗林当然不能理解。新文化运动虽然只是背景，但它预示了巨大的感召力量。形成对比的是没有生气、气息奄奄旧生活的即将瓦解。李宗林与太太的关系一生都没有搞清楚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说，《风火墙》也是一部女性解放的小说。但这更是一部关于爱情的小说。有趣的是，北北将情爱叙述设定为一条隐秘的线索，浮在表面的是摇摇欲坠分崩离析的家族关系。父亲李宗林秉承家训，宁卖妻不卖房，但内囊渐尽的光景，使李宗林力不从心勉为其难，他激流勇退将家业交给了儿子百沛料理。一个日薄西山的家族喜从天降，大户人家吴仁海愿将千金吴子琛下嫁给百沛。但这个婚事却另有弦外之音。吴子琛处乱不惊运筹帷幄，虽然将李家搜索得天翻地覆，但芳心仍意属百沛。她心怀叵测但百沛却豪无怨言“由着人家指东打西”。不入李宗林眼的吴子琛在百沛那里却是：

　　我自己没有遗憾，我自己觉得挺庆幸的，挺值得。子琛本来在北平上学，她就是假期时回福州也很难让我碰上面。但一把剑将她引来了。这辈子我不可能再遇到第二个这样的女子，我就要她了，别人就是天仙也入不了我眼。……我可以重申一下的：我这辈子我只跟子琛相依做伴，她是我唯一的妻。 [NextPage]

　　新文化新女性的魅力不着一字却风光无限。我惊异的是北北的叙事耐心，她不急不躁不厌其烦地描述着李家的外部事物，但内在的紧张一直笼罩全篇。没有信誓旦旦的海誓山盟，就是这样的新生活新爱情，连行将就木的李宗林也被感动得“鼻子一酸”。“ 这一刻，他真的在羡慕百沛”。精心谋划的结构和深藏不露的叙事，是《风火墙》提供的新的小说经验。

　　徐则臣的《长途》似乎貌不惊人平淡无奇。但读过之后才会发现，这是一篇用心良苦的小说。最值得谈论的是《长途》的人物关系：作为研究生的侄子陈小多和作为船老大的陈子归。这里不是知识分子/民众的关系，因此也不是启蒙/被启蒙的关系。陈小多除了是陈子归的晚辈之外，在这里他只是一个观光客，一个回乡拍摄素材的大学生和故事的倾听者。《长途》中的真正主人是陈子归：他是船老大、他掌控着路途的行程当然也掌控着小说发展的速度和方向、他是故事的讲述者。当然，《长途》并不是只因路途漫长或无聊需要故事打发时间。更重要的是作为讲述者的陈子归有隐秘事件：他是一个逃逸的肇事者：

　　一个哥们的事。其实人挺好，就是关键时候犯了迷糊。那家伙开了多少年车，没出过事，所以出了点事就格外心慌。那事刚开始不大，可能一点都不大。那天他跑夜车，晚饭后才上路。跑了三个小时，经过一个小城，时间大约晚上十点。城边上一到晚上就冷清，路灯一路坏过去，路边又长满白杨树，整个道路都是黑的。我那哥们喜欢跑没人的路面，速度提得很高，接近一百码。他对那条路很熟，当然知道旁边有条小路斜插到大道上来，但那天晚上他忽略了，在靠近小路时摆弄了一下录音机。他在听刘欢的演唱会磁带，B面结束了，他要翻到A面继续听。小路上突然冲出来一辆自行车，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听见一声极其短促的尖叫。

　　这个女孩没有死。陈小多说“我猜他叫陈子归。” “那女孩可能叫秦来，路边小饭店老板的女儿。”“你听出来了?”叔叔笑了一声，“的确是我。那姑娘，谁知道呢。”“叔叔的故事”好像是随意讲述的，但几个故事有渐进关系，叔叔是一步步逼近自己内心的。讲述是一种释放，是心理要求，但更是伦理要求，道德的压力使叔叔必须讲述出来。如果是这样，叔叔的讲述也隐含了他良心的不安和忏悔。有趣的是秦来这个女孩，她大体知道陈子归的身份，但她就是“一声不吭”，只有一张“冷飕飕的脸”。这当然是一张充满仇恨的脸。但现在“好象变味了，变成什么味只有我叔叔和她本人明白”。“ 我可以想象的是，在以后漫长的长途岁月里，叔叔一次次地在码头上接她送她， 也许，再坚硬的仇恨和报复都会被时间打磨掉寒光，石头失去棱角，终成为暖玉。”最后，这是一篇“劫波渡尽”的故事，是人心未泯、良知犹在的故事。事实上叔叔一直在赎罪。徐则臣对普通人内心的书写不动声色波澜不惊，但却意味深长余音绕梁。

　　多年来，对阎连科创作的评价，似乎一直毁誉参半褒贬不一。阎连科的尖锐犀利一览无余，他就这样处在被争论的旋涡中。《春醒桃园》依然写得荒诞而惨烈：几个朋友的媳妇没来由地被丈夫们暴打，一个比一个凶狠，都去了医院。豹子甚至将剪刀扎进了媳妇的肚子里。小说开篇就是暴力，只不过这暴力是对着亲人和弱者的。但这又并不是展现暴力的小说。事实上，它通过几个具体的场景和事件：打媳妇、嫖妓、离婚、砍树等事件，再次表现了当代农民的劣根性。打媳妇，一个比一个凶狠，木森没有打却因未遂的嫖妓离了婚;木森离了婚，心理不平衡，自然希望大家都和他一样离婚;打了媳妇遭到媳妇娘家羞辱的豹子，不仅没有悔过之意反倒生了杀妻之心;木森为了让大家和他一起离婚竟出了砍伐桃林的注意。他们不是用斧子而是用电锯：

　　电锯的声音是铁色，碰了那青白色的桃木后，声音轰轰嗡鸣成青绿紫鲜了。四个人都脱了上衣去，豹子光着膀，余皆单穿白褂和布衫，弓着腰，让锯子从桃树最易锯断的半腰割过去，利刃收麦般，一转眼就有一棵桃树的蓬冠吱吱闹着从半空倒下来，开盛的花，立马从那树上纷嚷嚷地落。又有一棵桃树倒下来。又有一片桃花的落。转眼间，桃园就有了一片白亮的树桩直在半空里。有了一片桃树倒在桃园里。有了一片桃花厚在地面上，如了落下着一夜大红的雪。桃树被伐的白色树汁味，桃花艳红的香烈味，还有他们挥汗如雨的盐碱味，立马的，就在桃园汪洋了。平南的日光照了那五色的味，一世界便都亮足了味道和艳红。天下立刻和往日不同了，多了事件与情节。村落、山脉和形势，都显得丰饶丰肥了，连春天也立刻从初春醒来向着仲春了。

　　这个荒诞的场景没人理解，但它却将“底层的陷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荒诞却本质地表达了仍然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民族劣根性。阎连科的尖锐总是一针见血，令人震撼如惊雷滚地。[NextPage]

　　2009年的中篇小说仍然是这个时代最有成就的文体。它流光溢彩地开放在重要的文学期刊中。但是，就在一些最有光彩的作品中，我们仍看到其间“同质化”的问题。作为单篇故事它们都很出色，特别是构思，内容奇崛、逻辑严密又出人意料。但这些作家结构小说的基础都是依仗于一个道具，比如一张古筝、一瓶红酒、一片CD等，小说就这样准确地镶嵌在这些物体上。这种过于小说化或戏剧化的倾向，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当下作家与生活的关系。我们很久不再谈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了，过去对这个理论的理解和强调有机械唯物论的倾向，它要求小说必须与现时构成同构关系，这种理解和强调不同程度地限制了作家的虚构和想象能力，文学飞升的空间不大，造成了千篇一律的写实倾向。但当这个理论被忘却了以后，也形成了虚构与想象的没有边界，与生活难以构成关系的倾向我要批评的是：这些小说太像小说了。

　　注释：

　　 ①晓航：《以跨越现实的名义》，《小说选刊》2004年第5期。

　　 ②晓航：《关于〈断桥记〉》，中国作家网2009年10月16 日。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作者简介：孟繁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辽宁作协副主席。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主要著作：《1978：激情岁月》、《梦幻与宿命》、《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传媒与文化领导权》、《想象的盛宴》、《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以及《众神狂欢》中文、韩国文版等十余部。

　　（实习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