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怡

　　如何建设中国自己的文学思想？或者说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如何才能形成真正自己的“思路”、“声音”、“概念”和“方法”？也就是说中国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如何体现？在“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这个问题似乎很让我们焦虑。回首已经过去的100年，我们目睹了文学思潮的此起彼伏，目睹了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们迷醉于“现代”之途的种种坎坷。开放与领引，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姿态。于是，西方近现代文学理论纷至沓来，现代中国成了外来理论的实验场，一时间，能否不断追随西方“与时俱进”在事实上成了衡量一位批评家、理论家的无形标准。1980年代中国文学思想界讨论“主体性”问题，而所谓主体性问题在当时几乎成了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在这种前提下，主体性问题其实根本没有同西方文学经验问题区别开来。当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基本思路和概念被广泛引入中国，并成为我们的基本概念之时，我们实际上又陷入到了另外一层新的困惑：这些外来的概念能否完全描述我们自己的文学经验？鲁迅的小说是不是可以归结为巴尔扎克式的“批判现实主义”？巴金的小说是不是可以归结为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文学理念？甚至屈原的楚辞可以名为“浪漫主义”，而《诗经》可以名为“现实主义”？

　　可能正是这样的困惑促使了另外一种选择的出现，这就是“民族化”，这就是重新回到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缅怀与追忆当中。这固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问题却在于，“民族化”和“传统性”的生成一旦被置于与“现代化”和“西方性”相对立的立场，那么这一命题所能包含的空间也就十分的狭小了，在被切断了与当代生存的有机联系之后，它事实上只能是既往的一套已经成型的思路与概念的运用而已，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兴”、“味”、“风骨”之类的话语在今天的生命力，但是作为现代生活映射的文学究竟还有属于今天的新内涵，离开了“现代化”，离开了对“西方性”丰富内容的把握与参照，我们依然很难描述我们的文学现象，我们也很难产生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思想。1990年代的民族化设想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的困难。

　　文学感受的问题就这样被郑重其事地提了出来。对于文学思想的建设而言，重要的不是已经存在过的中外文论遗产，而是一个当下的文学理论家如何准确地发掘自己的文学感受，使之上升为一种独立的思想形态的问题。

　　提出当下的文学感受问题，这当然不是否认中外文学理论之于我们的重要价值，而是说，对于以创造为己任的我们来说，应当如何来看待这些已经存在的文学思想？或者说已经存在的中外文学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资源”？

　　在我们看来，作为“资源”意义的古代与西方的文学理论重要的并不是它们已有的结论与术语、概念，而是包孕于其中的思考的智慧，是可以开启我们自己创造性的思维的启示。换句话说，在中国古代与西方的文学理论形态中，作为文学思想建设基础的“文学感受”究竟是如何产生作用的，中外的伟大的文学理论家们究竟是如何从他们各自的文学感受出发，以自己的方式提升和建构新的文学理性的——这才是我们最应该关心的内容。

　　西方文学理论（包括对现代中国影响甚巨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归根结底属于西方的文学理论家对于他们文学作品的真切感受，离开了对于文学作品的感受，我们很难理解这一文学思想的独特形态，离开了对于西方文学理论家提炼文学作品的感受过程的考察，我们所获得的概念和术语只能是空洞的、飘忽的。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建设的“他山之石”，我们有必要从对西方文论成果的急切介绍和匆忙移植中平静下来，重新“返回”其创造性的过程本身，重新咀嚼其中的智慧的启迪，也许，这才对未来中国的文学思想建设产生积极的实在的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十分明确的事实在于：离开了中国新文学诞生和发展的复杂事实，我们很难解释现代中国何以会产生一种区别于古代文论与诗话的新的理论的兴趣，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是在新文学创作的激发中出现的，并且首先就是由中国新文学的实践者来加以阐发的。最早的中国现代文论之一如胡适的《谈新诗》，关注和解释的是“八年来一件大事”，因为“这两年来的成绩，国语的散文是已经过了辩论的时期，到了多数人实行的时候了。只有国语的韵文——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册第2页，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是丰富的文学的事实激发起了理论家的思考的兴趣、解释的冲动和新的理论建构的欲望。反过来说，中国文论首先也应当成为对于文学创作本身的新话题的理性说明，而不是为了成为西方某种文学理论在中文世界运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在当前要建设中国自己的文学思想，仅仅沿着20余年来“国门开放”、不断追踪西方文论动态的选择是大有问题的，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学思想建设，归根到底并不在于厘清影响着与外来文化、外来诗学的关系（尽管这也仍然可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是当前的文学环境究竟给作家提供了什么？中国当前的作家是怎样感受和描述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文学感受与文学表达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样一些“问题”的解决便形成了我们新的理论设计，而这样的理性设计必然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我们的过去，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的新的诗学的趣味、诗学的命题。

　　以我们常常讨论的中国现代新诗为例，近年来，从文学史家到普通读者都在纷纷指责它如何脱离读者，如何没有成就，又如何远离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辉煌。应当说，作为对一种艺术形式创新的期待，这样的批评（包括那些比较苛刻的批评）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其中相当数量的批评却同时缺乏对于文学文本的起码的理解和分析，我们都接触过这样的批评家，他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的批评与他们公开表达出来的“不屑”相映成趣——他表示，因为中国现代新诗“不足观”，所以无须分析其作品就可以下结论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文学批评就未免太不可靠了。因为，任何有价值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都天然地建立在对于文学现象的真切体悟之上，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的任何判断都必须以中国现代新诗创作的文本为根据，并且理所当然地，我们的批评家必须应当具备对于这些文学文本的充分的感受能力——这才是我们发言的前提。作为历史的叙述者，我们应该有能力感知出现于现代诗史上的哪怕是最细微的一点生命的活力与激动。只有在对具体文学文本的分析理解当中，我们才能不断问自己：作为文学史家，我们究竟在多大的意义上开掘了中国新诗的“细节”，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些重要诗人的实际成果，比如穆旦。当更多的中国读者指责我们的中国现代新诗成就之时，显然并没有充分体会过像穆旦这样的诗人的实际创作，而如果我们能够将这样一些诗人的诗歌文本也纳入视野，那么很可能会改变中国新诗历史的许多面貌。无论如何，除了实际的文本体验，我们都不应该有那些不健康的逆反心态，更没有必要以发现诗歌史上的某些“伟人”的艺术缺陷作为推翻整体诗歌史成就的根据。除了文学的不断丰富的感受，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依靠的了！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重视中国现代作家自身主体精神的建构过程，必须重视中国作家自己的精神体验与主观感受。[NextPage]

　　与文化交流中经常涉及的“知识”、“观念”、“概念”这一类东西不同，“文学感受”与“人生体验”更直接地联系着我们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对于任何一个现代中国人而言，“感受”或曰“体验”都同样是我们感受、认识世界，形成自己独立人生意识的方式，也是接受和拒绝外部世界信息的方式，更是我们进行自我观照、自我选择、自我表现的精神的基础。换句话说，所谓的“文化关联”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文化观念的理性生成与简单传递，而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作家）的自我感受与自我体验问题，这里——既有人生的感受又有文化的感受。在主体体验的世界里，所有外来的文化观念最终都不可能是其固有形态的原样复制，而是必然经过了主体筛选、过滤甚至改装的“理解中”的质素。中国作家最后也是在充分调动了包括这一文化交流历程中的种种体验的基础上实现了精神的新创造。

　　值得重视的文学感受有两部分，一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移植与文学自身文学感受的发掘之间，必须以后者为基础，而移植的实际意义也只能通过后者的“需要”来加以体现；二是我们自己文学思想的产生是来自于对于当前文学作品的真切感受，离开了对于文学作品的实际感受，任何“理论”都只能是空洞无物的。在当前，尤其需要警惕学院派学术的负面影响。我们知道，随着学院派知识分子地位的提升，中国现当代文论也逐步在超越古代文论的鉴赏传统的取向中，大量借助西方的心理学、哲学为自己开拓道路，并逐渐建立起了一套更具有思辨性和严密性的理论体系，从而也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模糊含混有了很大的不同。然而，20余年以来，随着中国文化在拨乱反正中日益走上“正规”，作为知识分子主体的学院派的地位得以恢复和上升，其引入西方文论的选择也日益演变成为中国文论建设的头等大事，我们看到，随着人们对西方诗学思想的急切的输入和运用，我们越来越失去了感受文学、体验当下的耐性——包括对于实际创作体验的开掘，也包括对文学作品失去了精细的感受。新时期中国文论的热闹与喧嚣中也实在飘忽着太多的“无根”的语汇，有着众多值得警惕的概念的游戏。更为严重的是，经由这些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熏染”的大学中文系学生，可以将一个西方诗学理论谈得头头是道，但却很可能无法有效地进入到一个实际的文学文本当中。这正是我们当前文学批评主体性缺失的深层的忧虑。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