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敢

　　诗人、诗派和诗史研究的论著浩如烟海，但对它们进行再批评、再研究就屈指可数。显然，杨四平的《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在这方面是一项可贵的学术推进。

　　这是一个庞大复杂、有相当学术难度和重大实践、理论意义的选题。四平从事诗学研究十多年，长期以来对诗坛的动态、诗歌现象进行即时性、追索性的研究，是一位勤奋、敏锐、有鲜明艺术个性的在场诗评家和理论家。他对中国新诗理论批评诞生的历史文化语境、观念演变，对诗学论争、诗美流变的对立、分化、整合等诸多理论问题作学理性系统全面的深入研究，对百年来重要的诗歌现象、诗学命题、诗论作出了深入阐释与判断。经数年艰辛，史海钩沉析疑，烛幽发微，写出洋洋近30万字的“史论”。

　　史学研究，忌有史无论，或有论无史。文学史研究必须遵循历史尺度和审美尺度的统一原则。研史是为了观今或通变，就是将历史还原的同时，观照当下，将历史性与当代性融为一体。四平的“史论”研究，在历史与审美、历史与当代两方面达到了较为完美的结合。

　　“史论”首先返回历史情境，在历史镜像中镕铸自己的生命，使死寂的图像复活。“史论”既体现作者尊重历史的严肃态度，明知历史不可能完全还原，依然努力接近本体，还历史本来面目，对曾被误读、高捧、遮蔽的诗人与诗派等等，重新定位判断，作出深入阐释，较好地完成文学史意义的科学把握。在论述中，理论演绎与作品阐释相结合、宏观审视与微观剖析相结合，显示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朴实文风。

　　例如第一章第二节对梁启超“诗界革命”的辨析，认为他是晚清诗坛的盟主，其“诗界革命”带有强烈的异质性和挑战性，“革命”观念构成了现代动力，具有求新精神，进而指出梁启超对新诗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力倡“破坏主义”，使诗歌具备了强烈变革精神；提出要修补“文”与“言”分离的裂缝，使诗歌走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主张‘诗不一体’，打破诗歌形式的板块，使诗歌写作呈现散文化倾向。”我以为四平的这些概括评价是客观的、公允的，经得起历史检验。

　　面对百年新诗理论批评的宏大历史，选择何种角度切入是个难题。四平以超凡的智慧以“现代性”作为视界和逻辑起点，并将之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既把握了百年新诗理论批评演变的审美特质，又能贯穿近代、现代、当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将新诗理论批评的漫长历史长河原生态显现。

　　对新诗现代性的诉求，“史论”第四章有相当精彩的论述。所有诗派在追寻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九叶诗派走得最远，取得成就最高，代表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诗歌艺术不可企及的高峰。四平指出袁可嘉和唐湜是推动“现代主义诗论从偏至走向综合”最具理论深度的重要理论家。这种“综合”诗观确实准确把握了九叶诗派的诗艺特质，指明了新诗审美追求的走向，富有见地。

　　“史论”鲜活的血脉和充满诗意的表述集中在第七、第八章。四平深知，文艺思潮与社会思潮密不可分，尤其新中国成立后至粉碎“四人帮”的新时期更是如此，推向极致。事实上，长期以来，四平的诗学研究，总是关注社会发展，扫描命运轨迹，探究人性底蕴。例如对朦胧诗、新生代诗歌的研究便是如此。四平在“史论”中非常清晰明了地揭示这两个诗潮出场的国内外的文化背景，追索其不同的诗学源头。前者沿着现代主义的路径，承传九叶诗派神韵，使冰封断流数十年的现代主义诗河重新流淌奔流。在诗歌思想内容上多表现为启蒙现代性的强烈诉求，人的解放，失落主体的凸现，人的类本质的还原成为时代的呼声响彻诗坛。在艺术上的宏大叙事，主题的多元与多意象迭加形成网状的结构等，极大地拓展了诗歌表现的疆域和审美的时空。后者伴随大众文化的勃兴和对朦胧诗的反动而崛起，并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名声大振，独领风骚。我以为四平对这两个诗潮的定位阐释是非常准确的，是科学公正的。

　　尤其“史论”所呈现新生代诗歌的原生版图，资料之丰富翔实，点评论析之精当鲜活，令人惊喜折服。四平对林林总总的诗派来路流变烂熟于心，如数家珍，举重若轻。并以“春秋笔法”，不虚美，不隐恶，大胆作出评骘判断，显示出传统学人的节操风骨和年轻学者应有的学术品格。例如对第三代诗歌诗学地位的确立，四平从“传播空间的生成”、“语义空间的建构”、“历史形象的呈现”、“合法性的确立”四个方面揭示这一诗潮形成与发展的原因及其历史进程，从而驳斥第三代诗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谬论，充分肯定其文学史的重要地位和诗学追求。同时指出，在众声喧哗的消费时代，泥沙俱下，有的诗派追求官能刺激而放逐伦理底线，有的诗派追逐狂欢而放弃诗美的建构，有的诗派刻意营造诗的迷宫而走向玄学。四平指出，诗学无边界，金戈铁马，杏花春雨均可入诗。审美与道德必须有底线，绝不能失范和失度。这种警示，如清风吹拂诗坛，予人清凉和慰藉。

　　（实习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