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灵剑

    汶川大地震引发了诗界恸声一片，如此非同寻常的诗歌喷发，实属正常。大面积的群死群伤、近乎共时的集体戕灭以及影像时代的死难直播，无不时时啃嗜着人的魂魄，揪扯着人的情感底线。这样的时候，敏感的诗人顿足长咽，恸不成调，甚或陷入某种失语状态，都属正常。在一定时间内，美学让位于眼泪，曲意诉之于直抒，思辩迁就于悲伤，同样可以理解。

　　这里我想顺便一提另一种死亡：多年来，我国每年各类生产事故的死亡人数都在10万以上（伤残人数一般是其5倍），绝不亚于这次里氏8级地震──就在你我举手投足、一笑一颦之间，每天都有数百条鲜活的生命暴亡于生产现场或车轮之下。大地震触发的惨烈死亡，仿佛一下子把我们带入到世界末日，其极端暴烈的形式，无疑猛力地踩动了诗歌的引擎；而另一种天长日久、非直播的死亡，却似乎一直在麻痹着公众的日常生活。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对写作本身产生某种蒙羞感，也属正常。这样的死亡确实太过沉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而怜悯本身又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一切仿佛成了多余，遑论诗写？写与不写，是选择的自由，这与耻与不耻无关，正如哭未必是好的抒情，而不哭未必不是抒情一样。对抒情的警惕，同样不足以成为写与不写的理由。多年来，我们或许已下意识地把“抒情”等同于了浅薄的歌咏，事情如果真是这样，倒有必要“拨乱反正”一下。《说文》：“抒，挹也。”《通俗文》：“汲出谓之抒。”抒情，说白了就是把感情之水舀出来，与人同饮。地震诗歌的大量涌现，就是一次集体抒情，是部分人类在共同厄难之下的压迫性抒情，是歌哭。既歌且哭，才足以表达极度的悲情。“庄子妻死，鼓盆而歌。”我们或许做不到庄子对宇宙大化的顺应所表现出的高度超脱，但谁又能否定，他老人家不是悲极而歌？抒情本身不是问题，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怎样抒情──至少不是扭捏作态，或矫情。

　　歌哭由来已久，从现代民间的挽歌、哭丧习俗，可一直溯至上古。《周礼·春官·女巫》：“凡邦之大灾，歌哭而请。”就是说，国家遭了大灾，女巫既歌且哭而请……请什么？“冀以悲哀感神灵也。”（郑玄注）希望以哀歌感动神灵，请神灵怜悯、减灾。诗人可以成为这样的巫师，用哀歌抚慰创伤，祈福，作精神救赎，只是我们的神灵不在天上，而在人心。不可否认，真正诗人的两难在于：如何在回应当下的吁请与美学指令之间寻找调和。如果无法调和，无法在短促的时间内完成期待中的深度写作，我倒觉得不妨退而求其次，或以退为进：一是干脆搁笔，让厄难沉潜为精神深度的一部分；一是对当下的吁请作出草创式的积极回应，期待日后自我改写乃至重写。相信一首不那么符合美学高标的诗作并不致于严重影响对一个真正优秀诗人的评价──只有蹩脚的批评家才会像教书先生那样，“衡量一个学生的优劣，只看他的平均分”（鲁·布拉卡）。

　　另一方面，在这次众多的地震诗歌中，确实有那么几首不被专业人士看好的“浅诗歌”，却像催泪弹一样砸向广场、BBS和博客，承担了大量平庸的圈内诗歌所不能企及的大众诗教功能。在公众那里，我们的诗歌美学又一次因过于正确而显得嗫嚅其词。而我，宁愿对这些“浅诗歌”保持审慎的敬意。

　　厄难之下，“诗人何为”、“诗歌何用”的问题再次凸显了出来。在身为国家公民之外，诗人同时作为诗歌公民而活着。作为一个群体，诗人有责任酿血为酒、为药、为音乐，去做有限的抚慰和疗伤。在如此沉重的厄难之下，倘若诗坛变得寂寂无声，这反倒比地震更令人恐惧。此时，你我或许都需要哀乐般的节奏，直抵骨髓。我们倾听死亡，倾听黑暗本身，倾听一朵花的黯然泯灭，也倾听生命的喧响及其白炽一样的反光。与此同时，诗人更有责任反观自身，在诗歌内部激发出反思性的力量、反拨的力量，去剔除粉饰和酸腐，去重新厘别被权力话语屏蔽的真相，为世间本正和内心的神灵招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诗人可以成为他所处时代的巫师，可以为这个世界做出有限而绵延的努力。我很愿意抄录美国诗人J.M.卜润宁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诗人不能拯救世界，但是他们有助于把它变成文明的过程，使它更值得拯救。”

　　2008.6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