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渔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化命运及其个人使命”，我觉得可以改成一个更为具体的标题，就是“地震时代，诗歌何为”。这里所说的地震不仅是正在发生的这次灾难，也是一种隐喻。有一本叫做《现代主义》的书，开篇就提出“文化地震学”的概念：第一种等级是“时尚的颤动”，第二种等级“形成长时期的风格和感情”，第三种等级指“文化上灾变性的大动乱”，震级接近于这次发生的7.8级(5月18日纠正为8级)地震。按照这本书的说法，这些震动“使整个文明或文化受到怀疑，同时也激励人们进行疯狂的重建工作”。现在的情况是，废墟已经出现，疯狂即将开始，重建遥遥无期。如同海子的诗：“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我们处在一个全方位的地震时代，不仅是文化地震，隐蔽的精神地震、心理地震以及那些直接表现出来的经济地震或者其它地震，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爆发。

　　首先谈一下跟诗歌毫无关系的一个事情。地震当天我打开电视，看到夜里4点钟。但从第二天到目前为止，我不太愿意打开电视了。第一天电视报道地震的时候，是出于本能的报道。本能就有一种本性、有一种人性。第一天的报道里，我能看见人性。但此后我就看不到人性了，看到的是像《感动中国》一样的画面。一打开，就发现我们所熟悉的那些画面，就听到那些熟悉的语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万众一心、打一场抗震救灾的人民战争……我发现我无法忍受这种话语。即使在第一天还比较有人性的电视报道中，夜里3点左右，当时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谈到世界各国向我们发来慰问电的时候，把慰问电说成了“贺电”。我并不认为这个主持人是故意的，但这个口误说明了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习惯接受贺电，不习惯接收慰问电。“贺电”成为一种话语惯性，就像很多激动的网友，虽然感情真挚，表达感情的方式却千篇一律、面无表情，与其它时刻没有任何区别，热烈的下面是冷漠。

　　诗歌有什么作用呢？耿占春老师刚才讲到自己的犹豫，到底是应该坐到通往四川的火车，还是坐到上海开诗歌研讨会的火车上？我在想，两者之间并没有道德高下之分。在这次抗震救灾的诗歌里，有一首诗网友评价非常高，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据说是感动了盛大总裁，给灾区多捐了600万。有网友评论这首诗歌是最有价值的诗歌。前两天看东方卫视，一位主持人在念诗，于丹是嘉宾，她流泪的速度恰到好处，缓缓地，特别适合拉近镜头给个特写，既很好地抒发了了自己的感情，又不破坏自己的妆容，等到主持人念诗完毕，她立即恢复镇静，给观众灌上“心灵鸡汤”。诗歌是否一定要换成600万？或者说诗歌一定要让我们流眼泪，才算承担了自己的使命？

　　在地震时代，我们有一个选择，捐款。现在捐款几乎成为唯一选择，尤其对于那些公众人物，不存在是否捐款的问题，甚至连捐款多少都不取决于当事人，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金额多少跟良心多少被划了等号。但捐款是否意味着自己就尽到了责任？捐款之后做什么？我觉得，对诗人来说，地震时代能做的就是写作。写作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地震直接相关的诗歌，比如昨天开幕式上朗诵的两首悼念诗作。但写作跟地震毫无关系的诗歌，写作无法换成600万的诗歌，写作无法让主持人和于丹流泪的诗歌，是否就毫无价值？一方面我们批评诗歌不关注当下，一旦诗歌关注当下又变得非常可怕，像我们非常熟悉的“啊”、“哈”这些感叹词写作，让诗歌变得非常的粗糙。我并不否认有一些诗歌可以介入当下，同时又可以保持诗意本身的纯正性。但我觉得，地震时代即使诗人写一些跟地震毫无关系的诗歌，也是一个特别的贡献。它提供着新的话语方式，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贺电，这是它对这个危机时代最大的贡献。有人说话语是无力的，话语总归没有行动有力量，即使写再好的诗，在地震时代也不如跑去救一个人。我也有这种想法，但我反复告诉自己，言说是同样重要的，诗人不是护士，贸然跑到急救病房，什么事也做不了。哪一天我们再碰到这种事件，不再说“舍小家，为大家”，不再说“舍生忘死”，不再说“情绪基本稳定”，不再使用这些话语，或许人性就回来了，诗歌的使命（如果诗歌有使命的话）也就实现了。诗歌是无力的，但是它可能改变我们的话语方式，这种力量又是无限的。

　　接下来简单地谈一下四位诗人的作品。阎安和宗霆锋的诗歌，让我吃惊。最初我对两位一无所知，只能通过他们的外在身份有一些了解。坦白的说，作协副主席这种身份对我了解一个人的著作只有负作用。但当我读这些诗歌的时候，负面印象被不断纠正。他们的诗歌，摆脱了地域的地心引力，我很难想象两位诗人是陕北诗人，此前一提到延安诗歌，只能想起信天游，可是他们两位有着非常自觉的文体意识。另外一点，他们摆脱了体制话语的向心力。这是非常难得的。很多人所使用的话语方式，是体制的预备役话语方式，虽然在体制之外，但时刻准备着接班夺权。两位体制中人非常自觉地远离了这种话语方式。就像在这个地震时代，写作与地震无关的诗歌，可能比写作与地震有关的诗歌还要困难。昨天下午阿库乌雾的发言极为精彩，甚至改变了我以前的一些看法，我想我会放弃“汉诗”的说法。他提到自己关于汉语的经验，他学的第一句汉语是“毛主席万岁”，可是毛主席很快死了，他觉得被汉语欺骗了，在他们看来，汉语意味着可以成为公务员、可以有饭吃。如果能把这种汉语经验写成一篇文章，一定极为精彩。我听到余地去世的消息，赶快查了一下邮件，经常会有诗人把诗歌发到我的邮箱，我非常担心他给我发过诗歌而我没有回复过。我没有发现他的信件，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曾经跟他擦肩而过。我们今天反复讨论，为什么没有在他生前就“抢救”他？现在还有大量为我们忽略的诗歌，比如朱朱，比如在座的陈东东，比如蓝蓝。蓝蓝虽然被很多评论家关注，但她近期的诗歌还是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她寻找到了诗人而非社会活动家的介入方式。还有陈先发，还有河南的罗羽，还有周云蓬，他们的诗歌写作完全不同，却都在试图改变着言说的惯性。还有其他很多诗人，这里没法一一列举。他们为什么会被忽略，或许跟每次地震发生、总是首先想到捐款有关。底层写作就是捐款思维在写作上的体现，不能否认捐款的重要性，可是它对地震有用，对文化地震可能完全无效，不能高估这种“输血疗法”的作用。

　　在这么一个充满危机的地震时代，我们能干什么，就是依然写作。马丁·路德说过：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依然种植我的苹果树——诗人就是在世界末日种植苹果树的这么一个角色。

　　本文根据在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主办“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化命运及其个人使命——阎安、宗霆锋、阿库乌雾、余地诗歌创作恳谈会”上的发言录音稿增补而成，徐敬亚、朱大可等先生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谨致谢意。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