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帕穆克
我的小说《雪》的主人公卡在法兰克福渡过了他人生最后十五年的时光。卡是土耳其人，因而与卡夫卡并无关系，他们之间的联系只是文学上的（稍后我会详述文学之间的关系）。卡的真名是Kerim Alakuolu， 但他不喜欢这个名字，而是喜欢这个名字的缩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一个政治避难者，他第一次去了法兰克福。他并不特别对政治感兴趣——他甚至根本不喜欢政治；他是生活在法兰克福的一个诗人，他的一生是诗歌的一生。他看待土耳其政治的方式就仿佛别人看待一件意外的事故——不在意料之中，却已经被卷入了进去。
由于不想在描写卡在法兰克福的生活时犯下太多的错误，2000年我造访了法兰克福。当地的土耳其人非常地热情慷慨，他们带我参观了我的主人公渡过他生命最后的时光期间所生活过的地方。为了更好地想象卡每日清晨如何从他的家走到他渡过大量时光的市立图书馆，我们穿过车站前的广场，顺着大街，路过性用品商店、土耳其杂货店、肉店及土耳其烤肉店。我们还去了卡购买大衣的百货商场，那件大衣他穿了那么多年，给了他许多的安慰。有两天的时间，我们徘徊在法兰克福的土耳其人安家落户的贫穷的地方，参观了清真寺、饭店、社区协会，还有咖啡馆。《雪》是我的第七部小说，但我仍然记得自己当初所做的这些如此不必要的冗长的笔记，就仿佛自己是一个初学者，我为每一处细节而痛苦，并且自问这样的问题：八十年代电车真地会穿过这个角落吗？事实上，每写一部小说之前，我都会进行这样的研究，我会去造访那些地方，阅读大量的书籍。尽管实际上最后90%的这些研究结果并不会进入我的小说，我仍然会进行这样的研究。
在卡尔斯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卡尔斯是土耳其东北部的一座小城，我许多小说里的故事都发生在那里。由于对卡尔斯知之甚少，在把它作为我的小说的背景之前，我去了那里许多次。当我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一个商店又一个商店地探查这个城市时，我碰到了许多的人，也交了很多朋友。在这个土耳其最边远，最被遗忘的城市，我与那些失了业的人们聊天，他们终日在咖啡馆渡过，甚至没有再找到工作的希望；我跟大学预科的学生，穿便衣和制服的警察聊天，我走到哪里，他们就跟我到哪里；以及报纸出版人，它们的发行量从未超过250份。
我今天在这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讲述我是如何创作了《雪》的，借用这个故事，我想谈一下我认为小说艺术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正日益清晰，那就是回想在我们每个人头脑中间的“他人”、“陌生人”、或“敌人”问题，或者说，是如何改造这个存在的问题。当然，毋庸质疑，我的问题并非所有小说的家的问题：通过想象人物处在我们通过经验所熟知、在乎、并能认出的环境中，小说当然能够提高人类的理解力。当我们在小说中遇到能使我们想到自己的人物，我们对那个人物的第一个愿望便是希望他能够向我们解释我们是谁。所以我们讲述那些仿佛是我们自己的母亲、父亲、房子以及街道的故事，将这些故事放置在我们亲眼见过的城市，放在我们最熟悉的国家。小说艺术奇妙、神奇的规则能够使每个人在作者创作出来的家族、家庭和城市中感到他们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家族、家庭以及城市。人们常说《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自传性非常强的小说。但当我第一次拿起那本书——那时我是个十七岁的男孩，我并没有把他读作托尔斯泰对自己的家族和婚姻的描写——因为当时我对他还了解甚少，相反，我把它读作一个我自己很容易认同的、具有普遍性的家庭问题。因为小说的神奇机制使得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的故事当作所有人的故事向他们展现。
那么，是的，小说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形式，它使得技巧高明的写作者能够将自己的故事转化为别人的故事，但这只是近400年来带给那么多读者狂喜，给了那么多作者灵感的伟大而迷人的艺术的一个方面。是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吸引我来到法兰克福和卡尔斯的街道，那就是把别人的故事当作自己的故事来进行书写。正是通过这样的研究，小说家可以开始试验那条将自己与“他人”分别开来的界限，并且在这么做地同时改变自己身份认同的边界。他人变成了“我们”，而我们则变成了“他人”。一部小说当然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业绩。甚至在它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作别人的生命来进行描写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把其他人的生命当作我们自己的生命来进行书写的机会。
希望进入别人生命的小说家不见得都要亲临他们的街道，他们的城市，就像我为写作《雪》而做的那样。希望将自己置于他人的环境并认同他们的痛苦和麻烦小说家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要依赖他们自己的想象。请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与我先前提到的文学的关系问题有关：倘若一天清晨醒来，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蟑螂，会怎么样呢？在每一部伟大的小说后面都有这样一个作家，他最大的喜悦来自进入别人的样式并赋予它生命——他最强烈也是最具有创造力的冲动就是试验他身份认同的限度。如果一天清晨醒来，我发现自己变形为一只蟑螂，我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对昆虫进行研究；如果我要猜想房间内的每个人都感到恶心，猜想他们甚至恐惧地望着我飞檐走壁，想象甚至我自己的母亲和父亲都向我砸苹果，我就仍然需要寻找成为卡夫卡的方式。但在我试图把自己想象为别人之前，我或许需要做些调查。我所需要思考的问题是：那个我们强迫自己想象的“他人”究竟是谁？
这个与我们毫不相象的生物使我们想起自己最原始的憎恶、恐惧以及焦虑。我们非常清楚，正是这些情感点燃我们的想象，赋予我们写作的力量。因此，关注自己艺术规律的小说家将会看到，试图认同“他人”只会给他带来益处。他也会明白，思考这个每个人都在其中看到自己对立面的他者将能够把自己从自我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小说的历史就是人类解放的历史。让自己穿上别人的鞋子，通过想象放下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便能将自己释放。
所以在他那伟大的小说中，笛福不仅创造了鲁滨逊·克鲁索，还创造了他的奴隶星期五。同样有力的是，《堂吉诃德》中不仅有生活在书本世界的骑士，还有他的仆人桑丘·潘萨。我非常喜欢《安娜卡列尼娜》，这是托尔斯泰最为出色的小说，我把他看作一个已婚的幸福男人对一个破坏了自己不幸的婚姻和她自己的女人的想象。托尔斯泰的启示来自另外一位男性小说家，尽管他自己从未结婚，却找到了进入不快乐的爱玛·包法利的头脑的方式。所有寓言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是《莫比·迪克》，麦尔维尔在其中探索了他那个时代美国的恐惧——特别是对异质文化的恐惧，他所使用的中介是白鲸。对于通过书本了解世界的人来说，当我们想到美国南方时，便无法不想到福克纳小说中所描写的黑人。如果那些黑人的形象不可靠的话，他的作品就不会流传至今。同样，我们或许觉得，一个希望为所有德国人写作的德国小说家，如果他未能想象这个国家的土耳其人以及他们所造成的不安，他的作品就是有欠缺的。同样，一个土耳其的小说家，如果他不能想象库尔德人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的生活，如果他忽视他的国家里那未被言说的历史中的黑点，在我看来，他的创作也是浅薄的。
与许多人的认为的不同，小说家的政治观点与他所从属的社会、政党以及团体并无关系——与他对任何政治事业的奉献也不相关。小说家的政治观点来自他的想象，来自他将自己想象为他人的能力。这种力量不仅使得他能够去探索从未被言说的人类现实——这使他成为那些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的代言人，他们的愤怒从未被倾听，他们的话语曾被压抑。小说家可以，比如我，没有真正的原因而产生对政治的年轻气盛的兴趣，如果是这样，最后他的动机就无关紧要。今天，我们并未将最伟大的政治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按照作者最初的愿望——对俄国的西化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的论辩——来进阅读。相反，我们将它读作对当时俄国现实的反映，认为它向我们揭示了那紧锁在斯拉夫人灵魂之内的伟大的秘密。这样的秘密只有小说才能探索。[NextPage]
很明显，我们不能指望只通过阅读报纸、杂志或观看电视来掌握如此深刻的事情。要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独特的历史，分享那些令我们不安的独特的生命——我们为他们的深度而恐怖，被他们的简单震动，我们只能通过对伟大的小说进行细致、耐心的阅读才能获取这样的真理。让我再加上一点，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开始对读者的耳朵低语，向他们讲述根植于历史之中的秘密，一个因骄傲和失败而生的，羞耻和愤怒的秘密之时，这些秘密同时也会照亮读者历史中的阴影。那低语者就是绝望的作者，他对西方有多么热爱，就有多么轻视，他不能将自己看成西方人，却又为西方的文明而眩目，他感到自己被夹在这两个世界之间。
在此，我们面临着关于东方——西方的问题。记者们都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但当我看到它在部分西方媒体中的含义时，我倾向于认为还是根本不要谈论这个东方—西方的问题为妙。因为许多时候它都带有这样一个假设，即东方贫穷的国家应该顺从西方和美国所碰巧建议的一切。还有一种不可避免的东西，我们都能够感觉到，即认为像养育了我的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地方的政治一定会激发令人厌烦的问题，而且他们期望，像我这样的作家之存在就只是为了给这些令人厌烦的问题提供答案。当然存在着东方——西方这样的问题，但它不只是由西方发明并强加的一个恶意的公式。东方——西方的问题是关于财富、贫穷和和平的问题。
十九世纪，当奥斯曼帝国开始感到自己正被日益活跃的西方所笼罩，不断被欧洲军队所击败，看到自己的势力逐渐衰退，出现了一群自称青年土耳其党的人。如同后来追随他们的精英，并不排除最后一位奥斯曼苏丹，他们为西方的优势而感到眩目，因此就发起了西化的改革。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和凯末尔·阿塔土尔克的西化改革所遵循的正是同样的逻辑。构成这个逻辑的基础就是认为土耳其的虚弱和贫穷源于它的传统，它古老的文化，以及它社会化地组织宗教的方式。
对像我这样来自中产阶级、西化的伊斯坦布尔家庭的人来说，我必须承认自己有时也会屈从这样的信念，尽管本意良好，但这种信念是狭隘的、甚至头脑简单的。西化主义者梦想通过模仿西方来改造和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是想建立一个更加富有、幸福及强大的国家，他们往往是本土主义者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当然能够在青年土耳其党和年轻的土耳其共和国的西化主义者身上看到这样的倾向。然而，作为向西方看齐的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持深刻批判的态度；尽管他们观察的方式与西方观察者的精神和方式都不一样，他们同样认为自己的文化不完全，甚至毫无价值。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非常深刻而又混乱的情感：耻辱。
我看到耻辱反映在对我的小说的接受，以及对我与西方的关系的认知上。当我们在土耳其讨论东方—西方的问题，当我们谈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当我们对我们国家与欧洲的关系含糊其辞，关于耻辱的问题总会悄悄潜入。当我试图理解这种耻辱，我总是把它与它的对立面——自豪，联系起来。我们知道，只要有太多的自豪，每当人们太过自豪，总会有耻辱和屈辱的幽灵在游荡。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深感屈辱，我们就会看到自豪的民族主义的显现。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黑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这些自豪、这些愤怒，还有这些挫败感。由于我来自一个正在敲门想加入欧洲的国家，我太清楚这些虚弱的情感会轻易地，而且常常会燃成未受抑制的火焰和怒火。我今天努力所做的，就是把这些耻辱看为低语的秘密，就像我首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所倾听到的那样。正是在分享我们秘密的耻辱之中我们带来自己的解放：这就是小说的艺术所指教我的。
当小说家开始游戏掌控社会的规则，当他向下挖掘要去发现表面以下隐藏的布局，当他像好奇的孩子一样去探索那个秘密的世界，被他并不完全理解的情感所推动，不可避免地，他会给他的家庭、朋友、同僚及同胞带来不安。但这是一种幸福的不安。因为正是通过阅读小说、故事和神话我们开始理解掌管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理念；是小说使我们得以接近被我们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所遮掩的真相；正是小说的艺术使得我们能够自问我们究竟是谁。
我们都了解阅读小说的乐趣；我们都了解走在通向他人世界的道路上的兴奋，全心全意地沉浸在那个世界，希望改变它，专注于人物的文化，还有他与构成他的世界之物之间的关系——在作者的文字中，在他所做的决定中，以及随着故事的展开他所注意到的事情中。我们知道，我们所阅读的既是作者想象的产品，同时也是他带领我们进入的实际世界。小说既不是全然虚构，也不是全然真实的。阅读小说既是与作者想象的相遇，也是与我们通常仅以烦躁的好奇划过其表象的真实世界的相遇。当我们安静在角落里，静卧于床，平躺在沙发上，手拿一本小说进行阅读之时，我们的想象就在小说的世界和我们仍然生活的现实世界之间穿梭往来。我们手中的小说可能会将我们带到我们从未造访，从未看过，也从不知晓的世界里去。或者，它会把我们带到人物内心隐密的深处，这些人物看起来与我们所熟知的人是如此地相象。
我正在提醒大家注意这每一种可能性，因为有一种我时时享受的美景同时拥抱这两个极端。有时候我试图设想，一个又一个，一群读者隐藏在角落里，拿着小说蜷缩在扶椅上，我试图想象他们日常生活的地图。然后，在我的眼前，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读者就会成形，出现在城市街道的远处和近处。阅读时，他们梦想着作者的梦想，想象着作者描写的人物，观看他们生活的世界。那么现在这些读者，就像作者一样，也在试图想象他人，他们也开始将自己放入彼此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体会到屈辱、怜悯、忍耐、同情还有爱激动在我们心中，因为伟大的文学并不对我们的判断力说话，而是对我们把自己放入他人之境地的能力说话。
当我想象这些读者运用他们的想象把自己置于其他人的境地，当我想象他们的世界，一条街接着一条街，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遍布整个城市，这时我意识到，我是在思考一个社会，一群人，一个国家——我把它们想象出来。在现代社会、部落和国家，人们通过阅读小说进行他们最深刻的思考；籍着阅读小说，他们得以探讨自己究竟是谁。所以，就算我们拿起一本小说只是为了消遣、放松以及逃离日常生活的枯燥，我们也会开始，不自觉地，回想起我们所属的集体、国家和社会。这也是为什么小说不仅言说一个民族的自豪和喜悦，还言说她的愤怒、脆弱以及耻辱。[NextPage]
在我所成长的家庭，每个人都阅读小说。我父亲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在我还是孩童时，他会与我讨论我刚才讲到的那些伟大的小说家——曼、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托尔斯泰——就像其他的父亲与自己的孩子讨论著名的将军或是圣徒。很小的时候，所有的小说家——这些伟大的小说家——在我的脑海里都与西方的概念紧密相连。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家庭——它热切地信奉西化运动，因而无辜地相信自己的家族和国家比实际的情形更加西化，也是因为小说是来自西方最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
在我看来，小说，就像管弦乐和后文艺复兴的绘画，是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 我的小说都是关于这一切的。当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史诗，这些史诗后来发展成了小说，中国就有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小说。但让我们同时记得，伟大的俄国小说和拉丁美洲的小说都发源于欧洲文化。因此，阅读小说就是去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或西方的疆界、历史和民族特征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我父亲的图书馆中那些法国、俄国、和德国小说中所描写古老欧洲，就像我少年时代的战后的欧洲一样，是一个不断发生变化的地方。
我最热切渴慕加入的世界当然是想象的世界。在７岁到２２岁之间，我梦想成为一个画家，所以我会走到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去描画城市的风景。在《伊斯坦布尔》中，我讲到了这一点：２２岁的时候我放弃了绘画，开始进行小说创作。我现在认为，我当时试图从绘画中得到的东西，与我现在希望在写作中所得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吸引我来到绘画和文学的是离开这个无聊、沉闷以及希望破碎的世界的承诺，去奔向一个更加深沉、丰富以及多样的世界的承诺。要进入这另外一种神奇的领域，无论我是以线条和色彩，像我小时候做地那样，还是以文字来表达自己，我每天都花大量的时间独处，想象它每一处细微的差异。三十三年来，我独坐在自己的角落，一直在建造一个令人安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材料当然是由与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同样的材料所构造，与我在伊斯坦布尔，卡尔斯和法兰克福的街道和城内所看到的材料也一样。然而是想象——小说家的想象——赋予了被捆绑的日常生活以特别、魔力、还有精神。
我将以谈论这种精神，这个小说家一生都致力于揭示的本质来结束今天的演讲。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奇怪和令人困惑的任务协调好，生命只会更加幸福。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幸福和不幸并不来自生活自身，而是来自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我一生都在试图探索那个意义。或者，换言之，在我的生命中，我一直都穿梭在今天混乱、麻烦和快速运转的世界的嘈杂和喧闹中，被生活的旋涡时而扔到这里，时而甩向那里，试图寻找开端、中途和结尾。在我看来，这是只有在小说中才能找到的东西。自从我的小说《雪》出版后（我很高兴《雪》也已经在中国出版），每当走在法兰克福的街道，我都能感觉到卡的幽灵，我与他是如此的相似，我感到自己仿佛真地在以我试图想象的方式看待这个城市，仿佛我已经以某种方式打动了它的心。
法国诗人马拉美所言极是，“世界上一切的存在都是为了被写进书中”。毫无疑问，小说的装备使它最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想象——将意义揭示给他人的能力——是人性最大的力量，许多世纪以来，其最真的表达是在小说里。
（编辑：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