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开林
谢冰莹，原名谢鸣冈，字凤宝，又名谢彬，湖南新化人。她父亲谢玉芝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举人，诗文兼擅，著述颇丰，长期从事教育事业，曾做过新化县立中学校长。谢玉芝记忆力惊人，知识渊博，学生们敬称他为“康熙字典”。谢冰莹的母亲精明强干，热心公益事业，受到乡人尊重，虽读书不多，但她处事公正，其坚强的精神和悍烈的性格令人服从。谢冰莹的爽朗干练多半得自母亲的遗传。谢冰莹是父母膝下的幼女，上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的婚姻都是由母亲做的决定，大哥“逆亲顺妻”，结果被母亲罚顶一大脚盆水跪在地上，二哥要与小脚太太离婚，结果被母亲骂为“没廉耻，无道德”，并受到最严厉的警告：“在我没有死之前，绝对不许有这种丢脸的事发生！”这位母亲的意志是不可忤逆的。谢冰莹在家中最为受宠，即使任性使气，大家也都迁就她，宽容她。谢玉芝为人还算开明，闲暇时，他教女儿读《唐诗三百首》、《随园女弟子诗》和《史记》。谢冰莹悟性高，理解力强，读这些古籍，犹如海绵吸水，全不费劲。毕竟当年不比今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谢冰莹的母亲并不希望女儿因为识文断句而荒废了女红，在她看来，女儿学会精细的针线活，将来成为循规蹈矩的贤妻良母，才是正途。谢冰莹执意要上学，母亲不答应，她就拗着性子绝食，而且是动真格的，这样一来，母亲只好让步。谢冰莹十岁进私塾，十二岁改入大同女校，十四岁时，她寄宿于一所离家四百多里的教会学校———益阳信益女子中学，由于她思想激进，不肯信仰上帝，不肯做礼拜，在国耻日（5月7日）带头发动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游行示威，被学校开除学籍，她小小年纪即已初露锋芒。
谢冰莹是个典型的假小子，所有男生爱做的游戏她也爱做，而且要当就当孩子王，她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是从小养成的。对此，她的回忆文章中洋溢着自豪感：
我完全像个男孩，一点也没有女孩的习气，我喜欢混在男孩子里面玩，排着队伍手拿着棍子操练时，我总要叫口令，指挥别人，于是他们都叫我总司令。我常常梦想着将来长大了带兵，骑在高大的马上，佩着发亮的指挥刀，带着手枪，很英勇地驰骋于沙场。
我反对裹足，反对穿耳，我那时并不懂得什么男女平等，只知道同样是人，为什么男人可以不穿耳不裹足，而这些苦刑只给我们女人受，男人有资格出外读书，为什么女人没有呢？……妈妈早上替我裹脚，我可以在晚上的被窝里解开，到我哭闹着要上小学时，便把所有的裹脚布一寸寸地撕掉了。那是我与封建社会作战的第一声。
女孩子读小说，一百个中，至少有九十九个喜欢读脂粉气息浓郁的《红楼梦》，顶多也只有一个喜欢读江湖气息浓郁的《水浒传》，谢冰莹就是这样的特例，她喜欢《水浒传》，而不喜欢《红楼梦》，她的解释是：“我讨厌林黛玉的哭，更讨厌贾宝玉那种傻头傻脑，只知道和女孩子鬼混的典型；我佩服《水浒传》上所描写的每个英雄好汉，他们那种勇敢侠义的精神，给了我后来从军的许多影响。”十三四岁，谢冰莹就已经把《水浒传》背诵得滚瓜烂熟，那些义薄云天的英雄好汉总在她的大脑中演绎一幕又一幕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精彩好戏。读小说太疯魔太用功，她的视力急剧下降，免不了要挨母亲的责备，她却不肯放下书本，而且态度十分强硬：“禁止我看小说是不行的，即使成了瞎子，我也要看。”夏日黄昏，人们在树下乘凉，照例要寻些趣味十足的话题，找些乐子，谢冰莹就适时适地成为了核心人物，不为别的，只为这小凤宝能像说书人一般讲演水泊梁山上一百单八条好汉的故事，捧着饭碗的、拿着烟袋的、端着茶杯的、打着蒲扇的男女老幼围成一圈，听她讲鲁提辖怒打镇关西、林冲风雪山神庙、青面兽杨志卖刀，讲的人绘声绘色，听的人津津有味。有一回，谢冰莹讲武松景阳冈打虎。讲到忘形处，她进入了角色，竟把蹲在她身边的一个小孩子当成了老虎，飞起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听讲的人哈哈大笑，那孩子犯疼，也不哭，跟着大家呵呵直乐。
谢冰莹真正爱上文学，除了《水浒传》的魔力，还因为她读了莫泊桑的《二渔夫》和都德的《最后一课》，受到这两篇爱国主义小说的感染，她对新文学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当年，谢冰莹的二哥就读于山西大学，给妹妹寄来一本胡适翻译的短篇小说集，她看了非常感兴趣，很想学着写，但是读了胡适论短篇小说的文章，她又觉得自己仍相当浅薄，一时间失去了下笔的勇气。
1921年，谢冰莹赴省会长沙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面对一个藏书颇为丰富的图书馆，她成了飞入花园的蜜蜂，尽情采撷。“除了上课，所有余下的时间，我都消磨在图书馆里，又因我有一个时期担任图书管理员的职务，看小说的机会更多，而且每次购到新书的时候，我总有优先权阅读。那时我崇拜的作家是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小仲马等。王尔德和爱罗先珂的童话，也是我最喜欢的……我爱看哀感悲壮的小说，就是看戏看电影也一样，我不喜欢看那些结局大团圆的，而喜欢看结局悲惨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小仲马的《茶花女》和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朱淑贞的断肠词，成了我最爱的读物……”在女师读书期间，翻译家李青崖是谢冰莹的国文老师，他对这位脾气倔犟的女生颇为青睐，但他对谢冰莹的赏识和提携是不动声色的，仿佛福楼拜教导莫泊桑，要求十分严格，有时甚至近于苛刻。谢冰莹在作文方面向来自信满满，李青崖却给她的万字长文打过零分，他这样做并非要给得意门生兜头泼下一瓢冷水，而是教她更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勿躁勿骄。对于李青崖的苦心，谢冰莹很长时间都不能理解，甚至有些记恨，在《一个女兵的自传》中仍不乏怨词，二十年后，她与李青崖重逢，这才深深体会到恩师的“宽宏度量”和“慈爱心肠”。
谢冰莹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共读了五年书，即毅然投笔从戎。1926年，北伐军势如破竹，攻下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招收第六期学员。巧的是，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近即设立了一个招生处，不仅招收男生，还破天荒地招收女生。古代木兰从军要乔装易容，现在竟可以女子真面貌入读军校，在中国也算是旷古未有的奇事！躬逢其盛，别的女生羞羞答答，畏畏缩缩，谢冰莹则把握先机，义无反顾，她这个大胆的决定得到了校长徐特立和二哥谢焕文的全力支持。1926年深秋，谢冰莹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身著灰色戎装，陌生而又刺激的军旅生涯从此开篇。
当时，谢冰莹的想法很简单：如果自己不参加革命，婚姻的痛苦就解决不了，文学的天才也无从发挥，而从军是惟一可行的出路。1926年12月，天寒地冻，谢冰莹开始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在二百多名女同学中，有大户人家的小姐，有阔太太，有生过几个孩子的母亲，还有姑嫂、姐妹、母女同班的，其中不少人是小脚女人，“她们穿着军服，打着裹腿，背着枪，腰间围着子弹，好一副飒爽英姿，但是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一扭一拐”，这些勇敢的新女性都是牺牲了天伦之乐和悠闲舒适的生活来到纪律化部队，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神。“我们的生活是再痛快没有了，虽然在大雪纷纷的冬天，或者烈日炎炎的夏季，我们都要每天上操，过着完全和士兵入伍一般的生活，但谁也不觉苦。”1927年，谢冰莹随中央独立师西征，讨伐杨森、夏斗寅的叛军，她们这些女兵顶风冒雨，“平均每天至少要走八九十里路，晚上有时睡在一张门板上，有时睡在一堆稻草里”，尽管如此，谢冰莹仍感到极为开心。她在《从军日记》中写道：“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我只希望把生命贡献给革命，只要把军阀打倒了，全国民众的痛苦都可以解除，我只希望跑到战场上去流血，再也不愿为着自身的什么婚姻而流泪叹息了。”在西征途中，在救死扶伤之余，谢冰莹见缝插针，利用零零碎碎的闲隙，挥写自己的急就章。《从军日记》记下了战地的珍稀见闻，由于取材新颖，视角独特，文笔优美，革命浪漫主义恰好与时代精神合拍，出版后引起轰动，初试身手，谢冰莹即一举成名天下知。[NextPage]
当初，谢冰莹将《从军日记》投寄到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读后激赏有加，立刻安排连载。这组特殊的日记一经见报，果然好评如潮。连林语堂这样的大手笔也亲自出马，将它译成英文，同期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刊登，他还欣然从命，为结集的《从军日记》撰写序言：
自然，这些《从军日记》里找不出“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我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青年女子，身穿军装，足著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戎马倥偬，束装待发的情景……或是听见洞庭湖上，笑声与河流相应，在远地军歌及近旁鼾睡声中，一位蓬头垢面的女子军，手不停笔，锋发韵流的写叙她的感触。
北伐战争草草收场，军校解散，谢冰莹一度回到家乡，然后为逃婚而远走高飞。她选定的落脚地已不是武汉，而是上海，她考入上海艺术大学，生活困苦之极，连御寒的棉袄都是同乡好友王克勤（即电影明星王莹）赠送的，白天当衣穿，晚上当被盖。即使在这样的苦况之下，谢冰莹依然硬朗如故，“穷困时，就一个人跑到马路上喝西北风，躲在亭子间里喝自来水，或者索性蒙在被窝里睡两天，看看有趣的小说，以消磨可怕的长日。……虽然这样穷苦，但我这副硬骨头始终不屈服，不向有钱的人低头，更不像别人认为女人的出路是找个有钱的丈夫。饥饿只有加深我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只有加强我生的勇气。”1929年，由于政治原因，上海艺术大学被当局强行取缔。谢冰莹的下一个去处是北平，与陆晶清一同编辑《民国日报》文学副刊，由于言论激烈，两个月后，副刊即被勒令停办。谢冰莹仍要一圆求学梦，得到湖南同乡黎锦熙教授的帮助，她考入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其后又由于共产嫌疑，被当局列入黑名单，她只好辍学逃命，匆匆南旋。1931年七八月间，谢冰莹租住在上海江湾一间光线阴暗、被她称之为“黑宫”的阁楼里，仅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两部书稿———长篇小说《青年王国材》和《青年书信》，那时，她的创作进度极快，一天能写一万三千字。两部书稿出版后，她拿到六百伍拾元稿酬，这笔钱正好够她去日本东京深造。
1935年4月2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访问日本，作为留学生会的活跃分子，谢冰莹坚拒出迎，而且用极端鄙夷不屑的口气说：“溥仪，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个遭全中国人唾骂的汉奸而已！”她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满洲国皇帝”。为此，十天后，她被日本警方拘捕，蹲了三个星期的大狱，受尽侮辱和酷刑，狱卒用碗口粗的圆棒子打她的头部（致使她留下永久未愈的后遗症），用四楞竹棍几乎压断她手指的骨节。南社诗人柳亚子惊闻谢冰莹入狱的消息后，立刻拍电报催促当时的中国驻日本领事馆和留学监督处派人保释，此外，也得力于日本友人竹中繁子的同情、帮助，她才脱离虎口，回返祖国。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她后来写进了《在日本狱中》一书，留下了永久的控诉。
抗日战争期间，谢冰莹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自任团长，奔赴前线，抢救伤员。在战场上，她始终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在后方，她曾为重庆《新民报》编辑副刊《血潮》，赴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抗战八年间，她写了多篇报告文学作品，结集为《五战区巡礼》，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
1937年10月，诗人、剧作家田汉见到谢冰莹，对家乡这位女兵出身的作家赞扬备至，他口占七绝一首，诗句为：“谢家才调信纵横，惯向枪林策杖行。应为江南添壮气，湖南新到女儿兵。”其后，赠诗给谢冰莹的诗人还有柳亚子、何香凝等多人，其中黄炎培所赠三首绝句中的第二首对《从军日记》颇为推崇：“投笔班生已自豪，如君不栉亦戎刀。文章覆瓿谁论价？独让《从军日记》高。”东汉的班超投笔从戎，立功异域，毕竟他是一位热血男儿，谢冰莹乃是闺中弱质，却能驰骋于战场和文场之间，为世人所瞩目叫好，实堪称巾帼英豪。
谢冰莹做过报刊主编，当过大学教授，与许多著名的作家有过密切的交往。她著作等身，除了轰动海内外的《从军日记》和《一个女兵的自传》外，还创作了不少长、中、短篇小说，散文集，剧本。“我最佩服《邓肯自传》和《大地的女儿》，她们那种大胆的赤裸裸的描写，的确是珍贵的不可多得的杰作。然而中国的环境比不上欧美，甚至连日本都不如，但我并不害怕。我照自己的胆量写下去，不怕社会的毁谤与攻击，我写我的，管他干什么呢？”谢冰莹不仅敢写，也确实能写，是个典型的写作狂，她曾说：“我对于写作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只要一动笔写文章，我全副的精神都要集中在情节上，我没有心思来做别的事，甚至听到孩子的笑声，我也并不高兴。……在这个时候，不论什么人，他如果妨碍我的工作，我就把他当作敌人一般看待。”如此气聚神凝，专心致志，她九十多岁时，视力衰退，两耳重听，记忆力下降，牙疼时常发作，却仍然笔耕不辍，旁人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谢冰莹五岁时，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将她许给了本地一位比她大五岁、名叫萧明的男孩，家里放鞭炮庆贺两家联姻时，这个懵懂无知的女孩还兴高采烈地跑过去，与别的孩子争抢那些引线未燃的鞭炮，殊不知，这一刻她已成为包办婚姻的准牺牲品。
“未婚夫”萧明家倒也富裕，是新化的一户土财主，萧明的三伯父做过省议会的会员。逢年过节，他都会礼性周全地给岳家送来丰厚的礼物。女孩子懂事早，再加上姐妹们不断提醒，谢冰莹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心里便渐渐地生出了反感和抵触情绪。每逢萧明来时，她就躲在闺房里，一门心思读书写字，纵然母亲千呼万唤，她也充耳不闻，家人只好解释她这是害羞，不好意思见人呢。身受这般冷遇，“未婚夫”萧明显然感到很尴尬，他的性格倒也随和，完成了礼节性的拜访，便起身告辞，并不磨蹭。
十年弹指一挥间，昔日懵懵懂懂的黄毛丫头已出落为亭亭玉立的少女，更大的变化则来自于谢冰莹的内心，她从文学中汲取了足量的精神养分，凡事都有自己的主见，像她那样的倔脾气，一旦认定了什么目标，就注定是九牛不回头，九死而不悔。她入了军校，上了战场，写了《从军日记》，那几年的生活真是风生水起，多彩多姿。但她始终有一个心结未解，还得回到家乡去解开它。
北伐战争虎头蛇尾，军校解散后，女生队的女兵各奔东西。当初，谢冰莹是瞒着母亲去当兵的，她这一出格之举在家乡引发不少流言，有的说她中弹身亡了，有的说她做了俘虏，有的说她鼻子乳头被割掉了，有的说她肚破肠流赴了阴曹，这些流言吓得她母亲日夜惊悸，寝食不安，常常求神拜佛。老天保佑，女儿总算回家，母亲心中满是喜气，脸上则满是怒气，劈头盖脑一顿数落：“一个女人怎么好去当兵，和那些讲自由的男人在一块，还成什么话？你破坏了我们的家声，也有损于婆家的名誉，现在我要赶快把你嫁了……”
做母亲的不知道，女儿已经有了心上人，这段爱情是在北伐战争的血与火中锻造出来的，对方名叫符号。符号的信追到了新化，被谢冰莹的母亲拦截了，原来如此啊！这凤宝真是女大不中留，再不将她嫁到萧家，眼看就会闹出丑闻。母亲知道女儿的脾气，求她没用，讲道理———谢家是有名望的人家，不能失信毁约———也没用，只有以死相胁，兴许奏效。谢冰莹真就服了母亲这一狠招，但她口服心不服，三次逃跑都被捉了回来，真有点孙大圣跳不出如来佛掌心的感觉。谢冰莹决不肯嫁给一个连信都写不通的男人，她可不愿意把处女的贞操轻于一掷。后来，她在《女兵自传》中写道：“处女的贞操，不能为一个与他毫无爱情的男人而牺牲，我宁可和他拼命，决不能屈服！”洞房花烛夜，在保卫自由与爱情的战斗中，谢冰莹与新郎讲道理（“爱情不能施舍，更不能欺骗”），直折腾得新郎眼皮打架，没奈何点了头。这段经历，谢冰莹在自传中写得分明：
我五岁被“指腹为婚”式地许配给一个叫萧明的未婚夫，那时他十岁。我参加北伐回来，家里就逼我结婚。我反对这门亲事，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哪里谈得上感情？妈妈个性强，她一点也不通融，说我若不从她就死；我个性也强，也不通融，认定了的理，谁也改不了。爸爸说，为了妈妈你牺牲一下吧。我说，你杀了我，我也不从！爸爸说，你先去，然后跑。我带着无限的委屈依从了爸爸。但我做好了“逃”的各种设想和准备。婚，只能成假，不能变真。我对萧明说，我是奉父母之命来你家的，我们结婚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只有痛苦；我们可以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我和他谈了三天三夜，他困得不得了，熬不过，只好睡觉；我也困得要死，但不敢睡，只能硬挺着不停地在火炉旁写日记。萧明人很好，通情达理，终于放了我……
在北伐战争后期，谢冰莹所在军校的学生兵隶属叶挺领导的独立团，谢冰莹在宣传队，符号在特务连。两人志趣相投，笔杆子里出诗文，孙伏园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和茅盾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都发表过符号的诗歌和谢冰莹的小说，是战争和文学令他们心心相印，生死相许。[NextPage]
婚后，谢冰莹在萧家待了一段日子，她一直在寻机逃脱，凑巧她的母校大同女校聘请她为六年级级任教师，她便征得萧明父母的同意，前往就聘。她从大同镇逃到长沙，写信给萧明解除婚约，然后经人介绍，去省立五中附小（校址在衡阳）短期任教，她受人排挤，便乘“洞庭丸”去了汉口，再由汉口乘船至上海，受到编辑家孙伏园的热烈欢迎。上海虽大，好饭碗却难寻，卖文为生，谈何容易，三餐不继是常有的事情。更有一宗，她不慎租住在一个绑匪家中，被警察抓去关了几天黑牢，饿了个半死，幸得孙伏园多方设法营救，她方才脱身。为了生存，谢冰莹辗转奔波，身心交瘁，她去了北平，编辑《民国日报》的副刊，然而好景不长，她编的副刊触犯了政治禁条，受到当局的打压，她再度失业。不迟不早，就在这时，她的女儿———小号兵出生了，谢冰莹产后虚弱，营养不足，没奶吃的婴儿整天哇哇大哭，再加上符号猜疑谢冰莹心中另爱他人，情绪波动极大，他宁肯出去打牌也不照料可怜的妻女，夫妻矛盾因此迅速升级。劫难更喜欢追逐穷人的脚踵，符号去天津找差事，受到朋友的牵连，沾上共产嫌疑，被捕入狱。
可想而知，谢冰莹抱着骨瘦如柴、饥肠辘辘的小号兵去天津探监，一路上心情是多么凄惶悲苦！夫妻相见于囚牢，仿佛相逢于异度空间，绝望都变成了一串串咸涩的泪水。
谢冰莹带着小号兵回到武汉的婆家，与符号的母亲住在一起。符母守寡多年，儿子坐牢，生死难卜，小号兵就成了她的命根子。为了养家糊口，谢冰莹以拼命的劲头码字，但收益极其微薄，全家仍处在饥寒交迫之中。这时，她想到了慈父严母，想到了家乡的亲人，只有他们才是最后的依靠。谢冰莹带着小号兵走后不久，符母便起了疑心，她带着四邻街坊去把媳妇拦住，硬是强行从谢冰莹怀里夺走了小号兵。两个苦命的女人，也该来一场歇斯底里的争斗吗？那样做又会有怎样的后果呢？谢冰莹心碎了，但善良的她不忍伤害同样善良的婆婆，毕竟婆婆对小号兵的爱并不逊色于自己。
符号在天津遭受了五年牢狱之灾，出狱后，在武汉的家中只见到白发老母和怯怯认生的小号兵。谢冰莹走了，他们的缘分尽了，难道是谢冰莹绝情吗？对此，多年后谢冰莹拿出了自己的说法：“往事如烟，我与符号温馨的一切，都已过去，我们当时相亲相爱，是历史和命运将我们分开。”谢冰莹嫁给了贾伊箴，符号只好收拾起暗淡而又沉痛的心情，重组家庭。
1942年，谢冰莹在桂林见到了魂牵梦萦多年的女儿小号兵。她试图说服小号兵跟妈妈一起生活，从此接受她的监护。然而由于母女长期疏离，感情基础不够牢固，尽管血浓于水，但咫尺如隔天涯，小号兵不肯跟随谢冰莹，不愿远离孤苦伶仃的祖母，也不乐意融入一个陌生的家庭。母女惟有抱头痛哭，合影留念。小号兵既漂亮又聪明，遗传了父母的文学天赋，南社诗人柳亚子曾称赞她有“乃母之风”，并且特赠七律一首，开头两句是：“可怜夭小十三龄，雏凤清于老凤声。”建国后，小号兵执教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但她没能逃过“文革”浩劫，由于海外关系，她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一百多万字的日记也被付之一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谢冰莹人在美国，她得知这一迟来的噩耗，痛绝肝肺，情绪极其低落，她用颤抖的双手捧着她与小号兵在桂林的合影，不禁老泪纵横，因此她一直不愿原谅符号，认为符号根本就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谢冰莹曾作《爱的清算》一文，其中有这样的奇句：“奇(符号原名符业奇)之于我，一百条恩爱，一百零一条罪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符号得知谢冰莹定居美国，依然健在，想邀她回大陆探亲访友，但她以腿伤为由而婉言谢绝。
1986年，符号读到大陆出版的《谢冰莹作品选》，其中有一篇《焚稿记》，谢冰莹以伤感的笔调记叙了她与符号之间的悲欢离合，为了了断前尘往事，将字字深情的作品一火而焚之。他还听说，谢冰莹晚年虔信佛谛，绝智无我，一时间万千感慨齐攒心头，遂赋七绝二首：
苦心孤诣称鸣妹，诉罢离情诉爱情。
色即是空空是色，佛门听取断肠声。
知君焚稿了前缘，中夜椎心忏旧愆。
劳燕分飞天海阔，沈园柳老不吹绵。
人生中有许多说不清，谢冰莹怪罪符号未能在大劫难中保全女儿的生命，只因她不曾领教那场风暴的迅猛和残酷。俱往矣，一切幽怨哀愁的坚冰都注定要在时间的大锅中融化为水，最终变成蒸汽，随风散尽，不肯轻易褪色的惟有一把铅字。
谢冰莹与贾伊箴结合，是在抗战期间。婚礼上，有一个特殊的仪式，新郎新娘当场咬破指尖，用鲜血在白布上写下自己的姓名和生日，立誓终生不渝，白头偕老。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誓只是一纸空文，谢冰莹与贾伊箴的婚誓则得到了忠实的履行，他们相濡以沫、亲密无间地生活了五十一年。贾伊箴，这位毕业于燕京大学的知识分子，相貌堂堂，文质彬彬。有趣的是，谢冰莹称呼贾伊箴为“维特”，喊得既亲密又甜蜜。当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浪漫青年热读的小说，“维特”一名可谓众所周知。据新闻界名人严怪愚回忆，他曾为此调侃好友谢冰莹：
“你的‘维特’长得这么帅，你不怕别的女孩将他从你的身边夺走啊！”谢冰莹望着身边的“维特”，问：“会吗？”“维特”点点头：“会的。”谢冰莹吃了一惊：“啊？”“维特”笑了：“这个女孩不就在我身边吗？”“你这滑头鬼，真坏！”谢冰莹给了身边的“维特”一拳……
谢冰莹与贾伊箴的婚姻体现出来的是性格的互补，其中融合了不少孩子气的成分。谢冰莹是刚性的，贾伊箴则是柔性的；谢冰莹急躁，贾伊箴舒缓；谢冰莹豪放，贾伊箴温和；谢冰莹粗犷，贾伊箴细致；谢冰莹善于出击，贾伊箴善于防守。总而言之，他们的关系是妇唱夫随。贾伊箴厨艺高超，做得一手好菜，谢冰莹便乐得做清闲太太；贾伊箴爱护妻子，抗战期间，谢冰莹组织“妇女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他争取当上“编外团员”，与妻子寸步不离，遇着敌机轰炸，他便用整个身体屏蔽妻子，谢冰莹一边感动，一边嗔怪：“你呀，是个天造地设的大傻瓜，你又不是钢筋水泥，你这把瘦骨头，能护得住我吗！”贾伊箴只是呵呵一乐，下次照旧故伎重演。他们这样形影相伴，被人戏称为“鸳鸯”。
1948年，谢冰莹应聘台湾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贾伊箴说：“冰莹，你真是个名符其实的‘谢百天’呀，在哪儿也待不了一百天！刚到北平，干得好好的嘛！咱们还是别到台湾去了吧。”谢冰莹说：“台湾是祖国的宝岛呀，我还没去过呢！就这么定了，去！”贾伊箴在这么大的决定上依然是惟谢冰莹的马首是瞻，后来定居美国旧金山，仍是谢冰莹拿的主意。
年轻时，谢冰莹逃婚成功，她曾抒发过这样的感慨：“我胜利了，虽然伤了母亲的心，惹起乡里人的辱骂，但我是非常骄傲的。……再见吧，故乡！不到我获得最后的胜利，永世也不再投向你的怀抱里来！”究竟怎样的胜利才算“最后的胜利”？她语焉不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谢冰莹在写给三嫂曾宪玲的信中一再表示：“我也天天想回去看你们”，“到我上西天时，我还想把我火葬后的骨灰撒在太平洋里，让她漂到我的故乡去。”她长期羁留海外，暮年虽然有回返桑梓探亲访友的机会，终于未能叶落归根。这是不是说那“最后的胜利”到底与她无缘呢？
1974年，谢冰莹去美国定居，定居地选在旧金山。她有一间朝向西北的卧室正对着著名的金门大桥，那扇窗户像个偌大的画框，金门桥时时都在她的视野里。她与大桥每日遥遥相望，就为了这个运气和缘分，她和贾伊箴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一住就是二十六个春秋。
1996年，吴一虹在三藩市见到谢冰莹，耄耋之年的老人不再显示出昔日文坛女兵刚强硬朗精明干练的那一面，而是显示出她的健忘和淡定，她反复问吴的姓名、地址，她带吴一虹等人去吃湘菜，先是把钥匙忘记在房间里，然后又把拐杖遗落了，最后她才发觉自己忘了带买单的钱包。吴一虹的印象是：“一切都平静下来了。我开始打量这位老者的容颜。她留着齐耳偏分短发，头发稍显稀疏，是位名副其实的‘银发族’；脸庞的轮廓仍很俊俏，皮肤白皙，戴着一副浅色的眼镜；身材匀称娇小。猜想她年轻时也肯定是位靓丽的湘妹子，又是位极富灵气的‘才女’。只是，她眼下的着装和‘才女’的身份有了很大的反差：浅绿色的内衣，外面套了一件灰色的稍厚的布衣；下身穿白色的棉毛裤，外边罩一条藕色底带点小白点的绸裙子，可能因为裙子稍微有点短，棉毛裤的裤角还露出一小截；脚下穿的是一双黑布鞋。”谢冰莹跟吴一虹聊得最起劲的话题是她儿子要接她去费城养老，毕竟门可罗雀的老年公寓过于冷清，贾伊箴去世之后，她想找个说话的人都不容易。尽管儿女乐于尽孝心，但不知何故，谢冰莹并没有选择与亲人团聚。想一想，就只有一种可能，在那套二居室的小公寓里，她有太多的感情留恋，只有在这儿，她才能找到与贾伊箴呼吸与共、梦魂相牵的美好回忆。
谢冰莹身上最鲜明的特点可归结为六个字：“能吃苦，不怕穷。”她前半生数次被捕入狱，遭遇过一连串的艰难坎坷，但她个性刚强，行为果断，往往化险为夷。从一个农村女孩成长为一名女兵，又从一名女兵成长为一位女作家，她的人生波澜壮阔，充满了传奇色彩。1956年，谢冰莹皈依佛门，法名“慈莹”，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
提及谢冰莹信佛，就不能不讲这样一个故事：1954年，谢冰莹为台湾《读书杂志》撰写长篇小说《红豆》，刚连载完两期，她笔底就枯涩了，请求主编暂停，但歇憩一段时间仍无济于事，她不免感到意懒心灰，打算就此中断，无奈主编和读者都翘首以待。有道是，平日不装香，临时抱佛脚，谢冰莹心想：观世音菩萨是有求必应的，何不求她发一发慈悲？想到就做，谢冰莹当天晚上就拎着行李到庙里去住，向菩萨叩拜祷告后，仿佛灵光入脑，她往书桌前一坐，立刻文思泉涌，一气呵成五千多字。她在庙里只住了数日光景，一部长篇小说即宣告杀青。到底是佛法显灵，还是水到渠成？谁又能说得清楚呢？只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谢冰莹从此燃香事佛，供奉观世音菩萨。她晚年改写佛经故事，出版了《仁慈的鹿王》和《善光公主》两本书，也算是为光大佛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编辑：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