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红兵 等
１、葛红兵：市场是一种永恒的精神
上世纪初期，美国作家德莱塞继《嘉莉妹妹》、《珍妮姑娘》之后写出了震撼文坛的“欲望三部曲”《金融家》、《巨人》、《禁欲者》，欲望三部曲获得了“伟大的美国商界小说”的赞誉，德莱塞被誉为“美国小说里最有美国气魄”的小说家。欲望三部曲的故事本事来自19世纪90年代芝加哥资本家查尔斯·T·耶基斯发迹史，德莱塞从粗俗、贪婪的金融巨头们身披甲胄互相厮杀的事迹中敏锐地觉察到那个时代美国精神的“普遍状况”，他把他们的生活写成了笔触粗犷的史诗。其实，我们今天也生活在一个异质力量不断析出、社会转型正在发生的时代，无论是野蛮还是优雅的，无论是血腥的还是温情的，都有无形的力量在左右，小说如何能活生生地记录这无形的力量？
中国需要自己的德莱塞式作品。
《牛市》就是一部这样的小说，一部金融商界小说。在中国行业小说不发达，很少有非常专业的行业小说问世，作家的知识面和生活面无法支撑这种写作。《牛市》关注当下社会的真实状况，不是从简单的普泛的所谓“日常”出发，而是从这个分工日益复杂的社会中选择金融这个瓶颈行业，依靠真实案例来写作，反映当下中国急剧变革的最真实、最前沿的状况，这是非常难得的。前现代社会分工少，社会的一般状况可以通过普通日常表现，但是，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复杂多样的社会分工之上的，分工的发达导致“普泛日常”的消失，基于这种分工之上的当下社会也已经不存在一个“普遍的状况”、“一般的状况”，即使是有这种所谓“普遍的状况”、“一般的状况”，它也是存在于那种细分的行业性状况之中的。老实说，我已经不相信有什么小说家能通过描写“日常”抵达“本质”。
《牛市》的成功可能得益于小说作者对期铜交易的熟悉，小说围绕期铜交易塑造了以赵部长、陆处长、云中、郭欣、阿毛、历亚萍、王勇、顾培富等多空对峙双方人物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小说把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交织，金钱纠葛、感情纠葛交织，个人力量、组织力量纠葛的大氛围、小环境营造得逼真翔实，可以说《牛市》为期铜交易画了一幅文学全景图像，有了这幅图像，我们这个时代，金融生活的最重要真实可以落字为安了。
从某个方面说，《牛市》是一部需要导读，但是，注定了又不可能导读的小说。一方面是阅读《牛市》需要一定的期货贸易知识，这个可以导读，但是另一方面《牛市》又需要对我们正在经历和刚刚经历的期铜事件保有相当的了解或者体悟，小说的批判性根源来自于此——市场是如何作用的？而人又在其中承担了什么样的功能？如果没有这种背景的认识，我们看到小说中的人物，他们被杀也好、落狱下牢也好、落荒而逃不知所终也好，我们就都只是看到了皮相。当然，小说并不只是停留在行业操作的基本面观察上，而是深入开掘到人性深处，《牛市》是行业小说，同时是深入的人性小说，从中可以看到爱、恨、情、仇，人性遭受金钱，而且是赤裸裸的金钱的锻打，一分钟之前还是亿万富翁，一分钟之后就是阶下囚的命运的捉弄，色欲和财欲交织，计谋连环套——螳螂捕蝉式的机关，这些都是好看的，同时也发人深思的。
小说在市场和人性的关系上切入很深，它首先是一部人性剖析的小说。小说中有一段关于王勇的描述：“王勇来临的时刻，行情的转折已经显出了迫不及待的神色。多头一次接一次的放量拉升和多头更猛烈的大笔抛盘导致了盘面大幅的震荡。尽管行情还在不断地创出新高，但这时候王勇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行情即将分崩离析的深刻内涵。他认为最为基本的要素正在转换，减息和战争的平息使对冲基金需要寻找新的机会场所，而股市此刻正充满了极大的诱惑力。因此，他在云中依然还在冒死继续做多的时候，已经开始暗度陈仓，悄悄地把资金开始大批撤离期货市场。但是巨大的仓位和云中以及其它人的战略联盟又让他不敢贸然行事，他必须调度外围更多的资金顶替出他的资金，从而成功地出逃。在期货行情逆转的时刻，会有无数的盘子不计成本突门而逃。但出逃的门只有一扇，宽度也是固定的，因而到了真正出逃的时刻，许多人不是死于行情，而是夺门而出时被昔日的同盟者践踏而终。”小说写到“期货之道决不只是一种行情的搏杀。他意识到，游离在行情之外的人际之争实际上才更为重要和更为凶险。这种发现让他觉得做期货的人的脸上都像做了化妆术，因而要想对付化妆术后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也去化妆。”在作者看来，市场的种种怪象，都是由人性的怪象做垫底的，市场本身是中性的，而人性却是深藏种种矛盾的，市场会调出这种吊诡的矛盾，让这种矛盾暴露得更充分，因此，小说《牛市》的高度高于一般的关于当下社会的批判小说，他们把市场看作是罪恶的根源，而没有看到真正主宰市场的是人性，人性才是市场幕后的推手——扭曲的人性带来扭曲的市场，扭曲的市场杀人，而背后的真正黑手是人性。
《牛市》让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起05、06年之交的国储铜事件，国储铜事件到底是谁的错？刘其兵在伦敦金属期货交易所挂了数千手铜期货空单，最后遭到国际基金的逼空导致重大损失，与之对应的是上海市场期铜价格也翻云覆雨，巨大的上下腾落之间，几家欢喜几家愁，多少公司就此烟消云散，多少人为此送了性命。不过，读者不应把这部小说看作是影射文学或者是纪实文学，《牛市》是一部真正的纯文学作品，它要的是事件背后那起支撑作用的力量的反思。
小说借人物之口，这样写到：“期货是一种永恒的精神”。而我则说：市场是一种永恒的精神——任何人，试图通过扭曲市场、操控市场而赚取扭曲和操控的钱，最后的结局必然是被市场扭曲和操控。现在的根本状况是：我们还没有学会尊重这“永恒的精神”，无论是在政治的集团层面，还是在个人的私利层面，我们始终没有适应这种现代分工之下依靠市场调节而有秩序地生活的状况，相反我们总认为人的意志、力量可以战胜这种调节，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没有我们有形的手利害。我们人为地设计了有特色的股市，结果是长期以来股市变成了大股东圈钱的机器，我们人为地设置了乡村和城市二元房地产架构，结果是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地产以不可思议的高价格抽走了居民改革开放以来赚取的劳动收入，农民则因为地权不平等承受着为城市化贡献土地的代价却没有得到一点儿地产升值的好处——一句话，我们一直都拥有把市场看作是怪兽的悲情，但是，我们从来不曾拥有战胜市场的力量，上帝没有赐予我们这种力量，今天经济失衡、城乡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的状况，就是这种悲情的结果。[NextPage]
《牛市》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它照见了中国行业小说的前景，《牛市》是中国行业小说起步阶段起点很高的作品。过去之所以专业人士不看好行业小说其根本原因是行业小说的粗制滥造。《牛市》在写作上充分利用了各种现代写作技巧。《牛市》的题材具有特殊性，现实指涉性很强的作品在中国其写作的尺度是很难把握的，《牛市》采用了虚实相生的手法，利用魔幻现实主义技巧，给人物的形象和行为抹上了奇幻色彩，例如：“阿毛突然加快了大型麦秸画《黎明》的创作速度。在辛店文化保护区正式开放时，正好被鸟嘴学者胡汉山出资购入保护区收藏，《黎明》就此成了镇区的宝藏。”又如：“云中边听他在电话里说着，边看着无数蜘蛛正在老屋的房梁上撕裂着一只死蝙蝠的肌肉。他一只耳朵在听王勇讲话，另一只耳朵在听蜘蛛唱时尚的歌。它们在撕裂陈旧尸体时露出的无声而坚毅的热情让人震惊不已。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老屋缘何经年不用打扫的原因了。屋里也许只要有一点点肉的腥气，就会被它们侵掠得一干二净。‘今后会不会吃人肉’。云中有些局促地对着话筒说道。他看见那些时尚的动物在顷刻之间已经饱食远扬，在他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那些干净且闪亮的蛛网轻微地颤动着曾经的血腥，并在那里潜伏着下一次猎杀的眼神。”这种技巧的应用已经构成了整个《牛市》的写作风格，带来了《牛市》特殊的批判基调。其次，《牛市》的语言是丰满而具有诗性的，尽管我本人越来越喜欢巴尔扎克式的写实语言，但是，毋庸置疑，《牛市》的诗性的想象力丰盛张扬的语言，给我们带来了一场丰饶的文学性语言盛宴，诗人品格帮助了作者，这个小说充满了诗性的张力，抽阅任何一段，其文字都能让读者感觉到诗歌般的华美，长篇小说语言能如此精致和华美，这是非常难得的。
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一共是三部，《牛市》也是三部，这是巧合么？也许我们可以说，《牛市》是中国的德莱塞式作品。我但愿读者能从中得到自己的结论。
２、王 迅：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史诗
在个人化写作盛行的“无名的文学年代”（陈思和语），我们时常会抱怨当下文坛缺乏史诗性的长篇巨制。回顾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小说，我们便可看到，势不可挡的市场经济大潮逼使许多作家无暇或不愿顾及自身之外的大社会、大宇宙，自觉地放逐了意识形态的书写，叙事视角退缩到个人的“内宇宙”，沉迷于自己个人情感小天地的传记式书写。他们的某些作品虽然不乏真实度，灵魂的挣扎与磨难也的确能博得某些读者的同情，但由于作者的眼光拘囿于个人的悲欢与离愁，而没有深刻地反映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苍桑与巨变，所以，这种背向时代、面向自我甚至带有“小资”情调的个人化写作由于作者的社会责任感的缺席而总体格调不高，更谈不上精神高度。新写实、新生代等小说从中国社会的庸常众生的日常生活中捕捉创作素材，虽然他们力图将审美视点投放在现代人自身的生活境遇，但是，由于他们主要用力在“凸显和放大生活中庸常的一面，较多展示小人物在被世俗淹没而走向麻木，却没有写出他们从世俗的淹没中走向清醒的过程，也没有传达出处于转型期社会中的普通人在物欲的追求和满足中也渴望提升精神的愿望”。因此，这类小说读起来给人一种很“隔”的感觉，最终也未能幸免落入个人的小格局、小世界。
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上帝死了”，“人也即将死去”的商品化物质时代，是一个卡理斯马权威轰然倒塌之后所留下的历史真空。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失去了某种共同的精神维系，生活处于一种无中心和碎片化的状态——生活是支离破碎的，人与人的关系是支离破碎的……在碎片的世界中，在历史的断裂处，权力、金钱和性等恶魔性因素便乘虚而入。在这种条件下，倘若要重建社会理想，重塑历史的记忆，作家的写作有必要求诸一种具有整合能力的精神支撑。有了这种整合的能力，有了廓大的文化视野，作家的写作境界才有可能得以提升，也只有当作家具备了这种综合性素养，才可能创作出不愧于他的时代的史诗性作品。
作家如何才能把随处可见的生活碎片整合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史诗呢？在这个意义上，我十分推崇江苏作家袁亚鸣的长篇小说《牛市》。作者宽广的文化视野和先锋的艺术潜质造就了这部小说的史诗气魄，成就了一部当代中国小说史上堪称独步的史诗性作品。说它是史诗性作品是当之无愧的，但这并不是说它啻在外在形式上以三部的宏大篇幅来显示一种史诗性气魄，也不意味着它的文学世界又回到了《创业史》、《山乡巨变》等作品作为政治附庸的“史诗性”，而是说，《牛市》不仅深刻揭示了我们所处时代的本质属性，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作出了别开生面的理解，同时作家的审美思维是纵横交叉的，从纵向的历史视角和横向的二元城乡并置的结构来检讨时代，审视人性。因此，小说的非同凡响之处不仅在于它在都市与乡村的双重的时代变奏中透视转型期人们的生存实态，更在于它把对时代和人性的思考放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个大背景下加以关照，从而检视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与尴尬（比如，中国城市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进程却伴随着乡村土地的阵痛、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等）。正如作者所言：“我把本属于城市写作的现代期贷写作拉入了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写作与其说让我们回顾那段历史，更不如说是在预言历史。母亲河辛店河即便完全沉没于城市的边缘化建设，她依然会在大地的深层以农耕文明的历史积淀让祖国的上空永远飘荡着挥之难去的古文明意萌。”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正是作品所显示的这种对历史的穿透性和对时代的预言性，不但使它与过去所谓的现实主义的“史诗性”作品相去甚远，也使它与当下众多单纯的生态题材或商业题材的长篇巨制有了明显的区分。
《牛市》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商战题材的小说。作品的穿透力是慑人心魄的，但这并不是说小说的叙事从纯粹的期货市场的角度去展露市场化条件下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变，也不全然体现在小说中商界的阴暗复杂的人际争斗，尔虞我诈的权钱交易，凶险万变的期货行情，而是在于作家仅仅是把中国早期期货市场作为一个参照点，透过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转型的历史断面照亮了根植于传统农耕文明的民族的灵魂世界。这种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的精神早已渗透到国民的每个细胞当中，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存在。在小说中，期货仅仅作为一个现代性的标签，有力地反衬了这种农耕文明所培植的民族集体无意识。而这种精神体现在文本中，不是单纯的概念阐释和逻辑推理，也不是期货之战中敌我双方的简单的对阵与演义，而是落实到了刻画精致而逼真的细节和场面之中。作品的意图并不主要是从外在的社会现实去捕作我们时代的印痕，而是把笔触突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从内在层面叙写了期货场上那些冒险家们在波诡云谲、瞬息万变的行情变动下灵魂世界的疯狂、挣扎、骚动的状态，他们的灵魂如何在搏斗中绝望，又如何在绝望处逢生等循环反复的整个过程。同时，小说在开掘乡村与都市二元心态方面颇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以往的文学游移在城市病象与乡村乌托邦之间的二元悖论的审美模式。[NextPage]
从根本上说，人是一种文化化的存在。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公共基因，它积淀在人的潜意识里，表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中，对个体的人具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制约性。对于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农耕文明的民族来说，文化特别是农耕文化对人的牵制力尤为突出。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川大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他身上渗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期货市场的角逐中显示了他的粗俗、专断和固执，在形式不利于多头的时候，他仍不顾行情的变化而执意做多头，这一行为在小说中被反复强调，似乎表征了川大的一种气魄和胆识，甚至导致了郭欣后来将他奉为精神偶像，同时也导致了阿毛的赌气——仅仅是与川大赌气，专横跋扈的阿毛选择了做空头而失去了与赵部长一起赚钱的大好时机。川大的执拗也好，阿毛的赌气也罢，他们的商业运作理念显然与现代期货精神相去甚远，说到底，这种精神不过是农耕文明精神的一种现代性变奏。川大的内在悲剧性根源于他骨子里与身俱来的农民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潜伏在他作出每一步商业行为的动机中。即使生意做的再大，即便他去新加坡寻求与王勇等人合作，但川大内心深处还是向往着惦记着辛店，因为他不适应城市的现代节奏，就像小说中无处不在的蝙蝠时常环绕在辛店的土地上空。一旦回到了辛店，川大就失去了对城里女人（陈梅贞）的兴趣，这一象征极富意味，它预示着川大对待城市女人的态度仅仅是企图向城市生活融合的农民应对或缓解城市生活焦虑症的一种策略而已。因此，从办糖厂到办铜厂，川大终放把事业的根基放在辛店，试图通过办厂来保住他的期货业绩。在他的思维中，通过办厂生产商品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来实现商业利润，才是一种可靠安稳的经营之策。小说第三部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他十分平静地说道，“我不同意开证。办厂不要开证”。
“可你上次也去了银行，那时你是同意的。”
“我去是同意贷款，贷款用在厂里，大家看得见钞票。开证看不见摸不着，谁也搞不清与办厂有什么关系。”
“你真是个农民”。王勇高声说道，“陆处长早就说你是个农民。办厂怎么变成了我们的目的呢”？王勇说道，“你好好想想吧”。
川大与王勇之间的这段对话更加充分地印证了川大的意识深处仍然遵循着小农式的思维模式。尽管他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期货生意中几度沉浮几经淘洗，但也未能脱尽他意识深处所残留的乡土根性。就川大来说，都市的期货情结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农民精神，更确切的说，是一种积习已久的国民劣根性。这种农民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现代化的竞争激烈的商战中不可避免地走向宿命的结局。小说把城市的期货情绪与农耕精神交织在人物的塑造中，以人物的悲剧命运真实地照见了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我们每个人身上所残留的民族劣根性。
小说中人物众多，多线交织。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象当下畅销的商战小说那样，为了博取读者的胃口，过分强调情节的惊心动魄而牺牲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无论是赵部长、阿毛、顾培福、金麻子，还是王跃民、郭欣、小顾、陈梅贞、红刚、曹成、王志新，这些人物都被作者磨得棱角分明，有板有眼。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命的转喻，即作家把生命体验转喻到文字中并传递给读者。但反观当下的汉语写作，很多作家考虑到作品的数量和市场效应，加快了写作步伐，同时也稀释了作品中的生命含量。在袁亚鸣的叙事中，小说人物身上凝聚着作者复杂而真实的生命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作者在商界奔波多年的生命体验渗透到他叙述文字中，不仅使他的小说人物具备了真实性和生命力，同时也以翔实的细节赋予了小说一种可靠的精神维度。这种生命化、人本化的人物塑造灌注了作家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使他以立体性的方式审问灵魂，洞悉复杂的生命存在。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存在，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小说里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与其说是期货界追逐金钱与利益的冒险家，不如说是活灵活现的“变色龙”或“多面人”。根据期货形势的不断演变，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面具，化装并扮演各种角色。以赵部长为例，他一面告诉金麻子形势有利于做空头，而自己心理却在做多头的打算，于是，金麻子只是充当了他借此对川大虚晃一枪的工具，所谓明修栈道，暗渡陈沧。其实，这也是一种普遍的人性，每个人在其现实性的背后无不隐藏着另一个自我，另一种人性。正是这种人性操纵着市场，导演着期货。从人性出发，把人放在由“性”、“权利”与“金钱”所编织的世俗之网中加以拷问，文本在思想性上显示出了尖锐的批判力量。
作为一部精神史诗，《牛市》并不是象《创业史》、《山乡巨变》那样，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以客观写实和典型化的手法再现社会生活和时代特征，不是象一般的文化寻根小说，单纯地弄点儿现代派技巧，给异乡异闻抹上一点魔幻色彩，以凸显文化意味和先锋姿态，甚至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行业小说，用纪实手法记录商场风云。《牛市》在叙事内容上是本土化的，但却是一个虚构的文本，是一部具有先锋精神的小说。作者不愧是享誉文坛的“魔幻圣手”，他试图在现实与超现实的融合中诉求一种反叛传统的魔幻之路。幻觉与梦境的奇异组合，倒叙、预叙、插叙的随意穿插，时空的切割与穿插，荒诞、陌生化、以及奇诡意象的高密度使用等多种现代小说技巧的运用使作品衍生出丰富的象征内涵。余华说得好，好的小说无处不洋溢着象征。《牛市》就是这样的作品。
首先，作者凭借自身丰富的商战经验和娴熟的魔幻手法将风云密布、波诡云谲的商界战争打入从容的叙述中，给小说的叙述带来了无限延伸的空间。弥漫在叙述中的魔幻气息与商战中真假难辨的氛围浑然一体，使小说的叙述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产生了独特神奇的审美效果。地主婆和辛店河就是土地的象征，具体地说是一种宿命的象征。由于农耕文明和现代意识的冲突由来已久，并将长期延续下去，这种宿命的象征将不断地演绎为革命，失败，再革命……这样就有了小说最后志锦在川大被处决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期货征程。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变革，某种意义上，就是不同形式的农民革命，这种革命不是过去那种枪杆子式的革命，而是人的一种内在的观念意识的不断更新。金麻子做空头被赶出辛店。川大到死也不放弃做多头，并一心向往着辛店。相对而言，更加具体的买进多头更容易被像川大这样的农民企业家接受，他们最先进的商业理念至多就是结合期货办一个厂，看得见摸得着仍是他们的生意观，而这恰恰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所要抛弃的落后的小农观念。此外，作品意象密集，想象奇诡，对林林总总的世俗生态给予了颇具意象化的描写。辛店蝙蝠作为一种传统的象征，它们与现代性相对立，守护着辛店河几千年来的农耕精神，为了捍卫这种精神，最后甚至不惜投向了川大的现代化铜厂的炉火中。作为一种象征，萦绕在叙述中蝙蝠意象暗示了现代人身上的那种传统的农耕精神的顽固不化和难以根除。特别是那个阴森恐怖的蝙蝠环绕的老宅子，与乡土中国久远的历史世象相勾连，并在每一个命运转折关口飘然而至，弥漫着某种神秘的气息。文本着意营造的魔幻气氛作为一种象征，不仅隐喻着复杂的人性因素以及作家对乡土的沉沦与挣扎的思考，同时也为小说提供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空间，成就了一个开放的文本。[NextPage]
其次，小说的叙述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时间块之间自由地闪回、闪前与交错，不但扩展和延伸了故事时空，也使文本产生了一种反讽的叙事张力。时间要素在叙事中被强调，是现代小说觉醒的重要标志。《牛市》在时间方向上的多变，使小说出现了多线条的时间结构。我们在《牛市》中常常会看到像《百年孤独》开头那样的叙述语式：“后来直到川大被判处极刑后”，“多年之后，当曹成面对监狱里什么作料也没有的水煮肉片时”，“当日后整容后的王阅民注视着被告席上的曹成时”……过去中孕育了未来，未来中渗入了过去。这种叙述方式既是一种叙述的中断，又是一种情节的贯通与补充，具有交待、解释和修正的功能。在很多情况下，作者把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时间单元凝聚在一个叙述段落，不仅产生了“厚度”与“深度”的心理效果，也更形而上地揭示了现代商业角逐中人的生存本相。
第三，作者善于通过蝙蝠、青蛙、蚊子、老鼠、鱼、鸟等各类动物的状貌、活动、声音、色彩方面的描写，构织繁复缤纷的意象群，来挖掘和暗示人物的内在隐秘，既新鲜生动，又真切入微。我们可以在小说中随意挑出一段：
川大惊恐地看着，他甚至看见了蝙蝠当年撞破玻璃后，鲜血淋漓地扑向他时狰狞可怖的嘴脸。他记起来，那一次是在他残杀了三只误入老宅的蝙蝠之后，大编队的蝙蝠随后而致。他用地主许麻子砍杀他父亲的柴刀先后剁杀了那三只蝙蝠，他想一定是蝙蝠特有的气息挥发招来了它们无数复仇的同类……
从蝙蝠围攻的奇幻图景，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川大内心深处涌动的压迫感和恐惧感。人物的心理倘若由叙述者直接陈述，在美学效果上总是缺少一种诗性的张力，好的小说力图通过它的人物所看到的景象由外而内地折射出人物的内在隐曲。在《牛市》中，层出不穷的意象群缠绕在叙述中，奇特而繁复的意象流构成了文本最重要的叙述特征和美学基调。作者在叙述中不厌其烦地重复各种意象群，通过这种具象化的场景的反复渲染，不仅增加了感觉的阻力，延长感觉的时间，阻击了文学阅读的思维惯性，同时形成一种在视觉艺术效果上很强的冲击力，以此不断地暗示并强化一种心理来连接人物和读者之间的内在感应。
第四，作者对汉语自身的诗性品质有着清醒的认识。《牛市》借助细腻的叙事语言实现了对人物内在精神品性的独特呈现。小说的叙事语言被作者锻磨得相当精致、细腻而富于感觉化，在叙述语言上既讲究内在的信息密度，又注重细腻的感觉、丰富的想象和瞬间的生命感受。阅读《牛市》，可以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汉语写作的魅力之所在。因此，与市场上某些畅销的小说相比，《牛市》的叙事语言更显纯粹和诗意，作品中繁复的意象、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理正是借助这种诗性的叙事语言逼真而形象地传达出来的。
《牛市》既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在平静的叙述中承载了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生态、艺术等丰厚的意蕴，同时又是一部无限敞开的经典文本，奇幻的意象、人际的奥妙、诗性的语言都值得我们反复地琢磨与阐释。一部经典之作诞生之后，便开启了召唤读者去解读、去品味、去阐释的旅程。此文仅为笔者的管窥之见，供读者去参考去补充。
３、钱志富：大时代 大手笔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大时代，是一个能够与人类任何一个繁盛而复杂的时代媲美的大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在许多方面都很像巴尔扎克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像狄更斯和哈代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同托尔斯泰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有些相像，繁盛而复杂，既欣欣向荣又复杂多变，既充满希望，也充满失望和痛苦。巴尔扎克面对十九世纪繁盛而复杂的法国社会是狂喜的，他以他的无与伦比的天才深刻地描绘了他的那个时代，多侧面的，全方位的，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史诗式的社会风俗画，他自己将之称为“人间喜剧”，而且给我们创造了许多的活生生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就是能够走进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周围的这个世界。巴尔扎克为了感谢他那个时代写成了九十几部小说，终于累死在自己的创作室里。狄更斯和哈代等也是勤奋的，写出了那么多经典性的能够反映他们那个时代的作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托尔斯泰更是以如椽大笔，为我们描绘了十九世纪俄国的伟大历史和社会现实。
大时代应该有大手笔。巴尔扎克应运而生。左拉应运而生。狄更斯和哈代应运而生。托尔斯泰应运而生。我们这个时代的巴尔扎克在哪里呢？我们这个时代的左拉在哪里呢？我们这个时代的狄更斯、哈代和托尔斯泰在哪里呢？
自然我们也有不少的作家，尤其是小说家，他们给我们创作出了许多的小说作品，尤其是长篇的作品。据说我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达数千部之多。据说我们的读者是比较地偏爱小说的，所以市场很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小说的时代。可是，我们的作家写出了不愧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了吗？答案如果不是否定的，至少也是迟疑不决的。[NextPage]
笔者常常面对这个伟大的时代也有一点狂喜的感觉。我们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富于包孕性的历史画面，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混合的时代，是一个杂糅的时代，是一个转型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既向前看，也向后看，既向左看，也向右看，既看外在的世界，也看内在的世界，他们常常是转去转来地看，翻来覆去地看，到处都是缤纷多彩的世象，看得人眼睛都花了。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常常是比较容易迷惑的，大堆大堆的钞票摆在你的跟前，你能不迷惑吗？大群大群的美女游走在你的跟前，你能不迷惑吗？大片大片的高楼矗立在你的周围，你能不迷惑吗？当然，大堆大堆的钞票摆在你的跟前可能并不是你的，大群大群的美女游走在你的跟前也可能并不是你的，那些大片大片的高楼矗立在你的周围也根本不是你的，当巨大的财富不是你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呢？你会生气吗？可能你的态度比较好，你不生气，可是有人会生气，有人不但会生气，有人还会挖空心思地去攫取这些财富。当大家伙都施展出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当然还有尔虞我诈、阴谋诡计拼着老命去攫取这些财富的时候，这中间纷繁复杂你死我活的斗争该有多激烈而持久的啊！我们应该有人能够面对这样的时代狂喜地将史诗般地将我们的社会风俗画面刻写出来让它成为我们时代的一面明镜，让它光彩地照彻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世象，也照彻我们的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照彻我们的灵魂。
笔者常常手痒，想能够在有条件的时候，全面地多层次地作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忠实的记录员，像巴尔扎克那样，像左拉那样，也像狄更斯、哈代和托尔斯泰那样，可惜的是笔者没有那样的才能，也没有那样的精力和时间。所以只好一直地遗憾着。当然也一直地期待着，希望有人能够代笔者立言，帮笔者完成这一任务。
袁亚鸣的长篇小说《牛市》圆了笔者的这个梦，帮笔者消除了这个遗憾，笔者极力地向世人推荐袁先生的这部小说。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袁亚鸣先生感应了我们这个纷繁复杂而伟大的时代，他的长篇小说《牛市》给我们描画出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有的纷繁复杂而伟大当然也包含着某种痛楚的历史画面。袁亚鸣先生给我们描画出的历史画面就是当下的正在发生的画面，袁亚鸣先生很好地把握住了他的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杂糅、混合的特点，作者盘活了我们这个时代，既给我们展示了它的前沿状态，比如经济全球化，国际期货贸易在中国的操作情状及其后果，救活了一些人，也弄死了一些人，一些人无头苍蝇一样地扎进来，又给我们展示它的承续状态，尤其是权力运作在当下生活状况所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很好地描述和展示，小说中的赵部长就是掌权者的典型。权钱交易可以说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最为典型的历史画面。我们的时代已经从一个纯粹官本位的社会转换成了一个商人和掌权者共享天下的社会，掌权者成为了一个切社会蛋糕的人。谁要想分得一分蛋糕，谁就得像他陪上一分笑脸，甚至比笑脸更重要的东西。当然也有不愿陪上笑脸的，那就只好清汤寡水地自己过日子。而今这样的人应该还有，他们靠自己的双手为别人创造财富，当然也可以得到一些垃圾食品果腹，有的人还因此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黑煤窑事件只是其中一个小事件而已。荒唐的掌权者将宝贵的社会资源这个蛋糕切给了荒唐的人，这些就是我们当下社会的荒唐现象。当然，这些荒唐的人和事也得到了一定的惩罚，袁亚鸣先生在他的小说中给了他们不同形式的处罚，有的甚至得到了极刑。袁亚鸣先生的长篇小说《牛市》给我们描绘的世界是一个阴惨的世界，是一个突然的世界，一些人可以突然拥有巨大的财富，又突然失去一切，甚至抛尸荒野，这个世界充满歹毒和残酷甚至杀戮，这个世界像极了我们正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现实世界，一些人突然一夜暴富，一些人突然一贫如洗，一些人突然富贵荣华风风光光，一些人突然身败名裂惨遭杀戮。袁亚鸣先生的长篇小说《牛市》的价值就是那种真实，那种对现实中的真相的大胆描绘和刻写。
二、袁亚鸣先生在创作策略上调动了一切富于表现力的艺术手段，既能够真实地刻画客观的外在现实，也能够深入细致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也是超现实主义的，还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而袁亚鸣先生在他的作品中所刻写的现实世界、超现实世界和魔幻世界常常就是一个统一的世界，这里面没有分离和割裂，现实中有超现实，超现实中有现实，而魔幻本身大约是作者所见到的现实的本质吧。袁亚鸣先生在创作方法上超越了单纯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他的写法显然不同于巴尔扎克和左拉的写法，也不同于狄更斯和哈代的写法，同托尔斯泰的写法也不一样。当然同马尔克斯的写法也是不同的，他揉合了许多不同的艺术元素，这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会显得不伦不类，可能也会阻碍一些读者的阅读兴趣。袁亚鸣先生的作品中有情节，有人物，我们可以从他的小说中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的情节构置能力和细节描写的能力，而他的人物也有十分鲜明的性格特征，不是扁平的，模糊的，这些人比如云中、陈梅贞、阿毛、金麻子、建华、葛亚欣、陆处长、赵部长等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经常能够碰到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但袁亚鸣先生在刻写这些人物和情节的时候常常会将它们置于一个超现实的梦幻世界，有的生活写得让人觉得有点阎罗殿一般的阴森恐怖，给人以压抑的感觉，读的时候觉得有点透不过气。
三、袁亚鸣先生小说作品的语言很有特色。作者常常是叙述、描写和对话相交织，语言比较简洁、质朴和富于感染力，当然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并不满足于此，所以他调动了许多种修辞手段，比喻、夸张、荒诞、反讽、幽默等等不一而足。袁亚鸣先小说作品的语言常常有一种梦幻的色彩，而且音韵铿锵，富于诗意。比如这一段：“夜半时分，云中依然无法入睡。他熄了灯，看着月色越过玻璃，开始浸润到他的脚和身体上。玻璃上有了响动。那个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会在此刻压缩成一盒透明的果冻，扁平地贴在他的窗户玻璃上。他疑惑地欠起了身体。到处是月光在黑暗中阴森森的银色斑点。” 又比如这一段：“老金就是这样，带着那种石头裂缝般的笑容，脸上开了口子，谁也无法分享到他内心的喜怒哀乐。”值得注意的是，袁亚鸣先生的小说作品跟时下的一些崇尚所谓的先锋化写作的作品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虽然也写得比较先锋化，但他的作品没有给人一种技巧过剩的感觉，他给我们构置的魔幻世界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魔幻时间，因为他的魔幻世界本身只是现实世界的某种变形，而且这种魔幻世界本身展示了现实的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小说作品中可写出来的恶臭不啻是他虚构出来，更是我们自己身上的那种味道。
总之，袁亚鸣先生面对我们的这个纷繁复杂而伟大的时代获得了某种感应，抓住了某种真实，并且以他自己惯有的独到的方式写出了一部成功的作品。笔者用“大时代大手笔”六个字来评价他，但愿能够得到读者的首肯。[NextPage]
４、黄爱平：《牛市》—— 喧嚣过后，你往何处去
《牛市》以古老乡村辛店的后代在城市做期货为主线和实线，将期货市场行情写得波诡云谲、奇幻动荡，从而展示了期货市场风云变幻中复杂、微妙、紧张、冷酷的人际关系；以仍然生活在辛店的农民抗拒城市对农村的侵犯为副线，传达了对乡村生活代表的宁静安详的生活方式和心态心境的认同和回归。运用幻觉、巫术、荒诞、异化、夸张等手法描写环境、营造氛围、捕捉人物内心深处灵魂的颤动和潜意识的流动，使作品充满灵异、尖峭、阴郁之感，给现实蒙上了亦幻亦真的迷离恍惚色彩，显示了中国传统神异故事对作者的影响和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也是借鉴《百年孤独》等作品创作手法的结果。
在期货市场这个舞台上，任何行情的变动实际上是“游离于行情之外的人际之争”，争夺最大的利润。每一次行情的调整都是一次凶狠的拼杀，充满了无穷的算计，无穷的阴谋和陷阱，甚至在空气中飘散无血的血腥。在这里，他者是地狱。作者以奇幻的笔法描写了他者给“我”造成的紧张感。云中常常感觉周围有无数双眼睛，陆处长的、王勇的、赵部长的……还有那些隐藏着的杀手的，他们的逼视给云中带来无法释放的重负，让他幻想在周身挥剑之间，地上会滚落无数的眼珠。这个奇特的想象带有中国古典神异故事的绝妙，也十分真实贴切地刻画了云中内心无法抑止地焦虑和紧张。这种紧张感贯穿了期货运作的全过程，化妆术应运而生。化妆原本是舞台表演的一种需要，是为了和现场观众形成隔离而达到审美的目的，但是本书中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化过妆，并精于化妆。他们化妆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缓解与他者的紧张，以免遭受他者的侵害。作品多次提到云中、王勇、王跃民，还有银行行长郭欣对化妆的运用，表面上有舞台表演的轻松自如，实际上反衬了这种紧张感。当人际交往需要带上面具的时候，人处于何样的不自由就可想而知。寻求摆脱的方法只是那些清醒的大脑。记者黄崎曾天真地问郭，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如果没有追逐利润的驱动，也许紧张感会自然消逝，这是作者借黄崎之口传达的理念。
然而期货市场是一个强劲的漩涡，也是一个无底黑洞，只要靠近它的边缘，就会被无形的引力牵掣，在这个漩涡中彻底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听任它恣意摆布。由做期货而牵涉的人物形形色色，直接关联的有官员、商人、企业家，其次有记者、农民，甚至是小混混。这些人物，正因为直接或间接与期货的关联而无一例外的被漩涡吞噬，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有完满的结局。云中，期货场上总是做多的坚持者，因为要筹集期货市场的保证金，孤注一掷地求救于走私获利，最后被施行注射死刑。陆处长、赵部长在决定做空或做多的过程中损害他人利益甚至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获利，最终死于非命。其他如银行行长郭欣、铜矿加工场厂长金麻子、曹成等，终因卷入期货的战斗而锒铛入狱。还有由关注农民问题转而留意期货相关人事信息的记者黄崎，也无辜受害。期货市场最大的赢家王勇，在一次暗杀中侥幸逃生，落得面目全非，不成人形，并患上失语症，即使在辛店河水的怀抱中疗伤并恢复语言功能，却由于内心的愧疚和被人发现的焦虑而无法自如地表达、交流。阿毛，川大的死对头，他是表面上最后的赢家，但是他失去了自己的心脏，并永远地失去了的记忆。还有一些人，他们或隐姓埋名，或化妆逃遁，生活在期货后遗症中，再也没法回到过去那种即使是平庸却也有一份安稳的生活。
期货没有罪恶，它更无心充当毁灭个人、破坏家庭和社会的杀手。作者在不动声色地陈述期货市场的风起云涌、风云色变中剖析人性的弱点：期货的连带恶效应源于人自身的缺陷，罪恶源于人本身的欲望，所有争斗最终源于自己，而不是别人。对金钱强烈占有的欲望是人类无法简单克制的，小说刻画最深刻的是两个女人，厉亚萍、红刚。厉亚萍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单身女人，妖娆讨巧，为了获得金钱，不惜牺牲自己的肉体、自己的情人；也许她从没有过真正的情人，人在她眼中只是工具，占有金钱才是她的目的。在她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一反传统女人是男人的附庸的主流印象；她与男人的关系明显地表现了相互利用，互为工具的特点，表明了时代发展中人际关系的异化。作者让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男人得到了不计其数的金钱；但是，她将在孤寂和清冷中度过余生。红刚是众多普通女性中的一个——有着固定工作，拿着固定工资，过着平淡小日子的女子，但是她梦想改变眼下的平淡，羡慕金钱的势力，听说丈夫终于开窍要利用副厂长之职为她带来利润，她消逝已久的女性温柔在丈夫面前全面迸发，不得不让人惊诧于金钱的魔力。女人占有金钱的欲望似乎比男人更强烈，作者的这种价值取向直指当下；而男人则为了女人而去争夺金钱。赵部长是一个代表，他就是为了得到厉亚萍而不惜提拔照顾阿毛——厉亚萍的旧情人，这是对抢夺了阿毛的情人而对其的补偿，不可否认厉亚萍对金钱的欲望也是赵部长要求在期货市场获得巨大利润的驱动力。铜矿加工厂副厂长曹成，因留念妻子红刚的温情而决然走上期货市场的不归路。但是做期货的初衷仍然有不是为了金钱和女人的，创作主体对这一类人物寄予了真挚的同情。川大把期货当成一桩事业，凭着他的勇气和魄力，还有天生对期货行情的敏感，他一度坚韧地抗拒崩盘爆仓的危险，以自己顽强的毅力和敏锐的分析使自己的运作转危为安并取得全面的成功，但期货行情永远没有唯一正确，期货行情永远充满不计其数的变相，在坚持做多中，他最终失败了。他的失败在于他的执着，作者欣赏这种执着，认同这种农民对土地执着留恋的性格，但无法挽救川大的失败。阿毛做期货就是为了川大作对，他对期货的认识并没有川大那样深透，也没有川大那样的理想，他只是为了报复被赵部长冷落的仇恨，要在赵部长亲睐的川大身上报仇，这样一种偏执让他卷入期货战争，并且似乎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是作者却让他毁灭从争战中获得的战利品——埋葬了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的钞票。无论是出于对金钱还是女人的渴望，还是执着于自己的感觉、好恶来做期货，实在的动机都是当事人自己内心的恶魔，欲望是恶魔，复仇争胜是恶魔，过分的执着也是恶魔，所以佛家提倡四大皆空，无我无执。没有一个人获得真正的成功，作品由此蒙上了挥之不去的幻灭感，并引发读者思考：既然欲望带来灵魂的骚动，并且与生俱来，如何安置不平静的心灵，让它获得安宁和自由？这个问题也固执而强硬地逼迫作者探寻人生的意义。
实际上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说，他们都是清醒的。川大最先预感到情人陈梅贞死亡的气息，但是他在爱恨交织中最终放弃了挽救，以至于他知道陈梅贞已死去而如释重负又无限愧疚。川大在做多大获全胜之后继续做多，实际上他对行情将转向利空也有预感，可是一股无形的力量阻碍他、牵扯他继续做多。志锦对行情始终有着准确的判断，但是他在云中最需要他的时候却留学日本，而这个安排竟然是川大自己要求的。因此在川大做期货的顶峰，也时时处处充满危机，甚至死亡的暗示无处不在，充满了无限沉重的压迫。清醒变成了招牌，丝毫不能改变命运，这就是做期货的宿命？作品留给读者的疑问使读者意识到期货中的清醒实际上仍然停留在对眼前利益和事实的关注，缺乏真正的智者对生活本质的穿透，不是寻找终极的解脱和自在，所谓的宿命就是对做期货的生存方式的一种保留的批评。
作者运用多重时间并置的叙说方式，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将未来、过去、现在同时展现在读者面前，给读者构造了一个立体的多维时空，并且随意穿越在历史的任何阶段，既造成了时间上的茫远缥缈感，又设置了情节上的悬念和期待。这种穿梭在时间河流中的自由使作者能自如的处理要表达的意象。建华的出家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一种声音，它在读者不知结局的时候告诉你，在读者要忘记的时候提醒你，使整部作品在期货市场硝烟弥漫时仍然渗透着一股出尘的冷静和清凉，以此消解争斗的欲望，使人获得宁静。但是建华尽管出家，她最终仍未能忘情于人世，对川大尸体的处置表现她对云中深厚的理解和爱意。当作者赞赏地描写这一幕时实际上否定了佛家真正能让人解脱的可能，佛家强调的无执无住阻碍了大众对它的实行，它也许仅仅是暂时对生活的回避，由此来解决人生困境显然不可能。
何处是归程？何处是家园？古老的辛店在黑色蝙蝠的笼罩下显得阴森恐怖，尽管蝙蝠后来成为辛店家园的守望者并为之悲壮地牺牲了自己，仍然无法抹去它本身作为暗夜的精灵带来的这种阴暗沉郁感。但是作者反复强调川大一回到辛店便失去对女人的欲望，一回到城市则恢复对女人的激情，象征了乡村的纯净无欲，古朴纯真。川大临刑时终于回忆到辛店人物清晰的面貌并叫了尤老瘪一声“奶奶”，也暗示了他对辛店地亲切感受和认同。郭欣对记者黄崎清纯如风的欣赏以及对与农家卖鱼女一起生活的憧憬，同样带有回归乡村田园生活的意向。从期货中退出，回到乡间似乎是一种成功的治疗，阿毛从在柳树下画画中获得宁静，王勇在维护辛店古老文化和文物的过程中得到心灵的救赎。从期货市场撤出，回到乡村如越过黑暗，走向黎明。这是作者一种美好的愿望。
然而人生的舞台不仅仅在期货市场，人类面临的困境也不仅仅是期货市场上的争夺。乡村因为遭受城市的侵占而激发了人文工作者对农耕古老文明的同情和守护，而城市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更强化了对乡村的渴望与回归。乡村是我们在城市碰壁后幻想的乌托邦，它能否承载现实中我们的疲乏，医治我们受损的神经，这是一个问题。城市的寄居者如何释放自己的心灵，寻求与城市的默契和融合，最终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是作者留给我们的问题，也是我们正面临的问题。
（编辑：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