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贲

　　动荡的上世纪30年代，不少外籍人士与中国革命结下不解之缘，美国记者伊罗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上海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评论》，发表左翼作家和中共地下党的文章，并与包括鲁迅、茅盾、丁玲等人在内的许多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和作家有很好的私交。

　　鲁迅为伊罗生饯行

　　鲁迅与托派的关系，一直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争论问题。1980年伊罗生到中国访问，由于他和鲁迅相熟，一些国内的鲁迅专家拜访了他，向他求证当时的一些历史细节。

　　伊罗生在谈到这些访问者时，这样记叙道:“从他们那里，我倒是反而听说了一件我已经忘记了的事情……居然把这事忘了，连我自己也觉得诧异。”伊罗生说的那个事就是他在1934年离开上海去北京之前，鲁迅为他饯行送别。

　　对那些“激进的外国人”而言，30年代初的斯大林派和托派之间主要还是理论和政策的分歧。用伊罗生的话来说，还没有划开一道“血线”。像李福仁这样公开的托派还能与像安格尼斯·史沬特莱这样的斯大林派有共同的语言。当时的左派书店不仅出售马克思的书，也还同时出售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著作。李福仁自己也曾经在上海的塔斯社任过职。有一阵史沫特莱害怕被国民党特务行刺，轮流到她在法租界的公寓当义务保镖的就是托派的李福仁和伊罗生。

　　1933 年以后托派与斯大林派的对立愈来愈严重，那是以后的事了。1933年11月，伊罗生在一篇纪念十月革命16周年的文章中，没有提到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上海的左派大为不满。一天开会时，伊罗生被要求重写一篇文章赞扬斯大林同志，他拒绝了，在那之后他又被给予一个到苏联学习，“认识错误”的机会，但他又拒绝了。上海的左派从此视他为托派敌人。这个时候鲁迅能公开为伊罗生饯行，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伊罗生回忆30年代初与鲁迅的交往，“不仅鲁迅常到我们家来做客，我也常到他家去看望他。这种来往相当频繁，所以我也就不特别记得那一次见面了。令我吃惊的是，我从鲁迅的日记中得知， 1934年3月25日，就在我们离开上海去北京的时候，鲁迅特意为我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到场的有十个人，没有名字。”伊罗生是事后才领悟鲁迅送行的意义，“这件小事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鲁迅是怎样的一个人。当时我已经停止和所有的共产党朋友往来，他们也不再理睬我，也就是说断绝了一切个人关系。然而，尽管鲁迅当时很接近在上海的共产党员……但还是这样礼遇于我……这样一个小小友谊行为其实有很重的政治和个人行为分量。”

　　伊罗生离开上海去北平，在那里写了一本关于1925年到1927年中国革命的书，这本书于1938年在英国出版，就是现在中国问题研究者几乎无人不知的《中国革命的悲剧》。它的序就是托洛茨基写的。1940年托洛茨基遇害后，伊罗生就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伊罗生和《重访中国见闻录》

　　1980 年伊罗生到中国访问，见到了30年代他在中国的一些熟人，其中包括茅盾、丁玲，还有宋庆龄，他的许多印象和感想都记在《重访中国见闻录》一书中。其中有一篇是谈茅盾的。1980年，茅盾84岁，离伊罗生第一次在上海认识茅盾，相隔了48年。伊罗生回忆道，“我第一次在上海见到茅盾时，他是一个瘦削、寡言、机警的36岁青年。鲁迅来看我们时，总是由他陪着，他给鲁迅当翻译。”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和《秋收》的英译本就是发表在伊罗生所编的《中国评论》上的。和鲁迅不同，茅盾是个老党员，所以一直“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把作家看成是为党的事业服务的战士”。

　　久别重逢，伊罗生和茅盾当然有许多旧事可叙。见面前，作家协会的人告诉伊罗生说茅盾听力不好。但等伊罗生见到茅盾时，发现茅盾的听力根本没有问题，所以疑心他是不是一直在故意装聋作哑。伊罗生问起茅盾他们在上海分别后的情况。茅盾“开始背诵他的政治简历”。从1921年参加革命一直说到1965年不再担任文化部长。茅盾告诉伊罗生，“文革”时他没有受到冲击，也没有被关进牛棚。“你有没有写作呢？”伊罗生问。茅盾说:“没有。我觉得没什么好写的。在‘四人帮’时期没什么好写的。”茅盾告诉伊罗生，打倒“四人帮”以后，“作家们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但反革命的作品是不允许的。”伊罗生问:“什么是反革命作品呢？”茅盾答道: “我说的是反党的作品，”继而又解释道:“反党就是反社会主义。”伊罗生问:“那么由谁决定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茅盾答道:“由群众决定。”伊罗生问:“要是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看呢？”茅盾答道:“鲁迅是不会允许反革命、反党作品的。”伊罗生问茅盾是否还在写作，茅盾答道:“我在写我的自传，从青年时代写到1949年。”伊罗生问:“1949年以后要不要写呢？”茅盾说:“要是有时间，再写1949年以后吧。”茅盾终于没有能写出他的自传来， 1981年4月5日，就在见伊罗生的6个月后，他就去世了。

　　除了与30年代“左派”故友的见面，伊罗生还记了这样一件小事。伊罗生离开北京前，鲁迅研究专家唐?[NextPage]
　　去看望他，带了一本自己的文集。唐?

　　特意让伊罗生看了文集里所附的一张照片。那是1933年萧伯纳访华时在宋庆龄上海寓所花园里摄的。照片中从左到右共有当时参加聚会的七个人。

　　在重访中国，由北京到上海的飞机上，伊罗生的太太浏览一包英文版《中国文学》的赠刊时，意外发现了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同样是宋庆龄寓所的花园，应该同样是那几个人，但唯独伊罗生和林语堂从照片上消失掉了。伊罗生写道，“我凝视着这张照片，觉到了它强烈而缓慢的冲击，我重返中国的所见所闻使我觉得像是一次乘坐时间机器的旅程，跨过了整个的人生隔阂又回到了中国……对于我从前的朋友而言，我确实是已经不存在了。”

　　到了上海，伊罗生去访问鲁迅纪念馆时，居然在纪念馆的墙上又一次见到了这张照片。照片没有经过特殊处理，上面还是七个人，不是五个人，但照片的说明却是这么写的:“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及他人。”鲁迅博物馆的人为伊罗生复制了这张照片。在拿到这张照片时，伊罗生问，是不是可以替他写上照片里所有人的名字，而“不是‘及他人’”。所有在场的人一起发出一阵“会心的大笑”。

　　阮爱国就是胡志明

　　伊罗生和布切曼在30年代的上海时，认识了越南的胡志明。布切曼的公寓是托派外国人的一个庇护所，李福仁在他的公寓里免费住过一年。1930年胡志明在上海时，也在布切曼的公寓里藏过身，胡志明当时名叫“阮爱国”。他为了躲避警方追捕，住在上海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所。当时负责保护胡志明的就是伊罗生。除了给胡志明一些钱过日子，他还要帮他偷偷逃亡到欧洲去。1933年中俄重建外交关系后不久，从海参崴来的货船可以进入上海港了。伊罗生跟当时塔斯社的通讯员契尔诺夫联系，看能不能让胡志明搭苏联货船偷渡出去。契尔诺夫冷冰冰地表示不行，深怕因此危及刚刚建立起来的俄中贸易通道。伊罗生有对这件事的回忆:“契尔诺夫一定把我的提议看成是一桩‘左派幼稚病’，我则看到斯大林‘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政策和苏联利益优先于一切的一个例子。”

　　布切曼没有参加共产党，但他同情共产党，更同情日本人统治下的中国人。布切曼在跨太平洋新闻社工作时，帮助他的朋友，《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田伯烈编辑过一部手稿，这是一部记录日本军在中国暴行的手稿。布切曼把手稿偷偷带出中国，1938年在英国出版。这本书早在1938年就有了中文译本，中文版的书名是《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杨明译，1938年7月出版)，那是在原著公开出版前，根据原稿副本翻译的。根据这一中译本进行转译的还有两种日文版本。田波烈的书不仅仅披露了南京大屠杀事件，而且还记载了日本侵华战争初期在华北、华东各城市所犯下的暴行和日本空军狂轰滥炸所造成的灾害情况。

　　布切曼在上海拍摄了许多照片和一些纪录片。他原本是想记录中国“工人受剥削”的情景，例如扛大包和拉车的苦力、纺织工厂里的女工、贫民窟里的孩子、租界里的外国兵，还有30年代的上海水灾。但现在看来，这些照片和纪录片的意义远不止如此。1939年，托洛茨基已经流亡到墨西哥的考约奥冈。上海已经在日本人的占领之下，布切曼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李福仁说布切曼应该把他在上海六年所作的摄影记录拿给托洛茨基看，伊罗生为他写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介绍信，他就到考约奥冈找托洛茨基去了。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