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励生
王炳根的作家传记写作我关注较早，先后就给《永远的爱心：冰心》《郭风评传》《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写过评论或专论，并发表在《文艺报》《泉州文学》《诗探索》等报刊上——也就是说，对他的研究对象和写作方式我曾有过比较切近的会心。我以为，起码前面的这三本专著在作家传记写作上不仅别具一格，而且别开生面。
我曾经给过这三本专著一个关键词：寻访。这个寻访的意义在于田野调查，也即带有人类学或社会学调查性质，但毕竟囿于寻访，更多的时候却明显倾向于场景触摸。做文学研究的人都清楚，自美国新批评以来有“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分。因为传统的“外部研究”毕竟难以抵达文学文本的本质，“内部研究”在很长的时间内成了显学。同时又带来新的问题，尽管形式主义研究在科学性与系统性方面学术成就极高，然而其终难摆脱“以单一结构概括天下作品”的窠臼并逐渐丧失文本的具体分析力而遭人诟病。就在这个文本与理论产生的众多裂缝处，王炳根却掉头选择了“非文本价值”。王炳根的寻访，我不知道后来是否带上了某种职业的惯性（比如文学馆长的“博物癖”）？无论他是去美国、日本、巴基斯坦访问或访学还是在国内的作家故居、故地寻访，都带上了“博物”的眼光和心境。这些，均典型地体现在了其新著《雪里萧红》（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中。
“博物情结”可能有个基本的特点，便是太熟了没有新鲜感，太生疏了就可能不知所云。冰心、郭风、蔡其矫、林语堂跟福建有关的作家不用说，萧红、沈从文、老舍都是中国的顶尖作家当然耳熟能详，我颇感兴趣的是王炳根对美国康城作家爱默生、梭罗、奥尔科特、霍桑等故居或故地的寻访。对这些作家的作品王炳根显然是熟悉的，由于寻访冰心当年留学美国的足迹，流连于同属波士顿西郊的慰冰湖和瓦尔登湖，并进而领略康拉德镇的文学精神：尤其是梭罗的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和身体力行，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哲学与美国精神，等等。与此同时却也似乎成了“压在纸背上的心情”，以为爱默生是“一个国家的先圣与发言人，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一个用终生来实现自己诺言的‘美国学者’。还想说一句话，爱默生时代的美国，与今天的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谁来为我们的心灵指点迷津？”（第151页）是否王炳根对作家的期望值未免过高了？其实他愿意关注一下当下的中国思想界，其实跟爱默生时代的美国一样，关于“主体性中国”的思想早已经出现，而且颇有燎原之势。即便是梭罗的个性独立与精神自由向往，以及《爱默生与梭罗》文中所揭示的颇为耐人寻味的“自由与平等”的内在精神冲突，在当下中国也屡见不鲜。而从《小妇人》中读出奥尔科特与冰心“爱的哲学”的某种共通性并高度赞赏，则跟他对冰心文学精神的默有会心有关。
在我看来，其在美国寻访冰心当年留学时生病所住的青山沙穰疗养院的过程中，读出的“爱在右，同情在左”文学思想产生的契机与根据显得尤其有力度：那是一种生命意义的倾听，就像人们常说的“病人和穷人离上帝更近”一样，如果当年冰心不是在异国他乡生病了，几乎贯穿了她一生的这种中西合璧的生命哲学精神，以及经历了革命的浪潮冲击和退潮之后仍然葆有的精神高度，是否可能？另外则是对“青山”的近乎圣地的朝拜，尽管“冰心体”完全得益于五四精神，但“青山”的意义确为异乎寻常：“《寄小读者》中有七篇写于青山，《往事》（二）计10篇写于青山，而专门描写青山的便有5篇，《山中杂记——遥寄小朋友》也计有10篇……这些描写青山的篇章，在冰心的散文中，皆为上乘之作。”（第130页）意味深长的是，这种青山情境的精神寻幽其还延伸到了林语堂和郭风，前者所谓“两脚踩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似乎都跟山地板仔之山的高度有关，当然也跟远在上海主编《万国公报》（原为《教会新报》）的“美国进士”林乐知有关，是当牧师的父亲得风气之先把子女送出山地板仔接受新学教育，才跨越了那山的高度的；后者那五官感觉的开放所带来的文本清新的气息的《山中叶笛》，一点也不亚于作者早年“故乡的叶笛”名篇。如果说，前者毕竟还不能完全回答为何林语堂要在他的代表作《京华烟云》等中充塞了那么多外国人看不懂中国人嫌啰嗦的道家思想以及人物，而后者除了得益于郭风当年下放地浦城山乡实地寻访的场景触摸，还得益于相关的文本分析，从而反衬出非文本的精神价值的。如“抒情的优美，童真与童趣，视觉的流动，简洁的浸染，叠句与回环式的咏叹，令人想起《雨季》，想起《花的沐浴》，想起……”（第64页）等等。
在这一点上，全书最精彩的恐怕要数对川端康城笔下的实地场景的触摸。有趣的是，在具体寻访的行走、感受、感觉、联想和触摸的理解全过程之外，《阅“古都”》本身反而成了个颇具精神张力的精彩文本。我想，除了得益于对川端文学作品的熟悉和喜爱之外，川端小说中的那么多的实景实地描写——对我们来说，是货真价实的异国风情，这显然还得益于新鲜感的触摸与感悟，诸如“垂樱”、“踏石与桥殿”、“嵯峨野”、“四条大桥与祈园节”、“八坂神社与御旅所”、“红格子门与小格子窗”等等。《古都》中的人物千重子等就反复叠印在作者寻访的实地与实景当中，这可能又跟他理解川端作品“是用感觉的片断来缀叙人物的命运，而非以故事演义之，这是他最重要的文学观念。因而，他的小说都不长，哪怕是有着极大的人生容量的作品，也在一个中篇里便完成了，其如《雪国》与《名人》都是如此”（第251页）有极大关系，其感觉碎片的缀叙，人物与场景的交替触摸与细节理解（比如千重子与养父太吉郎的“庵里幽会”的“感情的流动”和千重子与苗子在御旅所相认等），目的显然是努力接近于川端的感觉，“常常借助自然的力量与神的力量，这就使他的感觉有些神秘甚至玄妙”。在我看来，可能便是这同样体验着的“神秘与玄妙”的感觉以及具体的鲜活而跳跃的感受充满了文本张力，成就了这篇美文。
称得上美文的单篇文章可能还有《雪里萧红》《雨中凤凰》以及《贵族马克-吐温》等。只不过，对王炳根的赋予作家的故乡以特殊之意义，拙见略有不同，因为它很可能是柄双刃剑。一般而言，对故乡有特殊情感的有三：少年离家的人、因为憎恶周围环境而虚构故乡的人和有家回不得成了离乡有离愁的人。也许如萧红、冰心、林语堂的故乡确实意义颇为特殊，而如蔡其矫、郭风、沈从文则可能未必，也就是说，前者对他们的人格养成可能有关键性影响，比如萧红的《呼兰河传》、冰心的作品不少有自叙传色彩，这跟当年的个性解放、文体自由的特殊年代有特殊关系；而沈从文、蔡其矫的魅力不少时候可能更出于各自的传奇式经历，从而人们可在其作品中分别读出不同色彩的中国文人特有的那一种“游侠”精神。对故乡，作家们可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虚构”和“寄托”，因此如果寻访那已被虚构和“寄托”了情感的作家故乡，来直接理解作家的精神世界，让我觉得王炳根有点冒险。
诚然，非文本的价值并不能完全脱离文本世界，但是，对作家故居以及相关生活场景的触摸以拓深对作家文本的创造性理解，无疑会有大帮助，尤其是接近着文学精神的时候，则更如此。
——完稿于2007年11月初
(编辑：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