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兆忠

鲁迅先生

      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鲁迅立足本土、兼容东西的巨大创造力和成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著名现代画家张仃，被称为“毕加索的东方知音”。从少年起直至90岁高龄，张仃一生都是鲁迅的崇拜者。鲁迅的人生追求对张仃的人生和艺术历程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他们在人格、人品与艺品高度统一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点。张仃始终用独特的眼光和角度理解着鲁迅。

　　不想去打扰鲁迅先生

　　1932年，年仅15岁的张仃从日寇占领下的东北故乡流亡到北平，考入北平私立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

　　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陈腐守旧的校风，使他身心处于焦虑状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进入了他的视野。在鲁迅杂文的启发下，张仃开始画漫画，揭露社会黑暗。1934年9月，张仃因参与组建北平左翼美术家联盟的活动，被捕入狱。

　　出狱后的张仃，漂流到南京，靠画漫画为生，继续抨击社会黑暗。当时鲁迅就住在上海，正领导着左翼青年木刻运动。但是崇拜鲁迅的张仃并没有去拜访鲁迅。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张仃这样回答“我后来到南京，经常跑上海，本来是有机会认识鲁迅先生的，但当时不想去打扰，因为鲁迅先生的时间很宝贵。”

　　1938年秋，张仃来到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但在“鲁艺”执教的那一两年，张仃一直很受压抑。张仃喜欢西方现代艺术，喜欢毕加索。但鲁艺美术系主任蔡若虹十分瞧不上毕加索，说像毕加索那样的东西，他一天可以搞几十幅。蔡若虹的窑洞紧挨着张仃，有一次杀鸡待客，蔡若虹当众剁下一颗鸡头，大着嗓门喊“看，这就是毕加索！”

　　还有一件事，也令张仃伤心：刚到延安时，张仃手里有几个钱，就请大家吃了一回牛肉，不料有人打小报告，在一次学习会上，那人揭发了此事，说张仃拉拢腐蚀自己，张仃一听就火了，拍案而起“这种会议，我不能参加！”说完拂袖而去。见此情形，性情耿直的杜矢甲起来打抱不平，结果也挨了批。

　　张仃在“鲁艺”为什么受到如此的待遇？个中原因分析起来意味深长。当时在延安，张仃和塞克、杜矢甲被人称作“延安三大怪”，气味相投，都是性情中人。塞克是诗人，杜矢甲是歌唱家，张仃是画家，三人经常聚在一起聊天，探讨艺术。其实所谓怪，无非就是他们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和别人不一样，个性比较突出，其中又数张仃脾气最为火爆。

　　除个性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刚到南京时，张仃孤苦伶仃，靠画漫画为生。当时上海有家叫《生活漫画》的杂志是左翼办的，曾得到鲁迅的肯定和支持。自以为也是左翼的张仃也去投稿，没想到全部退了回来。张仃只好将作品寄给张光宇主编的《上海漫画》。不久，张光宇发表了他的作品，而且做成了彩色珂罗版。从此，张仃一举成名，他与张光宇的友情也由此开始。

　　张仃加入以张光宇为核心的漫画艺术团体，给自己带来复杂的后果。按照当时的阶级分析法，经营着“时代图书公司”的张光宇只能属于资产阶级。张仃加入这个团体就等于给自己打上灰色的政治烙印。

　　张仃后来主动离开鲁艺，到了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那里风气比较开明，有丁玲、萧军、罗烽、艾青等朋友。他们都是鲁迅的崇拜者，视鲁迅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1941年秋，延安召开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张仃用炭笔画了一幅巨大的鲁迅肖像画挂在会场。肖像原作早已不存，现存一帧历史老照片，为这幅作品提供了耐人寻味的注释，对于我们理解张仃当时的处境与心境极有参考价值。[NextPage]

　　“讽刺是漫画与杂文的灵魂”

　　1941年末至1942年上半年，是延安文坛文风变幻之际，其直接的契机就是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活动。针对革命“圣地”延安存在的某些落后现象，鲁迅的弟子们重举启蒙主义大旗，希望使革命根据地变得更加纯洁美好，以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为首，一批闪耀着鲁迅批判精神的杂文先后登场，如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文艺家的大胆言论引起革命领袖的警觉，这些超前的言论在当时严峻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具有震撼作用，不利于内部的凝聚与团结。于是，革命领袖发起了文艺整风运动来消解这场危机，丁玲等受到了批判和警告。

　　在这场运动中，张仃扮演了一个无法替代的角色。1942年5月中旬，也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张仃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长文《漫画与杂文》（分别刊登于1942年5月12日、5月22日的报纸）。文章中，张仃从美学的角度阐述了漫画与杂文的价值及其艺术规律，提出“讽刺是漫画与杂文的灵魂”。当时延安盛行一种观点，认为革命根据地只能歌颂，不能暴露，张仃认为这种看法过于偏狭，因为“人类社会有矛盾，有笑，有泪，就有讽刺，有谁能认识客观真理，不怕真理，也就不怕反映客观真实的含有真理的讽刺”。为了证明讽刺的价值，张仃引用鲁迅肯定讽刺的观点，还有鲁迅杂文中的讽刺手法。然后，张仃引用鲁迅的《这样的战士》，正面提出理想的艺术人格———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

　　……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但他举起了枪。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他们的心窝。

　　“这样的战士”就是鲁迅的自画像。张仃写下这些时，以鲁迅为楷模的决心表现得十分坚定。

　　鲁迅绘画艺术上的知音之论

　　张仃写过一篇《鲁迅先生小说中的绘画色彩》，发表于1942年10月18日的延安《解放日报》，这是篇奇特的文章，在汗牛充栋的鲁迅小说论中独树一帜。

　　在张仃的眼中，鲁迅的作品，猛看上去很像单色版画，但在凛冽的刀尖所刻画的景色和人物上，笼罩了一层薄雾，迷蒙中具有色彩，然而这色彩太黯淡了。张仃进而认为，鲁迅浸透了劳苦大众的感觉与情绪，不能感受太鲜艳的色彩，也没有太鲜艳的色彩可以唤醒鲁迅的感觉，因为封建社会把人民对于色彩的享受都剥夺了，把颜色分出阶级来。这是非常到位的阶级分析法。

　　此文最引人入胜的，是发现了鲁迅小说中的印象派的色彩，作者以《补天》、《阿Q正传》中的描写为例———

　　她擎起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膀，天空便突然变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她在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曲线便消融在淡玫瑰色的光海里，到身中央绕着一段纯白……（《补天》）

　　四只手拔着两颗头，都弯于腰，在钱家的粉墙上映出了一个蓝色的虹形的影子……（《阿Q正传》）

　　张仃由此断定鲁迅早已接受了印象派的色彩，因为在古典绘画时期，描写物体的影子是物体的固有色加黑色，而到了印象派绘画，这个清规戒律终于被打破，在色彩中，纯粹的黑色是不存在的。

　　这个对于张仃来说极自然的发现，具有深刻的意味。首先，它从一个鲜为人注意的角度——色彩的角度，证实了鲁迅小说的现代气质与艺术上的前卫性其次，在红色延安的背景下，指出鲁迅小说的印象派色彩，暗含一种挑战性，因为当时的鲁艺美术系，政治上虽然进步，艺术上却相当保守，遵循的基本上是古典学院主义那一套，排斥西方的现代艺术。

　　然而张仃没有停留于此，他进一步指出鲁迅不但有自己独特的色调，而且是地道的民族气派，比若干中国洋画家们欧化色彩的绘画更富于东方色彩。印象派的色彩不过是被鲁迅吸收消化、形成中国气派艺术风格的素材。于是，在鲁迅的作品里，张仃看到了———

　　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棵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间，显出几十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在酒楼上》） [NextPage]

　　“进步的美术家”

　　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期待中国美术界出现那种兼有“进步的思想、高尚的人格”与“精熟的技工”的“进步的美术家”。后来他领导左翼木刻艺术运动，针对青年木刻家艺术表达上的幼稚，一再强调艺术技巧的重要，可见鲁迅始终是强调人品与艺品统一的。

　　其实，这种进步艺术家在当时中国的漫画界不乏其人，比如张光宇们。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鲁迅与他们失之交臂。在鲁迅期待的视野中，看不到艺术上比较成熟、足以代表中国现代美术最高成就的以张光宇为核心的自由漫画家的身影，显然，鲁迅是将他们划到了“新月派”一类的阵营。而张仃始终对他们充满敬意，并且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张仃与自己崇拜的鲁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张仃与鲁迅的这种距离，来自于不同的职业、身份、人生经历和具体的生存处境。作为一名职业画家，张仃对艺术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和投入，有相当“唯美”的一面，这无疑是他崇拜张光宇的一个重要原因，政治上的“革命”和艺术上的“唯美”，在他身上微妙地并存；同样作为一位后辈，张仃没有经历过鲁迅那个时代新旧势不两立的严酷现实，衡量艺术的尺度更宽，因此，像张光宇那样虽非左翼同样追求进步的杰出艺术家，在他心目中有着极高的地位。

　　其实，张仃本人就是鲁迅期待的“进步的美术家”之一。现代文学史家董炳月在研究中发现，鲁迅欣赏并向中国美术界郑重推荐的美国漫画家勃拉特来（L．D．Bradley，1853—1917）的作品《秋收时之月》，与张仃的《春耕》在题材与构思上有惊人的相似，都表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与对黑暗现实的讽刺鞭挞，遂推定后者受了前者的影响。其实，是否受了影响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幅作品的主题内涵与艺术格调上的不谋而合，这从更广的意义证明了张仃受鲁迅影响之深，也证明进步艺术家的内在精神总是相通的。

　　作为一名漫画家，张仃特别看重艺术上的夸张与变形，这与鲁迅对于漫画的看法有一致的地方。鲁迅有一段著名的漫画论“漫画要使人一目了然……虽然有夸张，却还是要诚实。”但在具体的美术批评中，鲁迅并不强调夸张，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画家技术上还很幼稚，写实的功底尚不具备，因此鲁迅一再告诫青年画家要先把东西画得像。

　　在这一点上，张仃并没有拘泥于鲁迅的教导，而是顺着自己的艺术天性，尽情地夸张变形，这与他作为一名职业画家的自信有关。张仃也有一段著名的漫画论“变形和夸张是漫画杂文的两大法宝，漫画和杂文有这两件法宝便‘一身是胆’，如果取消，就等于解除武装……”张仃甚至认为“夸张不一定要现实的真实，只要合乎艺术的真实。”由此可以品味出他与鲁迅主张细微的差别。

　　显然，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艺术上张仃更具一种“唯美”的纯艺术家气质。事实上，张仃一生的艺术追求都证明了这一点，为此长期以来他一直被讥为“形式主义”。在对绘画艺术形式的追求与肯定上，张仃具有更加宽阔的幅度，这是他与鲁迅不一样的地方。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