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仲庚
一
1985年，韩少功曾热情地鼓吹文学寻根：“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由他发动，一场广泛而持久的“文化寻根”热便在全国蔓延开来，并因此而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们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寻根文学，80年代的中国文坛将会失色多少。由此而论，作为寻根文学首倡者的韩少功，应该是他的文学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一笔。但奇怪的是，韩少功不仅没有以此为骄傲，还似乎颇有微词，如十几年后有人问他：“你在十多年前即发起´文化寻根´，身体力行，近十多年来仍一直守护着自己顽强的表达。十多年过去了，不知你是否已经通过自己的创作找到了´文学的根´，即新的民族文化的生长点”？韩少功的回答颇有点出人意外：“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与我有一点关系，但我从来不用这个口号。我已经多次说过，´寻根´只是我考虑的问题之一，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任何一个简单化的概念，即便有些道理，也不过是一些思维的’方便’，是应该’随说随归´的，一旦僵固下来就可能形成遮蔽，就可能危害思维。”看来，韩少功对“文化寻根”不仅已失去了当年的热情，甚或已放弃了“文化寻根”。那么，在这个“问题之一”以外，韩少功又在“考虑”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从宽泛的意义来讲，韩少功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寻根”，只是寻根的方向和目标有所改变而已，这正如最近有人所说的：“韩少功提出中国作家需要向下看，不但看到了有些作家对他们的出身的彻底背叛，而且提出了中国作家的精神寻根问题。”当然，韩少功所关注的决不仅仅是中国作家的精神寻根问题，而是现代中国全体国民的精神寻根问题。韩少功将“寻根”的方向和目标从传统文化转向了现实生活，这或许是因为他觉得现实的精神寻根问题比传统文化的寻根问题更重要更迫切。
二
80年代的“文化寻根”，韩少功的收获应该说是十分丰厚的。但进入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韩少功并没有沿着已经成功的创作路子走下去，甚至连驾熟就轻的小说创作也差不多放弃，而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散文随笔的写作上。这很容易使人想到鲁迅：被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逼”着写了很多的杂文。韩少功与鲁迅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当然是不一样的，但被“逼”的情形似乎有点相似。
进入90年代，是什么东西在“逼”着韩少功？且看韩少功自己的描述：“我们身处在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周围的情感正在沙化。博士生们在小奸商面前低头哈腰争相献媚。女中学生登上歌台便如已经谈过上百次恋爱一样要死要活。白天造反的斗士晚上偷偷给官僚送礼。满嘴庄禅的商人盯着豪华别墅眼红。先锋派先锋地盘剥童工。自由派自由地争官。耻言理想，理想只是在街上民主表演或向海外华侨要钱时的面具。蔑视道德，道德的最后价值只是用来指责抛弃自己的情妇或情夫。什么都敢干，但又全都向往着不做事而多捞钱。到处可见浮躁不宁面容紧张的精神流氓”，“世俗欲望和精神理想开始出现分裂，这就是九十年代最重要的问题背景。”面对这种分裂，面对精神的堕落，素有“人类灵魂工程师”之美誉的作家究竟该怎么办？除了抗争，除了奋起拯救，似乎别无他途。因此，韩少功给同行们打气：“精神危机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活，人类文明的命运正在面临着新的现实难题……我倒是觉得精神危机的时代倒是为文化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创造空间。戏仿庄子的话来说：´治世（国）去之，乱世（国）就之´。越是精神出了问题，才越需要你们这些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才越可能出现优秀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带着这样的自信和责任，韩少功以笔为旗，投入了精神拯救的斗争，在人类精神的高地上，他缅怀着人的灵性与尊严，期盼着文学能给人带来“精神自由，为现代人提供和保护着精神的多种可能的空间”，乃至于“使人接近神”。很显然，韩少功在这里所说的也就是精神寻根的问题，只是其关注的重点已经从古代的传统文化转向了当代的现实生活。
那么，韩少功的精神寻根所关注的究竟又是现实生活中的什么问题？[NextPage]
首先，作为一个作家，有关文学的精神尺度问题自然是韩少功最为揪心的。他认为：“文学是审美，是怎样把握判断现实的精神尺度，是如何对自己和大众的生存现实保持一种创造性的价值追问的问题。”具体说来，韩少功的“精神尺度”又包含了哪些内容或者说他“追问”了哪些问题？
其一是“无我之我”的“诚实”：“无我之我，说到底不是技巧，而是一种态度。它意味着不造作，不欺世，不哗众取宠。它意味着作者不论肤浅与否，灵敏与否，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种诚实的声音。当越来越多的面孔变成谎言的时候，诚实是上帝伸向我们的援手，是一切艺术最基本的语法。” “诚实”本来是做人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对中国人来说，它历来就是一个很好的褒词，但在当今社会，“诚实”倒成了“无用的别名”，于是便导致了“假冒伪劣”的盛行。“诚实”的缺失已经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因而韩少功对它的呼唤不仅仅是救艺术之弊，更是救现实之弊。
其二是对生命意义的追究：“文学兴趣与人生信念融为一体，与其说是读作品，不如说总是在对自己的生命作执着的意义追究和审美追索”，对韩少功来说，“选择文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一种精神方向，选择一种生存方式和态度”，“作为职业的文学可以失败，但语言是我已经找到了的皈依，是我将一次次奔赴的精神地平线”。也正是在这种“追究”中，韩少功发现了“神圣的含义”所在：“思辨者如果以人生为母题，免不了总要充当两种角色：他们是游戏者，从不轻诺希望，视一切知识为娱人的虚幻；他们也是圣战者，决不苟同于惊慌和背叛，奔赴真理从不会趋利避害左顾右盼，永远执着于追寻终极意义的长旅。因其圣战，游戏才可能精彩；因其游戏，圣战才更有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悲壮，更有明道而不计其功的超脱--这正是神圣的含义。”我们对照现实生活，当一切艺术都世俗化、功利化，艺术家们也都争先恐后地以媚俗邀宠为能事时，韩少功的这一份虔诚与执着该是何等地珍贵。
其三是保留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知识是智慧的产物，但如果失去了对知识的警觉和怀疑，如果失去了直接面对生活实践的独立思考和心智的创造力，知识就会成为词句的沙漠，反过来枯竭智慧。”有了这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文学才可以“去蔽”，才可以发现常人所不能发现的东西：“文学最根本的职事，就是感常人之不能感。文学是一种经常无视边界和越过边界的感知力，承担着对常规感知的瓦解，帮助人们感知大的小，小的大，远的近，近的远，是的非，非的是，丑的美，美的丑，还有庄严的滑稽，自由的奴役，凶险的仁慈，奢华的贫穷，平淡的惊心动魄，耻辱的辉煌灿烂。文学家的工作激情，来自他们的惊讶和发现，发现熟悉世界里一直被遮蔽的另一些世界。”在当今的信息社会，霸权的传媒每天都将海量的信息抛给受众，人们成天被信息大潮所裹挟，根本就无法分辨其真伪，只能被真真假假的信息牵着鼻子走。文学若能以自己的独特“发现”而让读者感知“被遮蔽的另一些世界”，则文学之功就不仅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知识和生活的真面目，更可以帮助人们找回已经失去的主体性。
以上的“精神尺度”，也是韩少功用来进行文学批评的标准。在韩少功的眼里，最切合这一标准的当代作家便是史铁生和张承志。张承志“发誓要献身于一场精神圣战”，这就使他“已经有了赖以为文为人的高贵灵魂，他的赤子血性更与全人类相通”；史铁生与张承志不同，他的精神圣战没有民族史的大背景，他是“以个体生命力为路标，孤军深入，默默探测全人类永恒的纯静和辉煌”。而他们两人的共同意义就在于“反抗精神叛卖的黑暗，并被黑暗衬托得更为灿烂。他们的光辉不是因为满身披挂，而是因为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心诚则灵，立地成佛，说出一些对这个世界诚实的体会”。韩少功对张、史二人的激赏，其实也正是他自己的追求，他几乎是带着宗教的虔诚投入到捍卫“高贵灵魂”的精神圣战中的。[NextPage]
当然，韩少功关心文学的精神尺度，只是他关心现实的一部分，他更为关注的则是“大面积人群的生命存在”问题，尤其是“弱者的生存”问题，这同样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从关心现实出发。韩少功首先强调的便是必须有“问题意识”：“即善于发现社会和人生的现实问题。精神萎靡，知识混乱，创造力不够，这都是我们发现问题的障碍。”由此看来，韩少功的精神寻根决非是要回避现实蹈人虚空，相反，倒是极力要揪出现实中的问题。“我们正在进入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有些旧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消失，比如几千年官僚政治和极权主义的问题；有些问题正在产生，比如消费主义和技术意识形态的问题；有些问题是中国式的，比如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换和运用问题；有些则是全球性的，比如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问题，等等……我以为，一个作家也好，一个文学刊物也好，回避这些问题或者在这些问题上人云亦云，不是自己的光荣；恰恰相反，如果真要关心人，关切大面积人群的生命存在，包括要建设一种能够保护人生和健全人生的现代化文明，时刻抗拒某些潮流中的谬见和欺骗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说人文知识分子还有点什么用处的话，那就是要勇敢抗拒某些不义而且无知的文化潮流”。从这里可以看出，韩少功的“问题意识”决非是泛泛而论，而是有着切中时弊的具体所指。
其二，提出了解决问题所必须坚持的立场。韩少功认为要“关切大面积人群的生命存在”，也就是人民的“大利益”：“大利益就是´义´，就是精神。把精神描绘成排斥一切合理利欲的反世俗宗教狂热，是有些人常用的一种自我保护策略。中国好几次民意测验，证明民众最关心的是三大问题：腐败、社会治安、通货膨胀。这就是人民的´大利益´”。所以，韩少功决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宗教狂，他的精神寻根并非要完全脱离世俗化，而是要分清：“掠夺者的´世俗化´和劳动者的´世俗化´，不是一回事”。在韩少功看来，“关切劳动者的世俗生存，恰恰是道义的应有之义，是包括审美活动在内的一切精神活动的重要价值支点。现在的问题在于，有些人的´世俗化´只有一己的´世俗´，没有他人的´世俗´；只有´世俗´的肉体欲望，没有´世俗´的精神需求。这种恶质的´世俗化´恰恰具有´反天下之心´。也就是说，大多数人的世俗生存恰恰需要在一种社会的精神尺度制约之下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这种´精神尺度”也就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首先是弱败者的要求，但最终也是强胜者的利益所在”。
其三，从保护“弱者的要求”出发。韩少功认为必须抑制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因为“过于两极分化，至少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萧条，所谓内需不足，多数人没有购买力，老板们也没法做生意；二是犯罪（剧增）或革命，如果不能尽快使大家都搭上车，如果没有制度化的二次分配即非市场化的分配，无活路的人就会以暴力实行之。这两条都会使市场经济受挫，富人也活不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阶级冲突的良性解决就是阶级的共存和互助”；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历史上各朝各代只有抑兼并才能防止危机，才能安邦富民，其现代版本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么，说到底，韩少功的精神寻根，也就是要给现代人找到一方“共存和互助”的栖息地，让人活得像个人，不至于完全被“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生物进化规律所物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除了遵循客观的自然规律之外，毕竟还有一个人类自身发展的要求与目的的问题，亦即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该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韩少功所要寻回的，从根本上讲也就是这种目的性。因此，如果说韩少功的“文化寻根”是为了要拓展艺术创造的思维空间的话，“精神寻根´则是为了要拓展人类生存的现实空间。[NextPage]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韩少功决不是空谈家，他更强调“生命实践”的重要性：“我们常常并不缺少想法，要命的是我们不愿意，也不敢把这些想法付诸生命实践。”为救治人性中这种“要命的”缺陷，他权力推崇“行动者”：“行动是摘除性格毛病的伽玛刀。行动者大概总是比旁观清议者少一些生成毛病的闲工夫，也总是容易比旁观多一些理解他人和尊重团体的本能。”应该说，韩少功本人也就是这种“行动者”。在
三
韩少功的“寻根”从“文化”转向了“精神”，从“传统”转向了“现实”，这种“转向”的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或许会有人替韩少功惋惜，因为他倡导“文化寻根”时，很快便有传世小说问世，而倡导“精神寻根”几年来，却并未见有小说佳作问世。他会不会像鲁迅一样，为了同现实的时弊作斗争而在下半生就只能写散文随笔？需要指出的只是，成为伟大作家的前提条件并不在乎他写的是哪一种体裁的作品，鲁迅后半生只有杂文，这并不影响他的伟大，相反，正因为他对杂文创作的突出贡献，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
体裁本身并无高下之分，有高下之分的是作品的思想内容，而在思想内容的诸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又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真实体验和反映程度。对此，韩少功自己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他认为：“凡有力量的作品，都是生活的结晶，都是作者经验的产物，孕育于人们生动活泼的历史性实践活动。如果我们知道叔本华对母亲、情人以及女房客的绝望，就不难理解他对女性的仇视以及整个理论的阴冷。如果我们知道萨特在囚禁铁窗前的惊愕，就不难理解他对自由理论的特别关注，还有对孤独者内心力量的特别渴求。理论家是如此，文学家当然更是如此。杰出的小说，通常都或多或少具有作家自传的痕迹，一字一句都是作家的放血。一部《红楼梦》，几乎不是写出来的，四大家族十二金钗，早就在曹雪芹平静的眼眸里隐藏，不过是他漫漫人生中各种心灵伤痛在纸页上的渐渐飘落与沉积。”韩少功在这里所谈的是作家人生体验的重要性，这种人生体验当然决不只是个人的，如果我们联系到他对“底层”的关注，对“最多数人的基本生存状态”的关注，就不难理解，他所说的人生体验其实是将个人的体验与人民的体验熔铸在一起的，也正是这种“熔铸”才决定一个作家的伟大与否。曹雪芹的“心灵伤痛”，当然也决不只是他个人的，而是与大观园中那些弱女子的心灵伤痛合而为一的，这才铸成了他的伟大。由此而论，韩少功从传统文化转向现实生活，也可能将为他成为伟大作家铺平道路。他从文化寻根中找到了方法技巧，从精神寻根中找到了艺术生命的源泉，再加上他有意识地深入基层，去亲身体验最多数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当他将这些融汇起来，使之“飘落与沉积”于纸上时，就一定会有伟大的作品面世。
其实，关于文学创作的“源”与“流”的问题，毛泽东在几十年前早就说过了，在一段时间还成为作家创作的座右铭。只是后来有人将“深入生活”与“主题先行”联系在一起，所以在80年代人们反“主题先行”的时候，将“深入生活”也同时反掉了。不讲“深入生活”，便只好“深入”传统文化，“文化寻根”与此种背景也不无关系。但毕竟，传统文化只是“流”而不是“源”，艺术的生命只能系于“源”而不是“流”。韩少功的转向也正是从文学创作之“流”回到了艺术生命之“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韩少功很快就将有伟大的作品问世，对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韩少功同样是持批判态度的。为了抵制现代人重结果轻过程的浮躁心理，他特别地提出了“过程价值论”：“真理和理想正是体现在这种心智求索的过程当中，而不是在某个目的性的结论里。……我对过程的价值呈现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甚至是绝对信仰的”。也许，我们如果真的要想尽快收到效果，就应该有更多的人投入到“求索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说，而且要做。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