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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创作 《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是在27岁前后，我阅读这些作品是在17岁前后。我不仅读过这些小说，而且看过香港和内地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后来有学者告诉我，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像《家》 这样版次多，印数大的小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是一本控诉旧社会的书，一本控诉旧的家族制度的书。巴金是在用自己的血和泪写作，燃烧自己的心，点燃读者的心。所以，前些年有人刻意渲染“黄金民国”的时候，我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用巴金的作品提醒自己：“当下社会矛盾固然错综复杂，但旧中国就真的那么美好么?”
像巴金这样的大作家，能不能有机会亲炙其教诲，一睹其风采呢? 在我的青少年时期，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然而，1977年初夏，36岁的我终于美梦成真了。
机缘是那时我已调进了鲁迅博物馆增设的鲁迅研究室，参与《鲁迅研究资料》的编辑工作。通过黄源先生的介绍，我跟同事荣太之一起，到上海武康路拜访了巴金，交谈的主要内容是询问在“两个口号论争”的过程中，他是如何起草《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因为鲁迅、巴金等人拒绝加入“国防文学”倡导者组织的“文艺家协会”，但又要表明救亡图存、争取民族解放的鲜明立场，便由巴金、黎烈文分头起草，鲁迅审定，发表了这份《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巴金当时的态度是，要听鲁迅的话，鲁迅赞成什么，自己就赞成什么。与此同时，鲁迅也公开赞扬“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
由于我们来自新成立的全国唯一的鲁迅研究机构，又有黄源先生作为中介，巴金接待我们是很热情的。记得他除了在客厅请我们喝茶之外，还特邀我们去参观二楼的书房，这书房被“四人帮”查封了十年，1977年4月22日下午才启封。在巴金看来，启封这间书房，就是搬走了压在他头上的那块大石头，欣喜之情自然溢于言表。不过谈起发生于1935年至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巴金仍然十分拘谨。当年他并没有撰写论争文章，直到徐懋庸给鲁迅写信，以“中国的安那其”为罪名攻击他“卑劣”之后，巴金才被迫写出了《一篇真实的小说》和《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两文进行反驳。
那年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我立即把巴金的谈话整理成文，但还没有来得及请巴金审阅，七八月间他就给我们写了一封信，重复那天谈话的要点。他之所以这么做，显然是担心我们记录得不够准确全面。为了慎重，我又将谈话记录和这封来函合并为一篇短文，题为《<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及其它》，再次请他审定，并询问他是否同意发表。巴老欣然同意。不料1978年6月中旬，巴金又来一函，要求在此文发表之前再度审改。6月底，我们又将第二次的整理稿寄给巴金。可能是他尚未收到此信，有点着急，便在同年6月30日致黄源信，请黄源从中催促。信中写道：“我半月前给鲁迅研究室陈漱渝写过一封信，要他把去年七八月我给他和荣太之两个写的一封回信(后来他们得到我的同意改成一篇短文)在发表之前寄回给我看看，至今未得答复。说实话，我不愿给拖进‘三十年代口号之争’里面。”黄源立即来函转达了巴金的意思，但隐去了巴金信中最关键的一句：“我不愿意给拖进‘三十年代口号之争’里面”。同年7月17日，巴金对此文作了最终审订，几经周折，直到1981年5月才发表在《鲁迅研究资料》第8期。
像巴金这种下笔不能自休的大作家，一篇一两千字的短文，为什么会三翻四覆地斟酌呢? 我最初的想法是，那个年代刚粉碎“四人帮”，政治气候乍暖还寒，刚落实政策不久的巴金心有余悸，故行文谨小慎微。如今才彻底悟到，其根本原因是巴金一直想保持作家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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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巴金的32年之后，居然又有了参加巴金学术研讨会的机遇。2009年11月24日召开的“纪念巴金105周年诞辰暨第九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所提交的论文就是《我不愿拖进“三十年代口号论争”里面———对巴金一封信的阐释》。
我以为，巴金不愿被拖进口号论争中去，体现的是不搞宗派的博大胸襟。这正是巴金人格的闪光之处。
在第二年的第十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作了题为《读巴金<随想录>的随想》的发言。我对巴金作品中“神”“兽”“人”的概念作了界定，并论述了巴金《随想录》跟卢梭、赫尔岑和鲁迅之间的精神联系。巴金的《随想录》自发表以来，评论界的看法一直见仁见智：有些人认为这本书缺乏正能量；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本书敢讲真话，是中国现代散文的高峰，其成就逾越了鲁迅后期杂文。对此，我认为，巴金《随想录》跟鲁迅杂文的相似之处，一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主义流毒；二是对民众的“集体平庸”进行了揭露与批判。不过，《随想录》中缺少鲁迅后期杂文中那一类深挖旧文化积弊的文章，而呈现出更多的自省精神。《随想录》是时过境迁、余痛尚存情况下的“反思”型作品，而鲁迅后期杂文则是直面刀丛剑树的“外攻”型作品，不能用同一标尺衡量不同历史境遇中的作品。
2014年10月，正值巴金诞生110周年，巴金研究会举办第十一届巴金国际研讨会，我也收到了东道主的请柬。我正为写什么论文而犯愁时，一本书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书名叫 《巴金书简———致王仰晨》，而且是王仰晨的签名赠书，题有“漱渝兄存念，王仰晨，九九·九·北京”的字样。王仰晨是一位老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着作编辑室主任。他上世纪四十年代即跟巴金相识，是巴金极其信任的人，1961年曾接管《巴金全集》10卷书的编辑工作，新时期又主持《巴金全集》26卷本的编辑工作。这本书的珍贵之处，就是所收的392通书信，除29篇“代跋”之外，其他均未收入新编《巴金全集》，是研究巴金的第一手资料。于是我据此撰写了一篇论文提交会议，题为《展露巴金心灵的一扇窗———谈<巴金书简·致王仰晨>》。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供了一些一般读者和研究者不熟悉的情况，比如，巴金说，18岁时他在成都《半月》刊上发表的三篇文章都是东拼西凑之作。此外，《利娜》和《哑了的三弦琴》都是改写之作，不能等同于创作。其实，鲁迅早期作品中也有类似状况。另外，巴金出于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认为自己的失败之作多于成功之作。但这些不算成功的作品(如《爱情三部曲》《死去的太阳》《雪》)，乃至于建国后那些充满豪言壮语的文章，也都不缺乏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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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编辑全集，学者、编辑和作家往往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作家之间可能也有不同看法。史料学者往往注重作品初刊的原始形态，力图保持原有的历史痕迹。但巴金出于对读者负责，习惯于不断修饰润色自己的文字，一本《家》他就先后修改了八次。他认为这是作家的权利，也是义务，所以不赞成所谓“初版本原则”。史料研究者特别重视钩稽作家佚文，每发现一篇佚文就像发现一颗行星似的欢喜，但巴金认为不少佚文其实是“垃圾”，即使是“全集”也不必求“全”。至于装帧，巴金主张典雅朴素；对于注释，巴金主张力求简明，尤其不应注释那些揭人伤疤的事情。巴金的这些想法，王仰晨都尽量贯彻在新版《巴金全集》的编辑工作当中。
我除开提供了上述新的资料，还通过这部书简阐释了巴金的“理想主义”———这也是此次会议的总主题。我的体会是：巴金心目中的“理想”跟我们惯常所说的“革命”不是一个概念。巴金说，他的一生充满矛盾。他的政治理想比较朦胧，而道德理想则十分明晰。他并不空谈理想，既不用理想装扮自己，也不用理想强加于别人。他的道德特征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而从不为个人。他早年从政府主义思潮中摄取的也就是道德伦理：一、人们应该休戚相关，互相帮助；二、社会应该公平正义，这同时也是人际关系的准则；三、个人应该自我牺牲，自我奉献。这种理想，应该就是一种超越时代的“理想主义”。
在这次会议上，我动情地朗读了1993年7月25日巴金致王仰晨信中的一段话：“我不是文学家，但几十年来陷身文坛我也并不后悔。当初发表文章，我不曾想过自 己身上有什么可以出卖的东西，要用它们来换取青云之路。回顾几十年的创作生活，可以说我并没有拿作品做过什么生意，也不曾靠写作发财，现在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可以挺起胸膛把心掏给读者。我的心从来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我奉献的是感情。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我的笔表达了这种感情。我的感情是有生命的，它要长期存在。我引以为骄傲的正是我未写出一件商品，因此也未出卖过自己。”我想，巴金的心，也就是当代中国的良心。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