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的长篇新作《人民的名义》于年初出版不久，便被改编为同名话剧和同名电视剧相继登台亮相，各类媒体纷纷予以关注，在文坛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一些媒体在报道这一现象时，用了“反腐剧《人民的名义》热播引发关注”，“《人民的名义》让观众了解反腐内幕”等说法，既为作品叫好，也给作品定了性，那就是这是一部好的“反腐小说”、好的“反腐剧”。“反腐”这顶帽子，既关系到小说原作《人民的名义》的具体定位，也关乎到此类小说的总体评定，有必要就此进行一番认真的讨论。
周梅森自1996年出版长篇小说《人间正道》之后，又连续推出了《天下财富》《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利》等长篇小说，并将这些小说原作先后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引领了一个时期小说与影视两个领域里的现实题材创作热潮。他的这些作品，以改革开放为基本背景，以各级官场为主要场景，主写置身其中的各色人等的义与利的抉择、权于欲的交织、情与法的较量，由于包含了腐败与反腐败的内容，常常被人们看作是反腐题材作品。周梅森本人对于人们送上的“反腐”这顶帽子，不仅不愿领受，而且一再拒绝。他在2007年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中国现阶段的腐败问题是不能回避的，总会不自觉地有所涉及，像《绝对权利》，看似从反腐线索展开，但其包含的意义却不是单纯的反腐。”由此他吁请人们：“请给我的作品一个准确的定位”。
与周梅森几乎同时开始关注改革进程中的观念碰撞与官场博弈的张平、陆天明等小说名家，各自先后推出了《抉择》《国家干部》和《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等小说作品，并也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引起文坛的极大关注和社会的热烈反响，使得现实性题材从小说到影视都持续走热。人们在评说这些作品的意义，判定这些作品的题材时，或者称之为“官场小说”，或者归之为“反腐小说”。而对这样的一个称谓与定位，他们也是既不认可，又坚决反对。张平在一次访谈中郑重指出：“我非常不同意把我定位为‘反腐作家’。很奇怪的是，只要谁的作品涉及现实中的负面，涉及过去所说的‘不正之风’，就被归入反腐写作的类型之中，其实这是不对的，这种划分过于狭隘。”陆天明在2011年的一篇博客文章中，也竭力澄清自己并非人们认为的“反腐作家”，他说：“我现在有九部长篇小说，数十部电视剧，一部电影，两三部话剧，只有三部是写反腐的。”
周梅森的小说近作《人民的名义》及其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的热播，引起文坛内外的广为关注和社会上下的纷纷叫好，成为最近一个时期的热点文艺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在直面社会现实中，直视官场政治文化，直言贪官人性痼疾，既是作家的重要责任所在，也是读者的热切期待所在。而这部作品的要义，就在于围绕“人民”这个神圣的词汇，深入辨析为官从政是真为“人民”，还是假为“人民”，是把“人民”作为依托放在心上，还是把“人民”作为招牌挂在嘴上。正是这种不囿于“贪腐”与“反腐”的进而在道义上的深究与追问，使得这部作品超越了“反腐”的层面，而有更为深广的意义。有鉴于此，我在一篇评论中这样说道：“近读周梅森的长篇新作《人民的名义》，并观看了中国话剧院演出的同名话剧，感受良多，感触颇深。我觉得，对于周梅森的如许小说作品，确实不能用‘反腐’一词一言以蔽之。他的作品，并不纠结于腐败事件本身，也不只写‘打虎’的英雄人物，而是以官员涉贪为线索，公权私用为由头，揭示权力运作中的某些畸态，官场文化的某些霉变，进而察观‘人民’名义的虚与实，拷问人性深处的恶与善。这样的作品直面政坛现实，主写政界事务，直击官场生态，塑造官员形象，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小说。我以为，以此来看待周梅森和类似的小说写作倾向，更为切实，也更为确当。”
事实上，只从“反腐”的角度来看待周梅森、张平、陆天明等人饱含政治情怀、直面政治现实的此类作品，既是皮相的，也是狭隘的。就以常常被看作是“反腐小说”代表性作品的陆天明的《大雪无痕》，张平的《国家干部》，周大新的《曲终人在》来看，他们所表达的主题与营造的意境，就以各有旨趣的人性审视与人生叩问，远远超越了“反腐”的单一层面与“官场”的浅显意蕴。
陆天明的《大雪无痕》，由“12·18”枪杀案、东钢股权证案和橡树湾国家资产转移案三个环环相扣的案件，在显见的层面揭露了“贪腐”与“反腐”双方的殊死较量，而在更深的层面，则是围绕着新任副市长周密出于维护个人私利和小集团利益的种种鬼蜮伎俩，来审视其精神的异化，拷问其人性的蜕变。由出身贫寒到贪得无厌，从谨言慎行到附势趋炎，作品在周密的悄然变异中，既在审视官员人性的自身缺陷，也在反观着官场文化潜含的种种弊端。人性的善与恶，官场的权与利，都经由官员的蜕化变质过程，让人感受更为强烈，体味也更为深切，
张平的《国家干部》所着力描画的，是围绕着嶝江市常务副市长夏中民的“上”、“下”、“去”、“留”而在政坛内外进行的复杂纠葛与尖锐斗争。夏中民刚正不阿的打假、斗黑和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深深触动了由原任书记刘石贝和现任常务副市长江思继为代表的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他们为了阻止夏中民进入嶝江市的权力核心，从暗中窃听、匿名告状，到造谣惑众、制造事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用拉帮结派、贿赂代表的方式操纵党代会的选举。作品的锋芒所向，既有干部队伍的严重分化带来的利益博弈，更有就此发出“是干部不一定代表共产党”，“是共产党不一定代表人民”的严厉诘问。作品对于那种“天然代表”论的勇于质疑和大胆反思，使得作品锐意十足，读之引人深省不已。
周大新的《曲终人在》，在采访手记式的纪实性叙事中，涉及省长欧阳万彬的方方面面，都与“反腐”不无干系，但又远远超越了“反腐”本身。欧阳万彬是从基层干部一步步升到省长职位的。但这个过程却危机四伏，充满凶险。因为环绕着他的贿赂方式无奇不有，行贿者也此起彼伏，这些都让人防不胜防，难以抵挡。可以说，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觉并与之巧妙斗争，是他最为日常也最为艰难的任务。让他始终保持了应有的清醒的，是他对自己的告诫：“想着为个人和家庭谋名谋利，想不到国家和民族，那就是一个罪人。” “不想成为一个罪人”，最终支撑着他成为一个“拒腐”的清官，这里起了关键作用的，是官员为官的底线，个人为人的本分。
这几部名家力作都被人们看作是“反腐小说”代表作，但其实，“反腐”远远不能概括其主要的题旨与丰富的内涵。可以说，这些作品是在直面当下社会现实，尤其是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官场生活与火热斗争，触及到了无处不在的“贪腐”现象，并由“贪腐”与“反腐”的激烈斗争，进而探悉官场文化的问题所在，审视官员人性的痼疾所在，以案件为由，从问题入手，来书写在特定的政治领域里，恪守人性本色的必要，坚守人生理念的重要。这样的作品，因为旨在由“贪腐”的事件和“带病”的官员为标本，深入破解“人民公仆”外衣下的灵魂锈损的过程、人性变异的结果，并对不同政治选择背后的人生理念进行辨析，让人们在认知现实的政治生活与政治运作的同时，反观人生，反思人性，反观自我，这样的作品，不仅有力地超越了一般的“反腐”题材写作，而且也把当代政治小说的写作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艺术高度。
因此，以政治小说的概念，来取代“反腐小说”“官场小说”的说法，既是合乎情理的，又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小说的概念，涵盖了“官场”与“反腐”的内容，又大于“官场”与“反腐”的范畴，在内涵与外延上，既有一定的规定性，又有一定的包容性，用以替代内涵浅显又含有贬义的“官场小说”“反腐小说”，比较恰切，也更为适当。而政治小说这一说法的具体运用，不仅有利于对已经出现的大量直面社会政治现实的作品作出准确的定位与允当的评估，也有助于使那些饱有政治情结的小说作者放开手脚，大胆创作，写出更多更好的切近当下时代、反映社会现实，满足人民期许的文学作品，从而推动现实性题材创作向纵深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起到解放创作生产力的无形作用。
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一直讳言政治小说。政治小说这个在中国近代由梁启超等人由日本引入进来又在近代时期火爆一时的小说品类，在当代几乎销声匿迹了。“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长期运动化，文学生活的高度政治化，这些都使得人们对“政治”有了某些畏忌，某些厌倦，这是特定时期的历史经历与历史教训。但在新时期以来的四十多年，经由拨乱反正，社会生活回归常态与正轨，经由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与演进。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观照现实，都会发现，正确的政治、清明的政治，不仅是我们难以离开的，而且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正是伴随着这样的社会生活与人们观念的双重演进，我们的文学创作，在真实反映包括政治现实在内的社会现实中，一路前行，高歌猛进。如果我们放开视野来看，那些带有政治情结，抒发政治情怀的作品，从新时期文学萌生以来，就一直屡见不鲜，不断涌现。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及至后来的“社会问题小说”“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等等，无不是隐含着政治倾向、携带着政治抱负的小说写作。晚近以来不断在文坛内外引起轰动效应的“官场小说”“反腐小说”，实际上就是政治小说的另一说法。可以说，当代以来，虽然没有政治小说的正式称谓，但政治小说的写作与传播，一直都在以别样的形式和另有的称谓在运行着，发展着。
为描写政治生活的写作正名，为反映政治生态的作品声言，还在于我们文学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现状，无处无地不在政治的影响之下，无时无刻不在政治的主导之中，政治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乃至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须臾不可离开。当代中国的政治，不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与道路，而且还有这一特色政治主导下的领导体制、管理体制、法治建设、民主自治、廉政建设，以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文化生活与精神文明建设等等。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励精更始的火热斗争，更是政治路线主导下的历史变迁、社会变革与思想革命。这些政治背景与场景、政治元素与因素、政治意识与意涵，与我们的环境氛围息息相关，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水乳交融，文学创作尤其是现实题材创作，怎么可能避绕开这样的生活内容，远离这样的现实生活呢？因此，直面现实，贴近生活，就意味着要反映具有政治内容的现实，要表现包含政治容量的生活，这是现实性题材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对于政治小说的认定与肯定，直接的意义在于给有政治情结和政治抱负的作家以合理的身份、恰当的名分，使得他们的写作更为理所当然，更加理直气壮，其更为深远的意义，还在于通过肯定政治题材的小说写作，关注政治题材的小说作品，使文学创作切实关注今天正在上演着的“波澜壮阔的活剧”，努力写出反映“史诗般变化”的“中华民族新史诗”，使我们的作家和他们的创作，与当下的时代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结，更为深切地感应时代精神，更为准确地传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使文学与生活、与时代、与人民保持更为内在的沟通，建立更为紧密的相互关系，使我们的文学创作更多地涌现黄钟大吕式的作品，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从而去完成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文学文艺家“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问题”的重大历史使命。
2017年4月8日于北京朝内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