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这个日子的目的本来有两个：鼓励阅读和保护知识产权。不过显然后者的影响逊于前者，大部分人还是将它当成了一个“要读书的节日”，充满了仪式感。

　　读书，似乎是中国人的一个痛处，经常可以看到哪个统计用数据证明，中国人不爱读书。类似于这样的：“据媒体报道，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与韩国的人均7本，日本的40本，俄罗斯的55本相比，中国人的阅读量少得可怜。”

　　虽然他们可能没有把电子阅读算在内，但这不是重点。就算是中国人平均每年读一百本，你自己一本不读，也没用。

　　我们为什么要读书？那个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读书》中这样说：

　　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高谈阔论时，知识可供装饰。处世行事时，知识意味着才干。懂得事务因果的人是幸运的。有实际经验的人虽能够处理个别性的事务，但若要综观整体，运筹全局，却唯有学识方能办到。

　　在他看来，读书的益处在于增长学识。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

　　这就更神了——读书可以改变气质。至于说怎么改，当然需要自己去摸索。

　　古今中外，读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几乎没有人会说，“读书不好，千万不要去读”，如果真有人这么说，恐怕会被当成精神不正常。

　　不过，以“敢于冒犯”着称的哲学家叔本华却有不同意见，他说，读书可能有害。

　　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思考与阅读会对人的精神产生不同的影响，其差别之大令人难以置信。因此，这就愈发加大了人们之间本来就存在的思想差异――因为天性的不同，导致有的人热爱思考，有的人喜欢阅读。”

　　这里，他将“思考”与“阅读”并列开来，意思是：这俩不是一回事儿。

　　他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叔本华认为，阅读是把某些外来、异质的思想强加于我们的头脑，这些思想与我们的精神是不相吻合的，就像印章强行在石蜡上留下印记一样。因此，我们的头脑就承受了完全来自外在的压力，一会儿思考这个，一会儿考虑那个，既非出于本能，亦非因为喜欢。

　　这样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大量的单纯的阅读会使我们的精神丧失灵敏性，就像是一根弹簧连续不断地受到重压就会推动弹性。”由于受到外界影响太多，自主的思想所剩无几，而完全变成了别人思想的“复读机”。

　　换句话说，如果阅读使我们丧失了精神的灵敏性，比起原初的活力来，倒还不如不读。因为这反而会使人更加愚蠢。

　　叔本华一阵见血地指出：“这就解释了何以博学多识常使很多人变得比原来更加愚蠢麻木，并阻碍他们的作品获得成功。”“他们始终是：不停地阅读别人，却从来不会被别人阅读。”

　　在他的心目中，真正的思想家，是“直接运用世界这本大书的人”，类似于我们常听到的“社会是最好的大学”之类。

　　叔本华当然说得没错，培根也提醒过我们：“不可过于迷信书本。求知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而应该是为了寻找真理，启迪智慧。”这样一来，似乎意味有了“经验”与“生活”就好，读书并不重要？当然不是。

　　毕竟，叔本华的“读书有害”理论，是建立在他已经有了庞大的阅读量的基础上。只有见识过广博的知识世界，才有资格指出这个世界里的种种瑕疵。只是，他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警惕：比起阅读，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更重要的。

　　知道了这一点，下面就该是如何选书、如何正确地阅读的问题了。

　　据统计，2013年中国新版图书25.6万种，并且每年呈递增趋势。这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大量信息借助各种媒介，在我们身边狂轰乱炸，然而里面大部分都是无效的垃圾，可这些垃圾占据了我们大部分时间。索尔·贝娄在《赫索格》中借助主人公之口，感叹现如今的全球人口是上几个时代的总和。而信息的产生更是之前的时代无法比拟的。

　　如何挑选好书，利用自己的智慧有效地吸收书中的内容，节省有限的时间，在未来会变得愈加重要。

　　国学大师钱穆在香港的一次演讲中曾提起自己是如何选书、读书的。他先将书分为五类：

　　1、修养类

　　2、欣赏类

　　3、博闻类

　　4、新知类

　　5、消遣类

　　排在首位的是“修养类”的书，指应时时读，反复读的书，这些书主要是思想类的经典着作，要经常放在身边，想起来就读一两篇，日积月累必有益处。“此时的读书，是各人自愿的，不必硬求记得，也不为应考试，亦不是为着要做学问专家或是写博士论文；这是极轻松自由的，只如孔子所言‘默而识之’便得。”这是潜移默化的作用。

　　其次为“欣赏类”，这一类主要指文学书。钱穆先生以诗和散文为例，认为“我们对人生本身需要欣赏，而且需要能从高处去欣赏”，当我们读诗时，可培养我们欣赏自然，欣赏人生，把诗中境界成为我们心灵欣赏的境界。如能将我们的人生投放沉浸在诗中，那真趣味无穷。

　　第三“博闻类”，这类书“只求自己爱读，史传也好，游记也好，科学也好，哲学也好，性之所近，自会乐读不倦，增加学识，广博见闻，年代一久，自不寻常。”

　　第四“新知类”，指最新鲜的知识，可在报刊、杂志（现在还应加上网络）上获得。

　　第五“消遣类”，主要指小说，以消遣为目的。

　　可以看出，钱穆先生的读书法最重视的还是前两种，也就是“人要读经典”，是偏向思想类和可以“观照人生”的书。这类书需要反复去读，而不是一时一地，读过就算。这类书也只有在反复读的过程中才能有所收获。

　　对此，作家纳博科夫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他说：“一个优秀读者一个成熟的读者，一个思路活泼、追求新意的读者只能是一个‘反复读者’。”他把读书与看画作比较。看一幅画，人们一下子就可以看到它的整体，而读书则不然，我们第一次读一本书的时候，两只眼左右移动，一行接一行，一页接一页，又复杂又费劲。但是等我们看书看到两遍、三遍、四遍时情况就跟看画差不多了。这时我们才能细细品味其间的细节。

　　正如作家茅盾所说：“读名着起码要读三遍。第一遍最好很快把它读完，这好像在飞机上鸟瞰桂林全景；第二遍要慢慢地读，细细地咀嚼，注意到各章节段落的结构；第三遍就要一段一段的读，领会运用，这时要注意记忆它的精炼的字句。”

　　由此可以看出，许多名家的读书经验是：书需反复读。因为在反复的阅读中，必然要运用自己的智慧与思考，思想也会更加深入。相反，如果我们只是去泛泛阅读，不解其意，时间久了，除了学到了一些“死知识”，个人的智识并未长进，这便落入了叔本华所谓“复读机”的尴尬境地。

　　相比而言，林语堂的读书法则比较“随意”。他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所以选书是非常个人化的。世上无人人必读的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环境，和生命中的某个时期必读的书。而不应该抱有什么目的去读书，“一个人如果抱着义务的意识去读书，便不了解读书的艺术”，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净尽了。”总结来说，林先生的选书方式就是“乐趣第一”。

　　那么好书总该有一个标准吧？林语堂先生认为，“最好的读物是那种能够带我们到这种沉思的心境里去的读物”，也就是说，能引起我们“沉思默想”的书就是好书。

　　当然，读书毕竟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活动，别人的方法可以借鉴，但如何取舍，还是需要自己的智慧。不断地发现独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东西，这也是读书的乐趣所在。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