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少一的《耳光响亮》是一篇关于尊严的小说。皮一修，一个普通基层警察，临近退休年纪的老人，在工作场合，被领导无辜掌掴。这辱没了他的人格，突破了他的做人底线。这又是一部关于规矩和纪律的小说。领导公然无视法纪，蔑视规定，老子天下第一，逼迫下属违反工作纪律。皮一修举报上级，反映情况，既是为自己找回人格尊严，更是为了维护政治规矩和工作纪律的严肃性。皮一修无疑是站在正义一方。
小说情节就是围绕着这次事件展开的。从性质上来说，它属于正邪对立。但正邪双方由于是下属和领导关系，因而又具有特殊的展开方式。小说情节张力就建立在举报双方的斗法、事情的进展和最后的结局上。
皮一修的举报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他得到了基层领导安山的支持，上级局领导主动为他整理材料，反映问题。上面重视，成立调查组，正式开展调查和走访。邪不压正，胜利在望。如果小说故事就这样结局的话，虽然情节普通，结局不出意料，但仍不失为一篇故事完整、传播正能量的小说。纵观通常的主旋律作品，大抵就是这样的表达逻辑和主题内容。
小说的主体部分着力渲染举报的艰难、过程的曲折甚至反复，也就不再使人意外。好事多磨，胜利总是来之不易的，过程的艰难是刻画主人公性格品质不可缺少的条件。首先，调查组迟迟下不来。调查工作拖住了。上面雷声大，雨点小，我们为皮一修的命运捏着一把汗。其次，这拖沓的时间，却给了被举报者曾乡长足够的运作时间和转圜空间。几个当事人被收编，正像马秘书告诉皮一修的，如果组织上问他那天发生的事情，他的问答是“我什么都没看见”。另一方重要当事人戴老板，已经主动成为这场收编活动的积极共谋。情况一点点变化，对手会不会反扑？再次，随着事情进展，皮一修的支持者被瓦解，被和谐，他失去了援助和依靠。安山被调离现职，他主动劝皮一修放弃。局领导已经转变态度，不再站在皮一修一边。
面临压力，处境艰难，在常见的主旋律小说中，这正是考验主人公意志的关键。我们看到，当皮一修处于这种境况时，他也曾产生过本能的反抗意识，他冒火了：“我不怕！我来当恶人。”但是，接下来的事实却是，皮一修的火星只是一闪，一闪而已，充其量只是一时的情绪宣泄，很快就熄灭了。皮一修没有成为我们理想中的反腐败斗士，在调查组找他谈话的时候，他彻底翻供。这样的结局，几乎颠覆了本文开始我们对小说内容和主题定性的期待。皮一修既没有找回个人尊严，也没有肩负起维护规矩和纪律的任务。于公于私，他都是失败的。
这样说来，小说似乎没有我们希望的那样光明和正能量。但是，我以为，这种结局正是可能和真实的。反之，如果给小说勉强安装一个光明的尾巴，正义胜利，坏人被黜，我反而觉得那是廉价而虚假的。如鲁迅所说，属于瞒和骗了，“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1}
当然，从理想主义角度来说，小说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让皮一修不改初衷，坚持举报，最后悲壮地失败。如果那样的话，皮一修是斗士，虽败犹荣，精神不死。而现在，皮一修非但缺乏持续的斗志，而且还主动向对手臣服，求和解，道感激。不但失败，而且失败得很窝囊。他向调查组否定事实，“说曾乡长根本没有打自己的耳光。”事后，他还主动请曾乡长喝酒，席间称曾乡长是自己的恩人，对他说“大恩不言谢”，“我们全家感谢你”。这完全颠覆了小说开始的人物关系和主题走向，具有反讽的意味。
我以为，现在这种真实，虽然令人痛心，却不做作，不瞒，不骗。我们与其要求皮一修怎么样，不如沉下心来认真分析，皮一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只能这样？故事现在的发展结局为什么是合情合理的？
这要从皮一修的平常为人和“耳光案”发生后分别谈起。生活中的皮一修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呢？他本来就老实，顺从，不具备反抗的性格。甭说他前几年已经被撸掉了所长乌纱，就是当年在位的时候，他一直就是这样的性格和为人。曾乡长违规调用派出所的车，他立马安排。即使受到批评，他心里不舒服，但还是说：“我们这一切都是曾乡长的。”在家里，他属于怕老婆，一切听从于夫人“穆桂英”的传统好男人。从事业来说，他是失败者；从生活来说，他是懦弱者。现在，他老了，面临退休，到了凡事都找退路，心平气和过日子的年纪。更重要的是，他后半辈子的生活还没有安排好，他要有求于曾乡长。“耳光案”发生后，如果说周围人的改变和环境的压力已经够他受的了，那么夫人“穆桂英”，这个曾经要给他讨说法，也是生活中最亲近、最关心他的人，最终也站在了反对的立场上，对他说“老皮，你那一耳光挨得值了”的时候，他还有什么理由坚持咬住曾乡长不放呢？
贰
小说基本上采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皮一修既是小说的主角，又是叙述者。小说主要从他的视角展开叙述，详细剖析他的心理和情感，让我们感受到普通人的艰难和辛酸，理解他出尔反尔的无奈和认命，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小说前半部分写皮一修在受到曾乡长掌掴后设法掩盖事实的纠结和无奈。他对医生撒谎，回家对老婆“穆桂英”撒谎，到单位对领导撒谎。他不但自己撒谎，而且还希望所有当事人都配合他，“不把这件事情抖搂出去”。普通人受到这种人格侮辱都会愤然反抗，为什么皮一修却要选择逃避和忍让呢？何况这次事件的严重性已经突破了他做人的底线和原则。他经常说，人在这样两种情况下可以翻脸：“一是涉及到自己的重大经济利益”，“二是关乎自己的人格尊严”。现在，他这样做，岂不是自己说话不算数，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皮一修选择忍让也不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以退为进策略，他是真的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告诉妻子，他认为“穆桂英”会“添乱”。告诉所长，他知道安山会为他讨说法，但安山斗不过曾乡长，反而会吃亏。对于他自己来说，这件事情说出去，没有面子。总之，事情发生了，就只能认倒霉。想要扳回来，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扳不回，说出去，让自己丢大面子，不如忍了。因此，皮一修这样做，与其说是他理性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普通人悲哀和无助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小说前半部分是过去时态，回叙皮一修在“耳光案”暴露之前的心理，那么小说后半部分则是现在时态，叙述“耳光案”暴露之后的事件进展。皮一修既是事件的当事人，他对事件进程自然是最关心的，而偏偏事件进展却不如人意。在这个过程中，皮一修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支持他举报的单位、领导和家人，另一方面，是他举报的曾乡长，而一直存在，直到最后才短暂露面的调查组，只能属于后者。
派出所所长安山是最先支持举报的人，县局满政委的态度，坚定了皮一修如实供述的决心。有领导亲自支持，反映问题，看来皮一修胜算在握。这是推动力。但是另一股力量，来自曾乡长那边，似乎远比前者更加强大而且沉稳。首先是事情反映了很久，仅有小道消息，不见上面采取行动。显然事情被人有意拖住了。接着，曾乡长这边，却抢先对皮一修接连采取行动，试探，利诱，围攻，瓦解，反间，策反。如果单纯只有推动力，皮一修会打了鸡血一样，勇往直前，坚持举报。而现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手的力量在一点点增大，自己的力量在一点点削弱。试探，利诱，消蚀了他的意志，暴露了他的软肋。围攻，瓦解，分解了他的力量，拆散了他的同志。反间，策反，击溃了他的心理，遣散了他的盟友。可怜的皮一修，眼看着自己的队伍一点点削弱，承受的压力一点点增大。最后，他除了翻供，除了放弃，又能怎么样？
和直接叙述皮一修不同，另一位重要人物曾乡长主要属于侧面叙述对象。由于小说采用的是皮一修的限制叙述视角，故叙述无法深入到曾乡长心理中去。读者只能随着皮一修的眼光窥识曾乡长的一言半语和偶尔举动，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正是小说需要的效果。我们越是知道皮一修的举报，就越想知道曾乡长的回应。矛盾冲突，是小说吸引读者的焦点。而现在，曾乡长基本不做正面回应。但我们不会失望，因为小说叙述了他的侧面回应，或者说回应的效果。
小说没有直接写出是谁在背后支持曾乡长，只是暗示了他出身组织部的工作背景，还有一位做副市长的堂舅。有限的交代和暗示，能够使我们产生联想。但又不仅仅是联想，因为调查组确实迟迟不见下来，这是事实。皮一修的同盟被瓦解，支持者受到威胁，放弃支持，这也是事实。小说也没有写曾乡长如何指使人对皮一修进行试探，利诱等，只写到马秘书的态度，戴老板的态度。他们公然否认事实绝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甘愿为曾乡长服务，这也是事实。通过代理人出面，曾乡长轻易抓住了皮一修的软肋，策反工作致使他祸起萧墙，这还是事实。
对曾乡长的侧面叙述，与对皮一修的正面叙述形成对照。在这次举报事件中，皮一修属于正义一方，他真理在手，又得到单位和上级部门领导的支持。尽管这样，他仍然失败了。他的失败恰恰反衬出曾乡长一方力量的强大，这有比正面叙述更好的效果。它使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权力的力量，权力的利用和腐败。
叁
20世纪80年代初，何士光的《乡场上》{2}为我们塑造了站起来的冯幺爸。90年代，敢于与村长打官司的何碧秋（电影改名秋菊）{3}终于讨到了说法。从人物关系和事件性质来说，21世纪的皮一修遇到的似乎是同类事情，并身处相同的境地，但结局却全然不同。
前面我们说了，这本来是一篇关于尊严和纪律的小说，但它的结果既没有《乡场上》的令人振奋，也迥异于何碧秋的胜利。冯幺爸觉醒了，他站起来，愤怒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何碧秋告状，最后打赢官司，扳倒对手。皮一修却既没有这样的毅力，更缺乏这样的斗志。小说最后，皮一修放弃举报，与曾乡长握手言和。这场看似融洽、和谐的结局，却包含着极其深刻、残酷的悲剧内涵。
皮一修彻底翻供，他内心里是自愿的吗？他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显然都不是。皮一修之所以这样，显然他被人刺中了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那究竟是什么呢？是他性格的懦弱吗？是他与人为善，栽花不栽刺的人生观吗？是他年纪大了与世无争的心态吗？是他不愿意得罪领导的好好先生处世观吗？是同盟军的瓦解吗？是妻子的逼迫吗？显然都是，又显然都不是。
从外界原因来说，他确实感受到了压力，“皮一修感到有一个很大的气场正把自己团团围住，让他呼吸窒息却又无法逃脱。这个气场的操盘手就是曾乡长。”但外来的压力能够在他心里起作用，最后还是要取决于他自己的选择。从曾乡长这边来说，他的办法主要是利诱，劝说，并没有威胁。皮一修最后放弃的关键原因在于他维护自己个人利益的价值取向。
当然，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谁都会有在利益与原则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冯幺爸放弃利益，选择了尊严；何碧秋放弃利益，选择捍卫自己的权利。新世纪的皮一修却做出了相反的选择。这是为什么？
首先，这样的人物塑造和故事结局，表明了现实中理想主义的普遍退场和实利主义人生观的张扬。中国搞经济建设已经三十多年，经过多年来的市场经济意识熏陶，利益观念深入人心，世俗人生成为共识。人们不再听从于抽象的理想召唤，不再献身于热情和自我，不再固守所谓的原则和规矩，凡事临头，大家首先倾向于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正如安山劝皮一修说的“人争闲气一场空”，再不请曾乡长解决建房审批手续，黄花菜就凉了。皮一修最后的选择，体现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做出的妥协和让步。
其次，暴露了官场的真实。一是官场的权力现实，二是官场的等级事实，三是官场的勾心斗角，四是官员的自我心态。从派出所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没有得罪领导的必要和可能，但曾乡长觉得自己是父母官，级别比派出所高，是它的领导，有站在它头上拉屎的权力。矛盾是曾乡长主动挑起的，因为他是领导，有底气。曾乡长信奉“官场如战场”的教条。对待下级，他是这样，对待上级，对待同事，他同样是这样。没有事情的时候，他一定要搞出一点故事，制造焦点，以此树立权威和威信。至于方式、手段，他更是多多，什么平衡术，什么杀一儆百，云云。
再次，彰显了小人物的无助和无奈。皮一修是小人物，是弱者。他可以举报到底，尤其是在调查组找他座谈的时候，如果他坚持真理的话，还是有希望扳倒曾乡长，为自己找回尊严的。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他的房子就可能建不成了，后半辈子的生活问题就没有着落了。他处在两难的选择中，要尊严，会失去利益；要利益，只得放弃尊严。皮一修不是没骨气，不是缺理性，恰恰相反，他知道理性是建立在正常思考基础上的，骨气是建立在人格完善基础上的，如果社会缺乏正常思考的条件，欠缺人格完善的土壤，自己又能到哪里去挣回骨气，弘扬理性呢？所以，他只有让那响亮的耳光，清脆地打在自己的脸上。打完了右脸，再送上左脸，并且，自己还得陪着笑。被和谐的现实，看似一团和气，实质上是一块是非不分、欲盖弥彰的遮羞布罢了。
试想，如果权力没有现在这样任性和腐败，如果社会给小人物更多的机会和选择，也许皮一修会做出相反的选择，坚持理性，举报到底，斗争到底。而现在，现实情况却与此相反，因此，悲剧也就不可避免。我们与其批评皮一修的怯弱，不如接受血淋淋的现实和无法直面的真实，这样，我们才会认识到悲剧的根源，并努力消灭它，方是治本之道。
肆
20世纪80年代初，何士光的《乡场上》{2}为我们塑造了站起来的冯幺爸。90年代，敢于与村长打官司的何碧秋（电影改名秋菊）{3}终于讨到了说法。从人物关系和事件性质来说，21世纪的皮一修遇到的似乎是同类事情，并身处相同的境地，但结局却全然不同。
前面我们说了，这本来是一篇关于尊严和纪律的小说，但它的结果既没有《乡场上》的令人振奋，也迥异于何碧秋的胜利。冯幺爸觉醒了，他站起来，愤怒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何碧秋告状，最后打赢官司，扳倒对手。皮一修却既没有这样的毅力，更缺乏这样的斗志。小说最后，皮一修放弃举报，与曾乡长握手言和。这场看似融洽、和谐的结局，却包含着极其深刻、残酷的悲剧内涵。
皮一修彻底翻供，他内心里是自愿的吗？他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显然都不是。皮一修之所以这样，显然他被人刺中了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那究竟是什么呢？是他性格的懦弱吗？是他与人为善，栽花不栽刺的人生观吗？是他年纪大了与世无争的心态吗？是他不愿意得罪领导的好好先生处世观吗？是同盟军的瓦解吗？是妻子的逼迫吗？显然都是，又显然都不是。
从外界原因来说，他确实感受到了压力，“皮一修感到有一个很大的气场正把自己团团围住，让他呼吸窒息却又无法逃脱。这个气场的操盘手就是曾乡长。”但外来的压力能够在他心里起作用，最后还是要取决于他自己的选择。从曾乡长这边来说，他的办法主要是利诱，劝说，并没有威胁。皮一修最后放弃的关键原因在于他维护自己个人利益的价值取向。
当然，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谁都会有在利益与原则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冯幺爸放弃利益，选择了尊严；何碧秋放弃利益，选择捍卫自己的权利。新世纪的皮一修却做出了相反的选择。这是为什么？
首先，这样的人物塑造和故事结局，表明了现实中理想主义的普遍退场和实利主义人生观的张扬。中国搞经济建设已经三十多年，经过多年来的市场经济意识熏陶，利益观念深入人心，世俗人生成为共识。人们不再听从于抽象的理想召唤，不再献身于热情和自我，不再固守所谓的原则和规矩，凡事临头，大家首先倾向于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正如安山劝皮一修说的“人争闲气一场空”，再不请曾乡长解决建房审批手续，黄花菜就凉了。皮一修最后的选择，体现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做出的妥协和让步。
其次，暴露了官场的真实。一是官场的权力现实，二是官场的等级事实，三是官场的勾心斗角，四是官员的自我心态。从派出所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没有得罪领导的必要和可能，但曾乡长觉得自己是父母官，级别比派出所高，是它的领导，有站在它头上拉屎的权力。矛盾是曾乡长主动挑起的，因为他是领导，有底气。曾乡长信奉“官场如战场”的教条。对待下级，他是这样，对待上级，对待同事，他同样是这样。没有事情的时候，他一定要搞出一点故事，制造焦点，以此树立权威和威信。至于方式、手段，他更是多多，什么平衡术，什么杀一儆百，云云。
再次，彰显了小人物的无助和无奈。皮一修是小人物，是弱者。他可以举报到底，尤其是在调查组找他座谈的时候，如果他坚持真理的话，还是有希望扳倒曾乡长，为自己找回尊严的。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他的房子就可能建不成了，后半辈子的生活问题就没有着落了。他处在两难的选择中，要尊严，会失去利益；要利益，只得放弃尊严。皮一修不是没骨气，不是缺理性，恰恰相反，他知道理性是建立在正常思考基础上的，骨气是建立在人格完善基础上的，如果社会缺乏正常思考的条件，欠缺人格完善的土壤，自己又能到哪里去挣回骨气，弘扬理性呢？所以，他只有让那响亮的耳光，清脆地打在自己的脸上。打完了右脸，再送上左脸，并且，自己还得陪着笑。被和谐的现实，看似一团和气，实质上是一块是非不分、欲盖弥彰的遮羞布罢了。
试想，如果权力没有现在这样任性和腐败，如果社会给小人物更多的机会和选择，也许皮一修会做出相反的选择，坚持理性，举报到底，斗争到底。而现在，现实情况却与此相反，因此，悲剧也就不可避免。我们与其批评皮一修的怯弱，不如接受血淋淋的现实和无法直面的真实，这样，我们才会认识到悲剧的根源，并努力消灭它，方是治本之道。
注 释：
①鲁迅：《鲁迅全集 编年版 第3卷 1925》，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
②何士光：《乡场上》，《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
③陈源斌：《万家诉讼》，《中国作家》1991年第3期。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4A03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原载《创作与评论》2016年9月号上半月刊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