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假如生活中没有了性，那么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完全没有性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人类进化到如萧伯纳话剧中所言，到达了流体境界。那时候的人类就像一个水母，进行无性生殖。这种状态无疑是令现在的国人们兴奋的，因为时下中国男女比例已经失衡，再过二十年，几千万的成年男性将成为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光棍群体。

 

　　没有性的——或者性极度压抑的世界将会怎么样的呢？无论哪个国家，都有一段漫长的禁欲时期，欧洲的中世纪，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以及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时期。那时候，人们谈性色变，撒旦诱惑了教士，所以必须以火刑惩罚那些堕落的教士。维多利亚时代的男女，爱情都显得那么矫情做作。带上绅士淑女的男女们，说不定人人的桌底上都藏着一本手抄或者是小作坊小说呢。王小波对维多利亚地下小说情有独钟，在杂文中多次提到。可惜，在《金瓶梅》都是禁书的情况之下，想一窥维多利亚地下小说的风貌，无疑是痴人说梦。不过，食色乃是人性。根据王小波的说法，风行地下小说的时期，基本上都是社会性压抑比较严重的时期。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不难理解，明末艳情小说大行其道了。而根据史料，明末确实是“礼崩乐坏”了。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王阳明大展拳脚，卫道士们声嘶力竭地捍卫着传统“美德”——李银河在《后村的女人们》一书中，就透露出各朝各代官方表彰的贞女节妇，在明代竟然到达了不可逾越的高峰，将近四万人。要知道，明朝的历史亦不过三百五十年。所以，维多利亚时期有地下小说，而明清之交则有大量小作坊情色小说。就连当今颇为推崇的《聊斋志异》，在当时亦属艳情——说它是文人的意淫一点也不为过，只不过蒲松龄妙笔生花，一部聊斋“艳而不淫”，颇和儒家的性观，发于情止于礼也。相对《聊斋》而言，真正的小作坊小说，则显得“凶相毕现”，场面龌龊无比，简直不逊色于时下日本AV。以《怡情阵》为例，书中男女显然是在礼教过于压抑之下的一种极端释放——伟岸的生殖器，近似于永动机的精力，以及宏大的众人淫乱的场面。身体无限解放，为“性”而“交”了。只有肉体而不见情感。

 

　　相对情色小说不知疲倦地描写壮观的性交场面而言，严肃的文学作品显然是谨慎多——毕竟不能以性害意，然而，虽然严肃文学对于性的着墨少，但效果则更令人毛骨悚然触目惊心。世界上三大犯乌托邦小说中，《一九八四》《我们》就是以性味突破口的，温斯顿和裘莉亚荆棘满路偷情，而I—330更是用洋溢着激情的身体唤起了D—503的人性。两本小说除了对乌托邦的高度怀疑的共同点之外，还有就是它们都是以性为突破口！！温斯顿跟妻子的性不是他们自己的性，而是“老大哥”的性，D—503跟妻子的性不是出于身体的激情，而是任务需要！这就是说，有一天上级有命令了，不管你疲不疲软，都要脱开裤子尽力干。

 

　　性尴尬在于，它处于两个极端。一是处于私人领域的极端，另一个是处于社会——也就是公共领域的顶端。没有任何活动比性更为尴尬了。私人领域绝对私密，公共领域则担心它破坏了公共秩序。用一句俗话说，性真是有点，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性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任务——繁衍——迫使权力谨慎地对待它，恨不得把每个人的性生活都纳入权力监督系统之中。如果可能的话，权力恨不得在每家每户安装高清摄像头。王二和陈清扬就被破重述自己的性事——而且，文采有飞扬，要给人身临其境之感。权力在阅读文本重现的过程中，终于得到了久违的高潮。王二的交待材料不就是这样而风行一时吗？

 

　　私人领域的基本要求就是私人要有绝对权力——当然，前提不能伤害和侵犯他人的权力。其他国家的性压抑状况我不敢多言，就中国而言，公共权力显得过于积极。小夫妻在旅馆享受鱼水之欢是否属于卖淫范畴呢？什么是低俗的歌曲，重庆政府并没有一个可行的标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出行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政策，手机能不能存放情色视频呢？黄段子该不该被禁呢以及手机发黄色短信将受到停机的惩罚。公权力像一个急不可耐的色狼一样，向私人空间疯狂地进攻。虽然私权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黄花闺女，但面对强大而武装到牙齿的公权，私权还是显得那么弱小，稍有不慎就有被强奸的可能——不，要说公权已经露出他那丑陋的生殖器的——当然，公权的理由还是一如既往的高尚，让人们摆脱低俗，走上高尚的大路。但，高尚并不是能悲接受的理由，这就像王二以“伟大的友谊”诓骗陈清扬一样性质恶劣。显而易见的是，私权并不是陈清扬。

 

　　如果世界上——韩寒说了，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是逻辑，一是中国逻辑——没有性，那么将会变成什么样呢？中国理应感到高兴，一是三千万光棍不复存在，另一个就是权力给予了人们广泛的私权。因为，性将不会受到权力的干涉，乃至压抑。

 

　　（编辑：王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