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部分的城市人，往上数两代，乃至一代，就数回了某个村庄。社会正处在一个巨大的断裂带上，就像硬生生掰断的一根藕。
许多“末代农民”，成为了农村出来的第一代城市人，他们是连着两截断藕的丝，上一代在农村余生寂寥，下一代在城市新生发芽。
而唯独这些丝，两头无寄。
丝是如此轻浮，尴尬而空虚，当空虚泛滥，就酝酿出无边“乡愁”。这是仅属于某一代人的乡愁，而它，也可能是中国社会最后的乡愁。
一南一北，两个青年“末代农民”，卡在城乡之间，精神摇摆，从中可一窥这“乡愁”隐暗的发展轨迹。
故乡的游客
3月25日那天夜里下着小雨，城市的街道泛着油光，王锦彬却想到了儿时老家的星空，星星就像一把发亮的沙子，撒在幽蓝的苍穹。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没有见过那样的星空了。”
他说，现在是春天，如果在老家，正是潮州柑开花的时节，柑橘树漫山遍野。清晨，那花香无处不在，沁人心脾，但只有那一阵，太阳出来之后，就淡了，散了，花依然开着，却浮香不再。
他深吸一口，演示那种自然的花香从鼻腔直达丹田的过程。忽又眼神一暗，说，没有了，从2000年开始，可能由于环境的改变，潮州柑都染上了黄龙病。看上去长势很好，但抽出来的新枝，很快就变黄，枯萎，大片大片地死亡。早几年，潮州柑已经退出了老家的乡村景观。
还有，摸过鱼、捞过虾、挖过蚬的小河，现在漂着死猪、死鸡，堆着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大概3年前，我就跟朋友们说，老家是再也回不去了。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回不去，而是精神上，再也找不到构成自己最美的回忆的那些场景、关系和感觉。”
一旦想到家乡，他内心就会泛起一层隐隐的痛。精心找了一个乡村老房子改建的小茶馆进行这一次访问，里面摆着石磨、永久牌自行车，他却说，你看，我们熟悉的东西，都已经变成一种历史陈设。
他的家乡在广东揭阳普宁市赤岗镇，工作在深圳，不过数百公里的距离，但总觉得自己的内心无处安放。“我在城市的街道上走，总会注意到一些会动的小东西，比如小老鼠，跳动着的小青蛙，一般人会忽略它们的存在，但我就特别敏感，大概就是因为它们与农村有某种关联，就像我这个人一样。”
城市里唯一让他兴奋的味道，是草地割草的时候，空气中飘着那浓郁的草香，一种青色的味道。
在河南郑州，贾俊生也有着类似的痛。他的家乡在漯河市舞阳县里，离漯河市区30多公里的一个村庄。
村子里，七成的人家已经搬走，剩下一些空荡荡的房子，破败，倒塌。年逾古稀的父母，还住在村子里—村子里剩下的主要人口，就是老人。他们的孩子早已通过各种方式离开，在城市里安家，落户，他们也可以跟着离开，但多数人选择留下来。
父亲对贾俊生说，哪一天我爬不动了，才去城里找你。
因为父母在，年轻人才会抽出时间回到这个村子，每年返乡的次数，不会比外出旅游更多，年轻人，变成家乡的游客。贾俊生离开已经18年，回到老家，那些奔跑着的、与自己多少有点亲缘关系的孩子们，他已经不认识。认识的同龄人，因为在外地工作，很难碰到，也已陌生。
那已是一个可思而不可即的故乡。
被“偷走”的孩子
贾俊生从形式上成为一个城市人，是在1997年，那一年他考上西安美术学院。上学，转户口，转粮食关系，吃上“商品粮”，混上了“国家配给”。
贾俊生说，那个时候，这是一件很牛的事情，对于整个家庭而言，都是一种极大的荣耀，左邻右舍，十里八村，都十分羡慕。
而王锦彬，是在2003年考上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6000多人的村子里，他是第一个考上市重点高中，也是第一个考上“一本”大学的孩子。“家里人，村里人，都有一种鲤鱼跳龙门的感觉。”
农村的年轻人进入城市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上学，二是打工，前者是一种荣耀，而后者是一种常态。
“今天想起来，我们都被城市偷走了，就像一个被贩卖的孩子。”贾俊生说，城市通过大学招生，偷走农村里的聪明人，通过企业招工，偷走农村里的劳动力，但从没有一条什么途径，可以让这些人自然地回归。
按照血脉关系，一步步往上推算，贾俊生可以把自己的根系摸到几百年前，这个根系一直驻扎在自己的村子里。而从自己这一代开始，离开，进城，读书，工作，买房子，买车子，组建家庭，生养子女，不知不觉间，通过各种物质追求和人伦延续的程序，支持着城市的滚动发展。
作为这个村子里最精英的一部分人之一，却从没有为村子做过点什么，这是他内心一个巨大的遗憾。“最痛苦的是，我有了儿子，但他对那个村子已经没有感情，将来有了孙子，更是跟那个村子彻底没有任何关系。我常常会想到，他们将来谈论这个村子，就像谈论别人的地方。”
贾俊生给儿子报籍贯，报的是“舞阳”，妻子很惊讶。贾俊生说，不但儿子是舞阳人，孙子也是。“我不是郑州人，只是一名失地农民。”
户籍制度饱受诟病，却在籍贯一栏上给了他无比美丽的想象：生养之地，一以贯之。
在郑州，贾俊生运营着一个艺术社区，有房，有车，有事业，有家庭，有存款，经济上已没有任何压力。这一切，似乎都是城市给他的回报，至少城市对他没有亏欠。“但是，我不怕别人说我没良心，我永远不会把郑州当成我的家。”
王锦彬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毕业8年，他在广州的跨国公司当过白领，自己开过摄影工作室，办过企业，现在则在做建材生意。“我完全有能力在城市里过好我的日子，但一静下来，就会特别空虚，感觉整个人都要炸掉的那种空虚。”
内心深处，他们都有一种回归乡野的冲动。
2013年的一天，王锦彬叫了两个好朋友一起回到老家，父亲杀鸡款待。朋友们试图帮助他说服父亲，同意他回到家乡，一直和蔼、客气的父亲语气马上就变得决绝。“大概的意思就是，让我死了这条心吧。”
“对我来说，这也是最大的问题，”贾俊生说，“我现在没有多少经济负担，工作也是艺术创作，在哪里都可以，完全可以在村子里做一个工作室，在那里画画，运营生意，但父母接受不了。”
孩子“鲤鱼跳龙门”式的离去，成为父母一代后半辈子的心理负累。但在父辈所理解的社会价值排序上，城市与农村是霄壤之别，从城市到农村的返流，“丢不起那个人”。贾俊生说，你甚至有时间也不能在老家待太久，否则父母、邻里就会想：他是不是在城市里出什么问题了？
城市，一直仅以想象的形式存在于父辈的脑中，而他们也就一直依赖这种想象，把孩子往城市里推。乡村，在以往的历史中，从没有像今天的父母这样，以一代人的规模承受晚年独守荒村的孤寂煎熬，还如此心甘情愿。
这两代人，在精神上彻底断裂。
乡愁嫁接
“他们不会明白你在城市里有多累。”
贾俊生说，一天接五六十个电话，开四五个会，出席好几个饭局，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就像一个在外头受了委屈的孩子，想往父母的怀里钻，只不过父母的怀抱换成了自己的乡村记忆。”
王锦彬大学时代在广州学的是摄影，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城市各个角落里转悠，拍摄，对每一个地方都如此熟悉，然而这种熟悉一直无法转化为归属感。他毕业后进入了许多大学生梦寐以求的可口可乐公司，但那段工作经历带给他的只有压抑。
“后来开摄影工作室，现在做建材生意，我都可以做好，但总觉得做得再好也找不到成就感，人始终和城市是一种游离关系。”王锦彬说，“我可以适应城市社会的竞争状态，但在竞争中胜出，爬上一个又一个的层级，却并不能让自己感到快乐，所以越来越搞不清楚，我在这里不断竞争究竟意义何在？”
他们在城市中生病。39岁的贾俊生有多年的心脏病，而31岁的王锦彬则有皮肤病，他们的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在城市里特别严重，容易发作，而离开一段时间，置身乡野，就会明显好转。
其实，两代人都病了。父母在为走进城市的孩子们默默牺牲，却无意中成为了世俗眼光的最强大代表。家乡无法回归，除了城市生活惯性的支配之外，父母就是最厚的那面墙。
所以像贾俊生、王锦彬这样的“末代农民”、“城一代”们，必须通过另一种方式，寄托自己的乡愁。
2013年，王锦彬决意寻找一种介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生存方式，在湖南常德的一个山村里开了一家生物燃料厂。
工厂在大山里，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济生活落后，但保持着传统的乡村文化生态，邻里关系自然和谐。口渴了，可以随便到农民的果园里摘几个果子，农民笑脸相迎，社会关系变得十分简单。“第一次炒回锅肉，看着肉在锅里跳，只有乡村的肉才会这样跳，那一刻感觉特别幸福，就像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工作主要是体力活，身体上很累，精神上却很放松。王锦彬说，那是一种跟城市完全不同的状态，在城市里，你的体力付出并不多，但每天感觉整个人不可名状地累，身体上和心理上都陷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
贾俊生则爱上了自驾游，起初是开汽车，后来觉得速度太快，无法与自然真正亲近，就改为开摩托车，一有时间，就开着摩托往西北方向钻。
“西北的农村还是比较封闭，基本保持着我小时候家乡的那种感觉，那种朴实的建筑风格，清晨小村里冒起来的炊烟，还有冬天小孩子冻裂了的手，以及乡亲们对外来者毫无防备的亲切感，站着抽支烟就能收获他们的真诚，都让我找回自己的童年。”
贾俊生曾去内蒙的乡村里盘桓过一个月，亲戚朋友都担心他的心脏能不能受得了，但他说，事实上反而好了不少。王锦彬在常德农村的半年里，皮肤敏感问题也大有改善。
这是一种乡愁的嫁接，故乡不能回，就把他乡作故乡。王锦彬说，许多城市人，喜欢在院子、阳台上种点花草蔬菜，其实也是一种自我疗伤，只是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需求。
曲线回乡
父母在想象着城市，某种意义上说，贾俊生他们也在想象着农村。他们也能明显感觉到家乡的变化，早已不是自己真正向往的那个故乡。
在王锦彬的家乡，以前谁家打鱼，提前一天跟邻里的青壮年说一声，就会有许多人一起来帮忙拉网，捉鱼。每人送一条鱼表示谢意，大家就皆大欢喜，而现在则必须算工钱，否则不可能找到帮手。
传统的庙会，以往是一种共同的娱乐习俗，现在则往往变成周边的有钱人炫富的场所。
乡村，这个温情脉脉的熟人社会，价值观早已被城市里的陌生人社会所同化，这是故乡之所以回不去的最深刻理由。王锦彬他们必须用想象和希望去修补这些“漏洞”，否则就只能找到一个千疮百孔的精神驻地了。
相比那些令人不快的变化，王锦彬更津津乐道于故乡依然保留的、符合自己乡村想象的人情风俗。“今年春节后，我父亲在马路边的一块地里嫁接潮州柑，尝试复种，一开始是家里几个人，然后路过的人都下到地里帮忙，人越来越多。当时我在场，一下子找到了久违的感动。”
父亲有一个农场，按照“耕田如刺绣”的传统方式耕作， 收益甚微。王锦彬说，如果让自己来经营，一定是完全不同的一番局面。“我可以把城市和乡村的优点都结合在一起，让农场成为一个高效的企业，这可能是我最终逃离城市的办法，但我父亲怕我回农村，坚决不让我插手。”
他已经在父亲的农场里租下一块地，种上了“超甜玉米”，只不过，表面上那块地属于他的同学，以此遮掩父亲的耳目。他在悄悄地试验，试验农产品，同时也是试验推翻父亲心头那面城乡隔离墙的可能性。“同时我也要在城市里多赚钱，快点成为一个富人，希望这样可以冲淡回归农村带给老人的耻辱感。”
贾俊生的回归则会更加艰难，甚至再无希望。他清楚地知道，一旦父母离世，自己与本村的故事也就戛然而止了。
他也在曲线式地寻找一种最像回归的生活状态。在太行山深处，一个世外田园一般的乡村，他买了一间老房子，一有时间，就去那里住下来，画画，发呆，把那里当成另一个家，安顿心灵的家。
“我时常跟祖辈都在城市的朋友讲，你们是无法跟我们比幸福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家，我现在的痛，其实是一种福气。”
贾俊生说，现在自己常常会想到死亡，某天离开了人世，唯一的愿望就是儿子能把自己送回老家，与父母合葬一处—言谈中，这一代人的“乡愁”，显得无比悲怆。
（编辑：王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