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3月7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在政协联组讨论上发言，王长江认为研究完全没有禁区不行，对那些明目张胆地对抗我们指导思想的东西，当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但在实践中如果都统起来，变成一种声音，那不叫繁荣，相反会产生许多“南郭先生”。

　　按照会议要求，今天我就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作个发言。

　　我本人就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但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对我来说却很神秘。在中央级别的文件中，它一会儿出现了，一会儿消失了，而且你不知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时候又消失。这次出现了，很好。

　　很好，但却不够。它现在的位置给我的印象是：这儿，有一些人在研究音乐；那儿，有一些人在研究表演；哦，还有一拨人，在研究哲学社会科学。这对研究者是很尴尬的场景。其实，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远远不止于此。在我看来，社会科学至少在三个方面体现着它的极其重要性：第一，它关系顶层设计，因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顶层设计和工程学、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顶层设计根本不是一回事儿；第二，它关系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主导就无从谈起；第三，它关系到信仰危机，因为你的哲学社会科学如果缺乏说服力，想让人对你那套理论产生信仰，是不可能的事。

　　顺着这个思路，我想谈三个问题。

　　一，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不是繁荣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首先是肯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确实比过去好多了。项目多了，还不断有“工程”，有时还有学术上的交锋。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总体说还不够繁荣，有时甚至是虚假繁荣、泡沫繁荣、脆弱的繁荣。概括起来有四点表现：一是靠大量政府投资拉动。二是靠权力的强势介入。我不是说在关系到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政府也不要管，当然得管，不管就是失职。问题是，我们往往管到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去了，这个概念不许说，那个概念有问题，这就不对了。三是禁区多，有瓶颈，不但相关政治的领域，就连和政治无关的领域，到了一些基本问题上，也到处是雷区、禁区。四是市场匮乏。生产了那么多的精神产品，到底有多少人买？反正在我周围，我还没听说有人自掏腰包买那些我们编的教材的。而且，实际上，知识界处在一种被撕裂的状态，一方面我们拼命造势，另一方面不少知识分子越来越远离我们。这是非常危险的。

　　二，怎样让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起来？

　　关于怎样繁荣的问题，实际上不需要我讲，学者们都心知肚明。但是，我们确实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在这里我提几个问题：

　　第一，靠“不争论”能不能繁荣？“不争论”是邓小平老人家的发明。但他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说的。那时候，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内行外行，不分识字不识字，都卷到姓资姓社、姓马姓修的大辩论中来，经济没人搞，生产没人搞，结果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看到这个不行，不能再打那些无谓的嘴仗了，不争论，踏踏实实搞经济。这叫不争论。但如果变成研究理论也不争论，不同观点之间不能争论，没有取舍，那理论还怎么发展？

　　第二，靠设禁区能不能繁荣？完全没有禁区不行，对那些明目张胆地对抗我们指导思想的东西，当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但在实践中我们往往把它变成了：要繁荣就好比挖水渠，最后把小溪流都汇聚到一起，变成了一条浩荡大河。但这个比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都统起来，变成一种声音，那不叫繁荣，相反会产生许多“南郭先生”。我们理论界现在不是有没有“南郭先生”的问题，而是批量化地生产着“南郭先生”。

　　第三，靠大兵团作战、大呼隆能不能繁荣？

　　把理论家们都集中在一起，是不是就能产生新的理论，实现理论创新？我的看法相反。你想，来的都是大家，我的观点拿出来，你只接受你同意的那部分，不同意的就要去掉。同样，你的观点拿出来，我也只会同意我认可的那部分，一样去掉不能达成共识的部分。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一个谁都接受的、就像“人要吃饭”这类听上去绝对正确、但却无用的废话。英国工党要理论创新，绝不是工党出钱，把全国知名专家请来，一块儿凑成了一个“第三条道路”理论。这不符合理论创新规律。理论创新规律应该是为理论家们提供平台，让他们有足够的思考空间，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进行创造，形成各种有见识的理论，再由需要它的人在其中进行选择。

　　三，我的结论是，要实现真正的繁荣，我们就不能再这么修修补补地对付下去了，必须下决心，真正花功夫去认真研究、解决一些与我们的基本理论、基本信仰有关的重大问题，不能再绕过去，也不要再在研究时动不动就设禁区。这样的重大问题，在我们党的理论中可以找到很多。仅举一例：《资本论》和剥削的问题。至少对我这样一个不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来说，《资本论》告诉我的是这样一个道理：只有人能创造价值，其他东西不能创造价值。所以，所有剩余价值都是人创造的。出资金的人，拿到了回报，多出来的，都是剥削所得。这样解释对不对？还可以不可以有新的解释？用这个道理，我们怎样解释“非劳动收入”？如果它不是剥削，那是什么？如果是剥削，共产党怎能允许？守着过去的解释不放，不告诉人们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人们就可以理解为：我们国家是因为不发达，要补资本主义的课，所以允许剥削。那么私营企业主就理所当然地这样推理：共产党现在容忍我们是一种权宜之计，早晚还是要消灭剥削。所以，赚了钱赶快转到国外，赶快走人！这恐怕是“移民潮”的一个内心深处的原因。像这类问题不去研究，不去破解，我们国家会真正出问题。不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这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责任何在？研究不清这些问题，我们这些研究者的脸面何在？假装看不见这些问题，成天去放一些自己都不愿意听的空炮，我们这些研究者的良心何在？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