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raX/译
最近几年，许多暴力犯罪的受害者都写了回忆录，书中甚至提到了他们找到并正面接触了那些曾伤害过他们的人。相反的情况却非常少见，很少有行凶者试图去寻找他们的受害者，更别提写书记录下来了。但就是在五十五年前的这个月，一个曾经的纳粹份子，梅丽塔·马施曼却出版了这样一本书。
“Fazit”在1964年被翻译成《彻底清算》，这个说法来自于一个女人的回忆录，她在年仅十五岁时便违背家族原则，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在二战爆发之前及其后的战争时期，马施曼一直在一个青年纳粹组织的女子分部（德意志女子青年同盟）中的新闻宣传部工作，随后，她担负着波兰农民的驱逐、德意志民族重新迁入农场的监督工作。1945年，33岁的梅丽塔被逮捕了，在完成了去纳粹化的强制性课程后，她成为了一个自由撰稿记者。
很快，1948年，拘禁中的她被释放了，马施曼给她曾经的一位犹太裔女同学写了封信，这位姑娘和她有着普通成年女孩所共有的那种充满激情的友谊。她不知道这位同学会不会在柏林遭遇战火之前就已经移居他处，或者也许她的母亲（事实上马施曼只有这位母亲的地址）会转交给她。“我不知道你是否最终收到了信”这位作家写道：“自从那以后，不论是醒着的时候还是在梦中，我一直延续着那些曾经和你一起聊过的话，但是我从未试着把它们写下来。现在，今天，我觉得冥冥中有力量促使我这么做，一件琐事激起了这个想法。大街上有个女人找我说话，她昂着头的样子让我猛然间想起了你。但是，促使我一回家就坐下来给你写信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也许只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在这段我甚至没有意识到如何度过的时光之后，我已经准备好把深藏我内心的那些必须坦诚的往事全部讲出来。”
《彻底清算》这一篇是以第二封信的形式写成的。这封信达到了近乎一本书的长度。“作为旁观者的你”，作者用充满痛苦的，详尽的，似乎一丝不苟的笔触来描绘年轻时的自己，“我可能应该再尝试着去审视一遍我对过去反思的结果。你应该逼着我反思得更精确些，至少要比我独自一人做起来强。”
马施曼强烈地认为，她的朋友也许会把她的这项计划当作是一种自我辩护，于是写道：“我知道，虽然在人的一生当中，命运的改变并不仅仅由每个人犯下的罪来决定。但我仍斗胆抱有一丝希望，那就是希望你也许能够对我曾经（我并不想掩盖的）犯下的错误，那些必须坦白的邪恶行径有所谅解。这样的理解也许成为能使我们继续保持长久对话的基础。”
1963年，马施曼通过一封信详细地把她想达到的目的解释给了汉娜·阿伦特（犹太裔美国思想家、政治理论学家，原籍德国，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巴黎，后逃往美国。），信中，马施曼表达了希望帮助前纳粹分子反思他们的行为的愿望，同时希望让其他人都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像她一样被希特勒引至麾下。（二人详细的书信往来可从互联网上读到）
作为一个娴熟的作者和一个老练的宣传人员，她深谙鲜活的话语、细节以及轶闻带来的力量。德国一战失败所带来的羞耻形成了一种文化，马施曼将自己描绘成一名在这种文化灌输的时代下成长的少女。“在我理解‘德国’这个词语所代表的意义之前，我带着一种神秘的悲伤情绪爱着这个国家……”她写道。她富有的双亲，贪婪的新闻读者和保守的德国国家党成员都在抱怨着“议会内部混乱的争论”，还有大量的人口失业，他们的家门口还都贴着“小贩与行乞者禁止进入”的牌子。梅丽塔同情他们，同情女佣，司机还有家庭女裁缝。后者在衣领子下方都佩戴着金属浮雕“卐”字勋章，激昂地赞颂着希特勒，这些都对梅丽塔下定决心“走向与被家庭传统束缚的保守路线截然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很有帮助。这本书则记录了她走向这条路之后十二年的生活。
《彻底清算》恰好出现在阿伦特的著名论点“平庸无奇的恶”大行其道之时，西德国会当时正在就纳粹所犯罪行的追诉时效法规进行争论。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个说法真实又坦率，另外一些评论家则认为这个说法还是对所犯罪恶具有一定辩护性，有搪塞之嫌，还颇为戏剧化。马施曼曾经的纳粹同事在战争结束之前就用煤油灯把他们的文件烧光了，所以他们把马施曼的行为当作是背叛，更是不能原谅她把这些写下来。
（注：“平庸无奇的恶”来自汉娜阿伦特著名论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本书1963年出版。阿道夫·艾希曼21906年生，曾在屠杀犹太人中扮演重要角色， 战后化名逃往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获，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其举行了刑事审判。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前往报道该审判，最终形成了这本书。
从阅读有关卷宗开始，到面对面冷眼观察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克曼，以及听他满嘴空话地为自己辩护，阿伦特断定被人们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的这个人，实际上并不拥有深刻的个性，仅仅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他的“个人素质是极为肤浅的”。
因此，阿伦特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是：“平庸无奇的恶”。他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她再次运用极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性质来分析这样一个平庸无奇的人为什么卷入深渊般的恶而无法自拔，问题在于纳粹通过使用新的“语言规则”来解说他们的反常行为：“灭绝”、“杀掉”、“消灭”都由“最终解决”、“疏散”、“特殊处理”来表达。对于追求观念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来自网络）
在德国，这本书出版前后经过了八次修订（最后一次是1987版），在一些校区甚至被加进高中阅读书单里。它已经成为德国个人、社会以及学术界探讨德国历史的重要部分。专门研究“纳粹时期”的历史学家，丹尼尔·戈尔德哈根和克劳迪娅·库兹都将《彻底清算》一书作为第一手资料；女性研究方面的学者试图从该书中发掘出女性犯罪者的精神状态；研究回忆录的学生则把这篇文章当作是展示多样化个人叙述方式的平台；社会学家则试图寻找文化环境与文学作品诞生之间的关系。一些读者也对马施曼作为叙述者的可靠性产生了质疑，对于她的个人动机及她是否能够成为普通德国人的典型代表产生了怀疑。他们对回忆录中提到的犹太裔朋友进行了一番推测：她到底是虚构的人物，还是确有原型，或是二者皆有？
没有人会解答这些问题，因为在本书出版之后，作者就很快地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她找到了一个格鲁（一种印度宗教领袖），斯里·阿南达玛依·玛，她在印度被视为“活着的圣人”，马施曼起了新的印度教名，住在了印度教修行所，仅仅因为每两到三年的家庭聚会才会回到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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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编辑亚瑟·塞缪尔森说道：“在一位友人介绍之前，我压根儿没听说过梅丽塔·马施曼的名字。”他把《彻底清算》看作是他读过的最好的回忆录之一。我和我丈夫在普伦基特湖出版社主要负责再次整理出版经典的纪实文学的电子版，我们因此被这本书所吸引，“我从中看到了一个人被历史所吞没，”塞缪尔森告诉我，“看到一个人在挣扎着弄清楚那些不再合理的事，去试图理解为什么曾经的自己会做了那些不能理解的事；看到一个人的‘最好的自我’会被纳粹主义完全吸引。”
我们读完了这本书并且开始作相应的研究。
首先，我们找到了马施曼其余的居住在德国和法国的家人。根据她的嫂子（现在已经90岁高龄）所说，马施曼当时很难找到朋友，战后生活也不好过，她开始出去旅行，参加一些大学课程的学习，并且给一些报社撰稿。1962年，她前往阿富汗和印度旅行，随后出版了她的回忆录，并最终决定离开德国。
深受马施曼影响的学者还有达格玛·瑞斯，她是《在纳粹德国成长的女性》一书的作者。她回忆说，她曾从已故的伊姆加德·科隆尼的一篇散文的脚注中读到过，马施曼的犹太裔朋友并不是虚构人物，而是确有其人：玛丽安·施维泽。她是厄尼斯特·施维泽（医生）和法兰西斯卡·柯尔特·施维泽的女儿。我们获取了她在加利福尼亚拉荷亚的住址，但每次我们致电给她都会被她挂掉，因为她一直把我们当作电话促销员。
95岁高龄的施维泽仍令人印象深刻，她是一个敏捷、活泼又忙碌的女人，每周她都去参加瑜伽课程，现在仍是圣地亚哥人类博物馆的志愿者。她告诉我们，1933年的春天，她刚刚十五岁，因为拉丁文和数学挂科了，母亲只好给她转了学，正是在那里，梅丽塔成为她最好的朋友。她们一起做作业，讨论文学，建立起了对彼此的深厚信任。“梅丽塔很雷厉风行，口才很好，也很会社交，可以被称作是一个‘参加狂’，”施维泽回忆道“和她保守又传统的父母呆在家里让她倍感无聊，加入纳粹成为她反抗父母的一种方式。而我来自一个更开明，更具艺术氛围的家庭，我更像是一个独行者，聆听者和观察者。”
起初，我和梅丽塔在政治方面有很多认同感。“我们都是理想的‘Weltverbesserer’（注：德语，空想的社会改良家），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不同的是，她只想让纳粹德国的世界变得更好，而我则是想改善全人类的生活。渐渐地，这些讨论爆发成了冲突。梅丽塔加入了BDM，一个希特勒女子青年组织，成为了我称作‘百分之一百五的纳粹’。我有些害怕，她开始劝我去参加一些希特勒演讲的会议，她的目的是希望我也转投纳粹主义。我用十分明确的语言告诉她，她就像一个歇斯底里的宗教狂热份子，并表示我很难理解像她这样受过良好教育、高智商的人才竟然会受到他如此大的影响。而她告诉我，我之所以不能欣赏到希特勒的伟大，正是因为我有着犹太血统。”
施维泽回忆道，八年之后，我知道了这种荒谬的言论，在1932年以前，我根本不明白“拥有犹太血统”意味着什么。施维泽一家共同庆祝着圣诞节和复活节，同属路德教会教徒。根据希特勒的种族划分，她的母亲一家属于雅利安人（注：纳粹宣扬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主宰种族。）但也就是那一年，她的父亲表明他的双亲是经过受洗的犹太人。这一家人的未来就戏剧化地彻底转变了
作为一个“ Mischling”（注：德语“混血儿，杂种”），或者可以说是“半犹太人”，玛丽安仍被允许留在学校继续学习。1936年，梅丽塔突然消失了。据玛丽安回忆，梅丽塔一声不响地就走了，这让她感到震惊。梅丽塔只是催促她们都很喜欢的老师弗莱夏博士赶紧把作业答案给她。她解释道，马施曼一家觉得梅丽塔需要在Abitur（注：德语，高中毕业会考）之前进行更多严格的复习准备，所以把她转到了寄宿学校。（在回忆录里，马施曼说家里人为了禁止她再去参加纳粹活动，送她去了寄宿学校。）
1937年秋天，梅丽塔又重新出现在施维泽一家人面前，并表示希望能和他们重拾友谊。在《彻底清算》一书中，她承认，事实上是盖世太保招募她去监视这一家人，他们怀疑这家人在自己家中主持建立了一个反纳粹组织。
十一月一日的晚上，一个盖世太保的小分队闯入施维泽的家中，彻底搜查了家里。虽然没有任何秘密聚会，盖世太保却以谋划实施叛国的罪名拘捕了玛丽安的姐姐，把她送进了集中营，她一直在那里被拘押到1938年七月。他们的母亲也同时被拘捕，但是一周后就获释放。“从监狱里接她出来时，我永远忘不了她衣衫褴褛又臭气熏天的样子，”玛丽安写信告诉我。“我当时对她的出现表现得非常厌恶，现在想起来觉得很羞愧。”
在1938年十一月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期间（注：在1938年11月，纳粹党策划一个反犹太集会，称为“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在这个集会中，有很多犹太人的商店和犹太会堂被破坏。该事件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父亲厄尼斯特？施维泽被拘捕了，随后便被狠狠地打了一顿，母亲法兰西斯卡？施维泽开始更努力地帮助全家逃离德国。大部分家人还是希望能继续留在柏林，在玛丽安幼年时期，曾有位来自美国的家族友人前来拜访他们一家，那时，她就对美国加州充满向往。1939年，玛丽安和父亲出发前往英国，随后在远渡美国纽约的邮轮上，她得知二战爆发。她的姐姐留在了那里，嫁给了一个雅利安人，在战争结束前生下了两个孩子。她的一个兄弟在苏联前线对抗德军时阵亡。她的父母及其他兄弟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来到了纽约。在那六年期间，玛丽安继续完成学业，在布林茅尔学院奖学金的帮助下学习了三年，随后毕业，1945年又获得了耶鲁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她结了婚，直到1948年她母亲把梅丽塔的信转交给她时，她从未记起过德国的生活。
“长达十一年的战争已成为历史，”梅丽塔写道，“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孩子，现如今我们都成为了有着生活烙印的成人……我们还能否回到青年时代纯洁无暇的友谊当中去呢？”
玛丽安想不起自己在收到信后具体的感受如何，但她并没有回复。1950年的二月，六月和八月她收到了更多的信，信中梅丽塔坦承了自己的监视行为，并写道：“对于1937发生的一切我感到很羞愧。”“我很高兴你现在身处美国，可以对一切德国的事情说不，而我不仅要弥补战争带给人们的伤痛，同时还妄图与你重拾友谊。”
1954年，玛丽安移居到了巴拿马，他的丈夫在那里为联合国工作，而她在当地国立大学教授德语。1963年，她和其他拉丁籍，美籍，德籍的导师应歌德学院的邀请前往德国。梅丽塔仍和玛丽安在德国的家人保持着联系，她乞求玛丽安能前往一聚。1963年春天，就在《彻底清算》一书出版之前，梅丽塔在家中把手稿递给了玛丽安，玛丽安在那里读完全书，两人讨论至深夜。
“说我们的会面进展得不顺利是不准确的，”玛丽安告诉我，“我彻底地被这本书所震撼。我从不知道她在战时的纳粹活动能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我很疑惑，很受伤，甚至不知所措，我一度不能谈起那些事。当我们告别时，她哭了，我却没有。现在回顾起来，我会说她表现得正直又坦率，而我却不是，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玛丽安在1964年回到了美国，成为了加州大学的德语导师。她感觉自己陷入和梅丽塔混乱的情感漩涡之中。“虽然她远在印度，一直坚持给我写信，并且成为印度教大师的门徒，但我拒绝了她提出的‘重拾友谊’的想法，不仅如此，虽然我很爱那些留在德国的亲属，但我仍排斥德国的一切。”
直到2006年之前，玛丽安都没有写下自己的故事，在她88岁时，她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文章，和梅丽塔的信件放在一起，她提取出自己最感兴趣的部分，全部打出来（那时还用的是打字机），并把剩下的原件扔了。“我当时认为没有人会对那些东西感兴趣，现在我感到很遗憾，自己应该至少留下一封。现在想来，在我们重逢八年后，我可以说正是因为梅丽塔的背叛和希特勒对我在德国所珍视的一切的摧毁导致我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德国人。”
“她那个时候能够有勇气写下并出版《彻底清算》，应该全是我的功劳。1963年，我认识的人当中没人敢承认自己曾经是个纳粹，她可能是第一个德国人，当然也是第一个德国女人，用自己的真诚来面对自己的过去，那个时候，没有一本书明确地说过：‘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了一个纳粹’。我怀着尊重和理解来看待这本回忆录。梅丽塔最终也对纳粹主义的残忍感到惊骇，我相信这本书就是她最深切的歉意。”
2010年，在多年阿兹海默症的折磨下，梅丽塔·马施曼在德国去世。她终生没有结婚生子。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