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门阀政治：中古皇权衰弱的顶点

　　学者普遍倾向于将中古中国视为士族政治时代，而国外汉学家用语稍有不同，习用贵族政治一词，多少显示出受世界史相关概念的影响。门阀一语在国史上并不罕见，但对于“门阀政治”一词的运用与定义，则是田先生的重要创见，并构成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核心概念，体现出其对士族与皇权关系的独特思考。

　　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自1989年出版以来，至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先后多次修订重印，虽不知其确切的发行数字，但无疑是二十余年来中文世界受众最多、最有影响力的学术专著之一。该书不但是每个中古史研究者的必读之作，甚至不无超越专业之外的影响，这在学术研究日益象牙塔化的当下，实属罕见。印象中去年华东师大组织思勉原创奖的评选，遴选的范围是1978年以来的人文学术著作，该书以得票第一入选，且是惟一入选的史学著作，亦可窥见学界对此书的推重。当然若借用1953年瑞典文学院授予丘吉尔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赞词：“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与地位早已不需要任何奖项来予以衡定，自然更非这篇小文所能涵括。以下仅就最近重读此书时的一些新感受，结合笔者对东晋历史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略陈浅见。

　　从“东西”到“南北”

　　《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主要以东晋一朝的政治变迁为脉络，讨论皇权、士族以及流民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大体而言，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并不太为史家所瞩目，但定鼎江南的东晋却促成了中国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今人读史，往往受“后见之明”的影响，认为南北对峙是中国历史上的常态，事实上在早期中国史上，东西之间的争衡才是主流，无论是傅斯年的夷夏东西之说，还是秦与六国、楚汉之间的角逐，皆是东西之争。甚至西晋末年至十六国时期的动乱，尽管政局如走马灯般的转换不定，但仍能隐约看出关东与关中相抗衡的影子。田先生在书中讲王衍为司马越谋划“狡兔三窟”之计，以王澄为荆州，王敦为青州，自居洛阳，所谓三窟皆在长江以北，最初并未考虑到退步江南，可见在当时人心中，偏霸江南并不是一个现实可供考虑的政治选择。尽管距当时不远，吴、蜀两国曾以南方半壁抗衡曹魏逾半个世纪，第一次展现了中国政治格局从“东西”转向“南北”的可能。而对于王衍等人来说，这段历史几乎可以算作是当代史，但现实的政治经验最初似乎仍敌不过历史的惯性，司马越、王衍仍以决胜江北、争衡中原为目标，甚至在走投无路之际，仍拥众东行，返东海故封，并未考虑南下江南。

　　这大概是因为在当时人心中，中原才是决定天下走势的核心区域，江南虽然腹地广阔，不过是帝国边鄙，可以传檄而定。枭雄如刘备者，闻曹操破荆州，欲南走苍梧投奔吴巨，最初并未想到联孙抗曹一节，固缘于其与孙权素无渊源，但恐也与江南从来不是中国政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板块有关。即使善用兵者如曹操，在取荆州后亦志得意满，以为天下已定，不意竟在赤壁遭受大败，恐怕多少也受累于此成见。因而，尽管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便有“东南有天子气”的传说，但似乎并不能太当真，司马迁讲“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其记录的可靠性多少有点让人怀疑，但这代表了北方人对江南的普遍观感与想象，大约没什么问题。六朝南方流行的地记、异物志之类的著述，但其间往往掺杂了大量志怪、异闻之说，并不能算作严肃的地理著作，这种风气的形成或许与北人南渡，逐步进入江南腹地，对于未知之地的好奇与想象有关。即使在东晋建立之后，其政权重心依然在沿江诸州，广阔的南方腹地，仍是交通不便、蛮族出没的不毛之地，其后宋齐梁陈各朝中才次第稍有开发。总体而言，在当时人心中，说江南是帝国版图中的边鄙异质之地，大约并不为过。就连晋元帝司马睿本人也认为“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这句话的背景，史家有很多解读，但至少司马睿对江南没有多少亲近与认同，当无疑问。这与两百多年后，陈后主“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的自信口吻实在是大不相同。我想即使有江左管夷吾之誉的王导，在众人新亭对泣之时，虽倡言要“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但对于能否凭依东南之地，阻胡马窥江，奠定中国历史上南北分立的新局面，恐怕心中也无多少把握。

　　另一方面，在东晋内部也有东西之争，田余庆先生书中对东晋初年“王与马”关系的形成有精辟的论述，司马睿本人不过是帝室疏属，在人望与正统上皆大有欠缺，本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不过因缘际会，兼得王导兄弟之助，方得以承继大统。但司马睿最初不过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所能节制者唯有扬州，而东晋立国的基础在于兼有荆扬，荆州居上游之势，寄阃外之重，既是屏障江南的军事重镇，又是之后东晋南朝无数觊觎皇位的宗室、权臣赖以与建康朝廷争衡的强藩，荆、扬之争是整个东晋乃至南朝政治史的重要话题。如果说司马睿与王导的结合，奠定了司马睿立足扬州的政治基础，那么如何将荆州纳入东晋的版图，进而控制长江中上流地区，则是东晋国家能否建立的另一个关节点。以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论，江州刺史华轶拒绝奉司马睿的教命，荆州刺史周顗虽忠于元帝，却无力平定杜弢的流民变乱，奔还建康，司马睿不得不仰赖王敦之力平定长江中上流地区，才奠定了东晋国家的版图，但这同时也埋下了之后王敦坐大、称兵犯阙的隐患，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东晋初年“王与马”之间的关系或可进一步理解为王导与司马睿的结合奠定了东晋的政治基础，而王敦与司马睿的结合奠定了东晋的军事基础。

　　“胡马”与“流民”

　　尽管从战国时代开始，中原政权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北方或者西北方游牧及半游牧民族的威胁，根据汉学家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的看法，十六国时期进入中原的五胡，大抵皆有长期在帝国边鄙生活的经历，或多或少沾染汉风，不能以纯粹的征服王朝视之，而可以将其定义为渗透王朝。但神州陆沉、偏安半壁，对于当时人而言，却仍是从未有过的、极具冲击力的历史经验。田余庆先生在书中曾对东晋不与刘、石通使的原因有精彩的发覆，抉出东晋早年的外交政策乃是承续司马越时代联合鲜卑，对抗匈奴、羯胡之旧恨。但另一方面，东晋南朝不可能永远保持拒绝与北方政权往来的僵化态度，田先生提到东晋末期杨佺期北伐时便与北魏有非正式的使者往来，而到了南朝，南北方之间官方使者往来报聘不绝，逐步建立以对等为基础的外交关系。尽管在史书中依然可以指斥对方为索虏、岛夷，但现实的南北分立之局，使得双方都面临着“天有二日”的正统危机，大约于自视为华夏正朔的东晋南朝尤甚。

　　除了面临着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正统的竞逐之外，胡马窥江则构成了对东晋王朝现实的军事压力，永嘉六年，石勒治军葛陂，声言南下，虽未成真，但足以让人窥破东晋在军事上的孱弱。司马睿孤身南下，本无多少实力依傍，南方虽然地域广阔，但政府控制的版籍人口较之于北方则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江南在此之前一直不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单元，人口寡少或许是一个主要原因，而东吴一代，汲汲于攻伐山越，远征夷州，大约也与人口不足有关。东晋欲以江南一地抗衡北方，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版籍人口不足所造成的无兵、无粮之困局，而国家优容士族，大族豪强借机大量庇荫人口，更深化了这一危机。司马睿起初信用刘隗、刁协，施行所谓的“刻碎之政”，征发僮客为兵，意欲以此对抗王敦，这不但激化了士族与皇权之间的矛盾，而且仓促征发的僮客，未经训练，甫上战场，一触即溃，证明了检括户籍一途并不可行。

　　司马睿最初能在江南站稳脚跟，大约还要感谢北方因战乱而长期未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权，无力南顾，给了东晋政权以喘息之机。外敌虽未步步紧逼，但朝廷“无兵”的危机依然需要一个可行的办法来加以缓解，而南下的流民逐渐成为东晋屏障国家的重要依靠。田余庆先生在书中对此有精辟的总结，指出“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是门阀政治得以维持的三个要素。之前的学者论东晋政治，大凡已注意到皇权与士族这两个因素，而流民这一要素的引入，则是田先生的孤明先发。永嘉之乱中大量南下的北方民众，往往依附于某一流民帅，群聚于长江一线，这些人虽不入版籍，不能为国家所直接控制，但国家可以通过对流民帅的任用与控制，将流民转化为抗击外敌、制约强藩的军事屏障，因而田先生敏锐地指出，其间的关节不在于募兵，而在于募将，北府兵的核心是北府将。

　　皇帝和士族是东晋政治前台的两个因素，但南渡的侨姓高门，同样并无多少军事力量，吴姓士族中倒不乏如周玘那样宗族强盛者，但似乎亦不足以为朝廷所信用。但无论士族还是皇权，其在前台的政治争衡，皆需要在背后以实力为依托，这便是流民帅所能提供的东西，因而东晋政治的争夺，后来愈来愈演变为对流民武装控制权的争夺。但是，一旦流民帅不再满足于扮演皇权与士族背后的角色，意欲走向历史前台，那么便意味着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门阀政治走向终结，刘裕代晋便体现了这一转变，正如胡宝国在《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所评论的那样：“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共天下”和“共地方”

　　一般而言，学者普遍倾向于将中古中国视为士族政治的时代，而日本与西方汉学家的用语稍有不同，习用贵族政治一词，多少显示出受世界史相关概念的影响。门阀一语在国史上并不罕见，但对于“门阀政治”一词的运用与定义，则是田先生的重要创见，并构成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核心概念，体现出他对士族与皇权关系的独特思考。田先生在论述中极其注意严格界定门阀政治的概念，他在1991年的再版题记中还特别提及：“初版中提到门阀政治即士族政治，这个提法易生歧义，第二版中删去了”，亦可见作者对于这一概念的反复斟酌，并试图与学界通行的士族政治一词相区分。田先生所谓的门阀政治，指的是：“门阀士族势力得以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这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其核心的要素有二，一是门阀政治的表象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即所谓的“共天下”；其次，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因而不可能长期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在于东晋一朝。

　　这给后学留下了两个可以思考的进入点，一是田先生大约是不赞成所谓贵族政治的提法，他在书的开头就提到：“学者们或多或少地受西方古代史研究影响，无形中假借了西方古史概念，一般不太重视中国古代久以形成皇权政治传统这一历史背景。”因而尽管从表面上来看，田先生讨论的似乎是与国外汉学家相似的话题，但他的问题意识却是来自于中国历史本身，即田先生所关心的并不是中古中国是否存在一个贵族社会，以及其是否可以与西方史上的类似时代相比附，而是中国长久以来的皇权传统为何在东晋出现了波折，出现了皇权政治的变态——门阀政治，进而探讨这一变态生发的原因及其向皇权政治复归的过程。这或许多少可以解释田先生在完成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之后，为何没有继续研究南朝史，而是将学术兴趣投向了北朝。田先生对于皇权政治生命力的判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东晋一朝，最接近夺取司马氏天下的是桓温、桓玄父子，而父子两人皆有专断、苛细之称，假若桓氏代晋成功，出现的当然会是一位主威独运的强势皇帝，绝不会继续与其他士族共天下，因而所谓的“共天下”，并非皇权与士族的共谋，而是双方实力平衡的结果。无论皇权还是士族，双方都未必满意这一独特的政治生态，只是皆无力改变。当然，这种“共天下”的局面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经验，淝水之战，孝武帝、谢安与桓冲和衷共济，使得东晋君臣避免了披发左衽的局面，大约是一个世纪的门阀政治中最光彩的一页，但这似乎并不足以使中国历史出现另一种走向的可能。美国汉学家伊沛霞（Patricia Ebrey）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何贵族家族没有利用地方基础，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领主，从而使魏晋时期的政权进一步的碎片化，而是“在任何可行的时候，贵族都会见缝插针地在国家政权中谋取一席之地”，尽管这一提问本身源自西方史的经验，但恰好可以为田先生的看法提供一个有意思的注脚。

　　另一个问题则是，既然田先生认为门阀政治有非常强的特殊性，那么门阀政治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士族政治应该如何区分，在中古的其他时期，如南北朝、隋唐，士族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如何来加以界定，进而我们如何来理解士族在中古乃至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田先生本人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如果我们循着类似的思路，将皇权衰弱的标准定义为分权，那么东晋门阀政治无疑代表了中古皇权衰弱的顶点，士族与皇帝分享中央权力，是为“共天下”，这当然是极特殊的经验。但在魏晋南北朝，国家与士族分享地方政权这一现象颇为常见，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权力的衰退以及中央政局的不稳，使之无力渗透至地方，不得不仰赖与地方大族的合作，方能将某一区域纳入其政治版图。笔者姑妄称其为“共地方”，这无疑也是一种皇权与士族的分权形式，只是不如“共天下”那么极端。另一方面，中古士族在仕宦过程中拥有各种有形、无形的特权，其对清官的定义与垄断，无疑也构成了对皇帝任免官僚这一重要权力的削夺与分享，这大约也可以被视为另一种分权形式。那么如果我们从分权的形式与程度来重新思考皇权与士族关系的动态演变，或许能为观察中古政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田余庆谈门阀政治与皇权

　　采访者：钟 鑫

　　田余庆先生的名著《东晋门阀政治》自1989年首次出版以来，虽不曾洛阳纸贵，但史学圈内的评价却持续走高，先生将东晋一朝之门阀政治视为“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的观点也早已深入人心。时值本书再版，我们约请年届九十高龄的田先生再谈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在田先生看来，并无充分史料证明中国曾出现过西方式的“贵族政治”，即使是东晋门阀政治，也并未真正偏离皇权政治传统，“专制皇权可能一时式微，可能一时旁落，但是不能须臾缺失”。

　　不无遗憾的是，这次再版时田先生本想增补一章《温峤与江州》，由于健康原因，最后并未如愿完成。此次访谈中我们特别请田先生谈了谈这部分未能问世的内容，希望略补此憾。

　　在最新版的《东晋门阀政治》后题记中，您说本来还要写一章“温峤与江州”。按照您的归类，温峤似乎不是第一流的东晋门阀士族，为什么要加入这一章呢？

　　田余庆：关于温峤，我初探东晋门阀政治时已有较深印象。以他平庸的条件，过江不久就得到执政诸高门的接纳和信任，平苏峻后立即获取东晋地缘政治中配置给他的江州地盘，这中间必有特殊的理由。只是他在江左生存只有十二年时间，其间居江州之位不过三年，既无众多的宗族部曲相随，更无出色的子嗣继承，所以江州局面未因他的开辟而稳定下来。我留意温峤与江州一事，主要是探究温峤能在江左走红的缘故和在江州留下的影响，填补东晋门阀政治和东晋地缘政治的一点空阙。

[NextPage]　原来您是从东晋权力格局中的荆扬对立、荆扬平衡的角度来看位处中游的江州，因而关注温峤历史作用的。

　　田余庆：十年前，我得见“代王猗卢之碑”残拓及柯昌泗题记二则，推断碑为刘琨立于公元316年3月至11月之间。此碑对于两晋政权嬗变极具象征意义。立碑年份也很关键。一、316年，拓跋部败于石勒后一蹶不起，长期龟缩代北，未豫北方纷争，刘琨则逃奔冀州段部，西晋在中原的旗号不复存在；二、苟安于长安的晋愍帝，同年降于匈奴刘聪，西晋更是名实俱亡，胡、羯完全占有长江以北；三、建康与长安原本是分陕而治的状态，此时司马氏政权在建康独存，为西晋遗臣瞩目，但缺晋朝法统与帝号。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刘琨以他所具西晋所授大将军、司空、都督并幽冀诸州军事的旧日名分，与他在冀州所靠的鲜卑段部段匹磾共同领衔，派遣温峤出使建康劝进，使司马睿称帝获得重要的推动力，温峤从而进入东晋历史舞台。

　　温峤并非一般的避难南渡人士，他是代表西晋末年的重要人物刘琨的，而刘琨的支持与建康朝廷的顺利建立有密切关系。可是，刘琨为什么自己不去建康而要派温峤南行呢？

　　田余庆：据传刘琨少无令誉，好游权贵之门，习性浮夸，史称“佻巧之徒”。八王之乱之末，他受东海王越之命出督并州，历经艰辛，获得声望。但他观望于长安与建康之间，曾有“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的寓志之句，与琅邪王并无近谊。而建康自永嘉以来，北士逐渐充斥，各据要津，未必看重刘琨。刘琨一心报晋，死前犹有“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赠卢谌诗，卢谌回答“百炼或致屈，绕指所以伸”，所伸自然是指伸向建康。刘琨屈居段部只有一年，就在段部内斗中被缢死。

　　《晋书》记段氏杀刘琨可能与王敦密使有关，卢谌理刘琨表也反复替刘琨表白对建康并无二心，也许说明刘琨在琅邪王睿与南阳王保之间的观望的确造成了政治波澜。敦煌出邓粲《晋纪》残卷有温峤理刘琨表，同样能说明这个问题。

　　田余庆：太原温氏本属二流门第，温峤本人又“姿形甚陋”，但以劝进言辞获得称许。他盛赞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亦是谦卑而无所觊觎。他应对进退有度，江左胜流留有一些赠答诗篇可参。他带来的劝进表文由“河朔征镇华夷”一百八十人联署，刘琨、段匹磾领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凸现北方多种势力对建康法统的一致认同。后来，东晋一朝对北政策始终是不与刘、石通使而与鲜卑拓跋、段部等亲近。可以说刘琨、温峤所亲所仇，奠定了东晋一朝对北方各部族的基本政策。

　　温峤能够迅速融入南渡群士的上层集团，既有刘琨的背景，也是靠了他自己的才具。在江左的各大政治势力间，他本是一个孤客，但他周旋于各势力间，不仅能够自存，还颇有成就。

　　田余庆：温峤与太子（后来的明帝）结深交，对王敦坚决抵抗。王敦叛平后又为受株连的众多党敦朝士吁请宽免，做得周到适度。他反王敦而亲王导，使自己在纷纭的朝局中居于稳定地位，不随朝局而起伏变化。他更显著的功绩是与荆州强人陶侃周旋应对，既不助长陶侃，又能借重陶侃实力，一举歼灭苏峻叛军，挽回东晋大局。朝廷命他都督江州，驻守于扬、荆之间，显然是期望他起上下游的缓冲作用，使江左内部不再重启重大纠纷。他安定了被建康视为异己势力的陶侃，使他终身与建康和平相处。

　　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江州，就是从温峤开始展露其六朝史意义的吧？

　　田余庆：以长江一线基地为主导的东晋地缘政治布局，中枢扬州长期在王导之手。下游徐州侨郡县具有拱卫建康的特殊作用，由郗鉴长期稳定经营。温峤刺江州，与郗鉴刺徐州同时，二人处身行事和所起政治作用大有可比之处。只是温不永年，死后江州成为扬、荆两强争夺之地，未能独立发挥作用。稍后，下游扬州之西出现了豫州，扬、豫一体；上游荆州之北出现了雍州，荆、雍一体。可以看出，江州是上下游必争之地，把温峤配置在江州，是东晋有远见的决策。温峤明白此意，不负所托。他曾有迁都江州之议，而江东豪杰则主迁会稽。迁都不符王氏利益，未得王导认可。温死葬豫章，表明温峤原拟以江州为其家族在南植根之地。后嗣视形势已变，乃迁葬建康今郭家山之地。温峤江州之业无合适的后人继承，自择北来入幕之人，后转手入“驰驱戎马之辈”，与诸门阀不能合辙，这是门阀政治格局所不能容纳的。再后陶侃以荆州之重进占江州，陶侃有谦退之志而无非分之求，死后江州重回门阀政治轨辙。

　　您关注江州，是因为在东晋门阀政治的地缘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江州是一个新因素。

　　田余庆：门阀政治，主导者自然是高层门第，是他们与司马皇权共治。门第高下，一般地说靠社会舆论认同，高门则以婚宦壁垒自我保障，但其身份却没有法律的硬性界定，没有按门第高下分配政治权力的正式机制。少数臣僚虽非寒素，但门第却不甚高者，由于特殊机遇，攀升至举足轻重的位置，如温峤、郗鉴。不过他们也不可能入主中枢，因为得不到高门的广泛支持。我从这种现象感知，建康政权像是一间股份公司，东晋皇帝是名义上的业主，轮流执政的门阀则拥有最大的股权。门第是入股的必要条件，虽非股权大小的唯一依据。陶侃有较强实力，立有大功，但以“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是无从入股的。王导门第最高，与司马氏关系亲近，自然有最大的股份。而温峤、郗鉴门第二流，是靠政治机遇获取股份。他们难得在中枢获利，却能分割地盘，形成东晋的地缘政治格局。他们在地缘政治中各自经营，郗鉴非常成功，温峤具有经营成功的能力，却因不永年而未竟其业。

　　在这个地缘政治格局中，江州具有什么特殊地位呢？

　　田余庆：东晋一朝，对付北敌窥伺，守在长江一线及淮、汉地区，以政区分，则是徐、扬、豫、江、荆、雍等州，地缘政治在此区域展开。其中扬、荆二州形成长江流域上游下游两大中心，斗争复杂，现象纷纭。南方腹地诸州，不涉大局，无多可述。温峤所属江州，辖今赣、闽全境及湘境东南隅，地域辽阔。境内流民颇多，有货殖之利。江州土地开发显著，运漕不止供应江州驻军，也供长江沿线尤其是荆、雍军需。闽境粮食循水路输贮江州仓储。荆、江及于交、广，往返及物资运输多循赣水一线，而少经由湘水。江州腹地发展状况，记载不多，何德章教授论梁陈之际江州土豪势力的兴起，有的可追溯到东晋时期，可资参考。唐、宋时期，旧日江州地区经济增长，人才辈出，堪与扬州比肩。回首前尘，温峤的奠基作用值得关注。

　　温峤建议迁都江州，是一时权斗需要，还是别有深虑？

　　田余庆：江州都督军府置于长江沿线，多在寻阳左近，刺史驻在豫章，既重在军事上链接扬、荆，又关注江州内地发展潜力。这当是温峤请求迁都豫章的理由。只是温峤猝死，江州发展没有由他经营。江州居扬、荆两大之间，先是“驰驱戎马之辈”争夺不已，入陶侃手后经过几年安定局面，转归庾亮。庾氏坐大荆、江，建康的王氏则派出王允之与庾氏相抗衡，争夺江州，引发不少次或明或暗的冲突。谢氏以西府之重曾经插手江州，然后就轮到桓氏一揽荆、江之重了。几十年江州的矛盾斗争，求其嚆矢，还得从温峤算起。

　　从这个角度看，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加入温峤一章，就可以理解了。

　　田余庆：温峤在古史中已有赞颂。《晋书》列传人物以类相从，置温峤与郗鉴于同卷，为作佳传。郗比温晚死十年，这十年间经营京口，外抗胡羯，内卫京都，对门阀政治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其人虽不持中枢政柄，但史实钩稽，可见其功勋所在，较早为今日史界认同。温峤其人其事，与郗鉴大同，只是未能在江州营造出如同京口那样的事业，因而在东晋门阀政治中默然无闻。只有过细审读史籍，着眼于大局分析，才能得出像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元无远图，明年短促”条中那样的判断：“诸臣中亦惟温峤有英略而峤又不永年，有以知晋祚之不长。”

　　最近一些魏晋史学者在一些场合谈到，日本的中国六朝史研究的核心思想是贵族制理论，而中国学术界在实证研究与理论总结两个层面所作出的唯一回应，迄今为止只有《东晋门阀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魏晋史学界在重大理论问题上与日本学术传统的一次对话。可是，仅仅从字面上看，《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并没有提到贵族制问题，也没有摆出理论探讨的姿态，因此史学界对此书与日本学术传统对话的性质似乎理解不足。请问这一描述是否准确？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中的论述，与日本学界关于中国中古的贵族政治理论，确实是各说各话，避开正面交锋。另有一位美国学者姜士彬（David Johnson）称中国中古政治为寡头政治（Oligarchy），出有专著。我与姜当面讨论过他的观点，也未多评论。我以为各人写书自有其精到之处，我知之不深，未必能准确品味，还是不多插嘴为好。但是上列观点也确有我所不能认同之处，靠口水之争未必能辨识清楚，不如独自表述，听由读者判断。我觉得迄今所知国外学者关于贵族政治的论说，一般不曾从原始资料发掘入手，一步一步推敲，求其演进之迹，而是用中国古史套用西欧历史框架，因而难于使历史上通下串，左右关联。

　　您强调门阀政治是汉唐皇权政治之间的一个变态，一个短暂的插曲，而且本质上并不是对皇权政治的否定，显然是为了回应贵族制社会的学说。您对东晋政治的分析，是不是基于这种对汉唐社会与政治的连续性的理解呢？如果魏晋以降的社会与政治并没有真正偏离皇权政治传统，那么，是不是说，汉晋之际的变局，尚不足以使中国社会走向一个新方向？甚至可以说，皇权政治与制度仍然富有生机？

　　田余庆：中外学者论中国贵族政治观点的可酌之处，在我看来，关键是在对专制皇权作用的观察角度不同。古时候，在大国规模、统一制度的中国国家中，政治纷纭，必需专制皇权驾驭。专制皇权可能一时式微，可能一时旁落，但是不能须臾缺失。在没有被一种更有效率、更符合人性的制度根本取代之前，千百年相沿的专制皇权思想和制度可能更换表现形式，却会在不同的外壳下继续存在，或者是继续被利用。把皇权这个因素过度淡化，看重几家门阀、几个人物在舞台上的活动，而抹煞其与皇权的互动，抹煞其假皇权以行事的实际，这样就出现了中西无别的所谓贵族政治。

　　陈寅恪先生分析汉晋之际的政治，从代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阶级着手，比如曹氏与司马氏。您似乎很早就扬弃了这一思路，比如《袁曹斗争与世家大族》一文。到了《东晋门阀政治》，就有了全新的方法。想请您谈谈该如何理解陈先生那个思路的局限性。

　　田余庆：陈寅恪先生学识渊博，思虑深密，我跟陈先生学术档次隔得太远，想学学不到手。他的创新见解和方法，开辟新路，对他所论述的问题，后来人只是站在他的肩上，才有可能拓展视野，补苴罅漏，难得跳出如来掌心。我写袁曹斗争之文，实际上是承袭了陈先生的思路而有所发挥，只是那时不敢提陈先生之名，后来才在补注中说出原委。关陇本位之说是一个大学说，贯通北朝隋唐，读过的人都受启发，终身受益。我觉得陈先生未甚留意之处，是在运用其创见解释后代史实时，未尽充分考虑到历史条件的变迁，因而有时显得准确度欠缺一点。如袁曹出身行事的差别，涉及阶级和文化，对三国历史形成影响很大，是创见，很高明。但当曹氏已居皇位，并且已历数世之后，陈先生仍以曹袁出身差异为主要理由，来解释魏晋易代的缘故，就显得隔得远了一点。陈先生以其关陇本位的卓识解释几百年之后的牛李党争，也让人感到其间历史虚线长，缺乏实感，难得丝丝入扣。

　　细品陈先生的学说，要说歧见，只是觉得陈先生未甚关注之点，是中国古史中始终是皇权至上，皇权专制制度是运转历史的枢纽。尽管朝代变了，制度的外观有异，甚至后来皇帝居位制度也被推倒了，但皇权统治思想和某些机制实际上是保存在社会躯体的骨髓里面，可以说形成历史的遗传基因。对这方面的认识，近年读阎步克教授的论著，觉得他比我有深度，我很赞赏。

　　《东晋门阀政治》出版二十多年来，虽不曾洛阳纸贵，但专业人士的评价却持续走高，在当世算得一个罕见的现象。您在《拓跋史探》里考证崔浩史案时，对史学发展与时代政治的关系感慨良深。这是不是基于先生的个人经验与观察？

　　田余庆：对于古史的理论思维，越入老年越能领会宋儒所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道理，未敢轻信，未敢多言，因而也越难于做到学者所好的论难争持、择善固执。我不常用“研究”字眼，而好用“探索”来表述自己的工作，这是对历史考察的一种内心感悟，而不只是谦退姿态。谦退自然也是必要的，只有自己最明白自己底气不足之处和藏拙所在，认准自己的智慧不足以全面看清历史，不得不留有余地。

　　学术是公器，个中人都要留有余地才好。过去当作口号倡导的所谓鸣放，鼓动尖锐争论，不过是一种政治要求，造成可利用的气氛而已。对大破大立之说，我原来还有点相信，后来逐渐看透了，有点懂得学术只能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但还不太敢坚持这种认识，有时还会由于自保而跟风说话。中年以后，才逐渐滋生了一种学术上的定力，找到一点不惑的感觉，言语写作尽可能多作理性思维，错误也就少了一些，知道错了也能心安理得地认识和改正。

　　人到这岁数了，新书新论读不进去，实际上是脱离了学术前进的潮流。咀嚼往事，伤时之思多了起来，不过也是随想随忘，要清楚记住是困难的。年轻人问起我的治学经验和对史学的瞻望，我只能瞎聊几句，没多少新鲜话语。其实读史越久，越多有看不懂的问题，靠后面的人接着思考。好在一代胜过一代，新资料新眼界总会产生新认识。
 
 
       （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