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化“解冻”，加上老作家巴金的《随想录》的陆续发表，让“真话”或“真相”变成了一个极有魅力的词，没穿衣服的国王及说出真相的孩子则变成了一组特别有用的比喻。学者李慎之于2003年去世时，他和瓦茨拉夫·哈维尔的名字常常被人相提并论，因为哈维尔也有一句名言叫“生活在真实之中”，而李的文章里通篇的大白话就被看作是“真实”应该具备的模样。

　　读景凯旋写巴金的文章，他说，我们常常说及鲁迅，却很少想到巴金。此言甚是，好像鲁迅早就描写过中国人的根本处境和劣根性，乃至预言了其宿命的未来，巴金的价值就好像在于那一声“说真话”而已。他前半生给中国社会留下的那几份感伤的文学记录不再重要，他希望用现代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价值观终结儒家等级秩序，也不再被视为什么了不得的思想。

　　“真话”在鲁迅那个时候不突出，可能是因为中国民众尚处于启智时期，鲁迅的意义在于督促他们觉醒；不像后来，“装睡的人”的比例大幅增加，巴金认为自己身为知识分子之重要一员，不可带头沉默。鲁迅和巴金两人所面对的困境也是有些差异的。鲁迅当然不是只满足于被人树为榜样，1923年的名文“娜拉走后怎样？”用焦虑感延续了之前的“觉醒者”叙事：唤醒他人后又当如何？结论也十分悲怆：“假使寻不到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巴金的情况却是，所谓“真话”、“真相”的真实意涵，因为几代人持续放弃反思而变得模糊不明了。

　　中国文人与东欧文人之间的这种比较，最后得出的总是类似的结论。“文革”过来的知识分子中，沉默是一个普遍现象，与哈维尔或索尔仁尼琴相比，巴金一面担心彻底地说真话会冒犯一个过大范围内的人群，从而有违传统的做人之德，另一面，他又不像我们熟悉的捷克、匈牙利知识分子们那样，有一种把诉万事于荒诞的雅兴。

　　景凯旋还在相当多的文章谈到苏联时代的“萨米亚特”文学，也就是地下文学。“萨米亚特”作家是这么一群人，简而言之，“在一个不能自由表达的年代，他们曾经表现得就像是自由人一样”。这些文化现象进一步镀亮了东欧知识分子的丰碑。然而，还有另一类作家，比如近年来屡获殊荣的伊斯玛伊尔·卡达莱，他在阿尔巴尼亚独裁者恩维尔·霍查当政时是“地上”人士，甚至写过歌颂霍查的诗作，但在苏东剧变之后，他把自己之前的所有作品都称为一种艺术性的“良心抵抗”，或者干脆躲进“反讽”这一掩体之下。他的个案里，策略和技术的含量大过良心。读《古拉格群岛》，个人的渺小、良善与独裁的强大、冷酷之间的对抗，从头至尾都在撼人至怆然泪下，但这并不表示“真话”就只有这一种说法，上升一个层级，“真话”的发生也不以此为唯一的环境。任何作家都不会同意，为了说“真话”，就要把环境描绘成《古拉格群岛》的样子。

　　卡达莱投机与否是个会被人一直议论下去的话题。罗马尼亚的流亡作家诺曼·马尼亚在《论小丑》一书里，也分析了艺术家与独裁者既对抗又共谋的关系，他用暧昧的语句丛林指出一个事实：你不论采取哪一种态度，都会受到来自内心和外在的压力的两面夹攻，让你怀疑自己本该选择相反的态度。尽管独立于权力的知识分子最可宝贵，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单凭与权力的关系来给一个知识分子打分，因为服从与不服从之间的确有大片灰色地带，而服从与不服从的对象也因人而异，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萨米亚特”之类，面对的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敌人，它自己都是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强权的滑稽的附庸。

　　《被贬低的思想》讨论的是那些被后人的抉择证明是正确的思想，其实书名就含有一个假定：因其正确，故曾被贬低、压制、禁锢、迫害。与景凯旋先生一样，我也认为“真实”是必须在西方语境里才能得到精确阐释的价值信仰。即使为真相和自由服务的写作能铭记于后世，我们却不能要求，所有的写作者都为真相与自由服务。文本及其背后的真实态度之间，会存在旁人无法揣摩的关系。不论是对言说者，还是对听者和读者来说，所谓“真话”，常常就是一种偶然。

　　（编辑：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