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毛俊杰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版
 
　　很多人都对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有所印象，但实际上并无多少人对历史终结论有清晰的认知。这个论断所激发的争议和回响，其实已经远离了福山当初所阐释的语境。福山只不过发挥了康德最初的观点，预设我们的历史应该存在一个尽头，这个尽头当然不是历史真的终结了，而是我们应该使人类整个历史达致一个共同的终极目标，这个最终的目标指向人类的自由。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首先要制定一部正义的公民宪法，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广；其次，我们要完成一个更为浩瀚的工作：把人类进化中那些最基本的共识和价值，从构成历史素材的大量事实中抽象出来，并说服全人类向自由民主制度迈进。
 
　　福山的新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可以看作是对人类历史抽象化过程。这本书的第一卷写至法国大革命前夕，第二卷才会延伸至当代。不过从第一卷的论述中我们已经领略到了这位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学者对政治秩序的发展和衰败所作出清晰而有代表性的论述。他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根据不同国家的发展态势作出的梳理和判断，都有着极为清晰的脉络。但是这部书引起争议的地方其实不在于他对世界普遍史的敏锐观察，而在于他的预设与前提。
 
　　他所论述的前提是，预设人类历史最终的走向是自由民主制度。但是这种预设需要应对各方面的质疑和挑战。首先，他提出的这个观点源自对当代世界状况的考察，尤其随着他的老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即在二十世纪的下半页，尤其是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后，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倍增。似乎自由民主制已经成为了人类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但从新世纪开始，这种乐观的情绪还没来得及消退时，人们已经意识到那些所谓所谓的民主国家只是徒有其表，问题不断，甚至出现了逆转态势，重新坠入了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深渊。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如果不能给民众带来更好的生活和服务，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民主制度也注定不能持久。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自由民主的合法性思想源头，因为新世纪以来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和时代危机，追根溯源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很多人又重新寄希望于东方，一种新的威权主义的崛起。从一种观念的角度看，自由民主和其他主义所宣扬的东西并无本质的区别，唯一不同的也许就是自由民主有着更深的历史渊源，哪怕我们知道在希腊历史中所找寻到的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它也能代表一个思想合法性的源头。
 
　　福山借用阿玛蒂亚·森的话说，时至今日，民主依然只是一种“预设”，并无获得普遍的实践，而且在很多国家的执行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作为一种观念，“民主制已获得被视作基本正确的地位”。观念的胜利只是第一步，想要在实践中获得认同，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已经隐含了这样一种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要从中找寻民主制在历史上的某些国家的成功之道：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对民众负责制的政府，还有强大的法治基础作为执行的后盾。当然，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需要把这三种制度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之中才可能实现。而实现这种微妙的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在《政治秩序的起源》的第一卷中，截止到法国大革命前夕，三个条件均具备，而且能够达致这种平衡的，似乎只有历史上的大英帝国。
 
　　中国的政治体制发展的历史被福山重点分析，作为一个威权政治的典型，中国所提供的范例让福山惊奇不已，他从中国的发展中看到了一种新类型的政治体制，如果能在中国建立很好的法治和对民众负责任的政府，无疑它的效率远远高于民主制国家。但是作为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中国近些年在世界经济史上的发展神话也已遭到质疑，经济的发展与民主的全面实现之间还有着很大的距离。福山对中国政治遗产的兴趣源于一种观念，即民主的实现虽然与经济之间并无必然的关联，但强大的经济实体会造就一些新兴阶级的出现，比如中产阶级的出现会更有利于民主观念的传播。作为一个威权的国家，中国的优势还体现在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这种过于集中的权力可能会侵害到个体的权利和自由。
 
　　国家的强大如果与大多数个体的生存状态无关，这样的政治体制如何能够赢得最终历史的胜利？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提到说，这些事实的存在并不能让我们无言面对历史是否存在一个合理的模式这个问题。因为编写一部世界普遍史，就必须从一开始舍弃大量的历史细节和纹理，最后几乎肯定会忽略历史上的所有人和时代：“一部世界普遍史只是一套思想工具，它不能取代上帝拯救每个历史的受害者。”历史的无情，尽在这样的发展之中。
 
　　正是从这种无情的史观中，福山把欧洲的政治发展看作是个例外。例外的意思是，相对于那些东方的威权政治体制，欧洲国家权力和合法性的增长一开始就与法治的发展密不可分。社会有公正的法律，可以约束统治者的行为；只有法律才享有主权，统治者的正当权力只有源自法律才具有合法性。欧洲法治对统治者的权力实施了更为强大的制衡，为自由民主制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欧洲的这种例外反而成了政治发展的典型，至少从观念接受的程度上，这种例外也成了现代主权国家发展的一个模式和方向。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的第一卷末尾部分中，福山提到了民主制的许多缺点，国家的软弱、容易陷入僵局、无法集中强大权力建构基础的存在、福利的沉重代价等等，但自由民主制如何才能赢得世界上普遍国家的认同呢。这个才是我们跟我集中思考的问题。除了从历史中寻找合法性的源头，从历史中总结自由民主制成功之道，从不同的国家比较中找寻那些人类生存的共识，也许更应该做的是如何让预设的观念成为实践的胜利。

　　（编辑：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