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玉
中国作家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事实，但没有获奖的原因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内在的文学原因或者外在的政治原因。我认为，中国文学过去一直处于可获奖与不可获奖之间，获奖是幸运，没有获奖是遗憾，获奖有它的理由，没有获奖也有它的根据。今天，中国文学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来说不论是文学成绩还是外部条件都非常成熟，可以说中国作家已经非常接近诺贝尔文学奖。如果说过去没有获奖还具有偶然性的话，那么今天获奖就应该是理所当然顾。我认为，余华、残雪、莫言、贾平凹、李锐、王安忆、阎连科等都是世界级的作家，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获奖都不会让人感到太意外和突然。
因为一直没有中国作家获奖，所以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实际上，近百年中国文学一直在与诺贝尔文学奖发生纠葛。最早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中国作家是辜鸿铭，时间是１９１３年，其理由是他代表了东方文化人，那一年的结果是同样代表了东方文化人的泰戈尔获奖。２０年代，瑞典国家学会１８会员之一的科学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中国考察期间，曾经对刘半家说，他想提名鲁迅作为诺贝乐文学奖候选人，但都被拒绝了，这在鲁迅的书信和胡适的日记中都有记载。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５日，鲁迅在给台静农的的信中这样说：“请你转致半农，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与我们今天的看法相反，在鲁迅看来，诺贝尔文学不仅没有歧视中国文学，恰恰是在优待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学似乎不是苛求的，而是放宽要求的。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便宜”，似乎得了奖也算不得光荣。
准备提名胡适的也是斯文。胡适在１９２９年２月２６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Hedlin同我谈：他是瑞典国家学会十八会员之一，可以推举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候选人。他希望提出我的名字，但希望我把我的著作译成英文。此事我有我的意见：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我不推迟；如果他们希望我因为希冀奖金而翻译我的著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与鲁迅有所不同，胡适一方面清楚地认识到他个人文学成就的不够，但另一方面又希望获奖，希望代表中国作家获奖，理由是“文学革命有功”。这里似乎包含着一种判断，中国文学在总体成就上是有资格获奖的。
在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的纠结中，最惋惜的恐怕要是老舍和沈从文了。有一种说法，老舍１９６８年被提名，“到最后五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是老舍。”但老舍已经在１９６６年去世，结果那一年川端康成获奖。沈从文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连续两年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在一篇文章中说：“作为瑞典学院的院士，我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５０年之久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但是我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促使我打破严守秘密的规矩。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１９８７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１９８８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１９８８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１０月获得这项奖。”话说得虽然委婉，但意思非常明确。
沈从文之后很多中国作家都曾被提名，比如巴金、贾平凹、王蒙等，其中提名次数最多的据说是诗人北岛，其最迟的一次提名是２００９年。有意思的是，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５日马悦然接受翻译家北明女士访谈，当问到“您会认为哪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水平可以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相比”时，他提到了小说家高行健、李锐，诗人北鸟、杨炼，果然１２月的诺贝尔文学奖就颁给了高行健，但高行健获奖时其国籍身份已经不再是中国，虽然高行健的作品大多数仍然属于中国文学。
通过这个回顾我们看到，中国作家实际上是有机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几次擦肩而过也许是天意。
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奖，它还涉及到与文学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一系列问题。有学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将欧美语言为载体的西方文学置于整个世界文学、文化生态链的高端，以其原则和规范来要求其他语种的文学创作；西方强势文化扮演了规则的拟定者，我们似乎只能充当服从者。因而百年诺奖中中国文学遭遇的问题，反映了西方强势文化主导下中国文化的尴尬处境”，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他们对欧洲文化和文学上的偏爱，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欧洲中心主义”，也即特殊的欧洲或者西方的视角以及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想文化以及政治、经济上的优越感。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关注中国文学的，并且这种关注当今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心理负担，中国作家近百年文学无缘诺贝尔文学奖这似乎成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愧疚。高行健获奖被普遍认为具有照顾的性质，虽然这种照顾并不被中国读者所领情，不仅没有被看作是友好的表示，反而被认为有通过文学干预内政的恶意，不仅没有缓和中西在文化情绪上的对立，反而加深了民族情感上的误会。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比高行健更有资格获奖的作家很多，选择高行健在政治上太敏感，太容易让人产生意识形态上的联想。
中国文学的价值不仅仅表现在它能够翻译的思想内容方面，更表现在不能翻译的微妙情感、特殊传达以及文学表现方面，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主要是现代汉语的文学，其文学性深层地体现在现代汉语的诗意之中，而这种诗意是很难翻译的，也许根本就不能翻译。有研究者总结：“文学翻译难跨越语言审美意识差异”、“文学翻译难跨越语言转换障碍”、“文学翻译难跨越语言地域倾向”，并引翻译家许渊冲先生的观点：“英文和法文有９０％处于均势，中文和英文只有４５％处于均势，中文和法文更只有４０％处于均势。”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或者法文，在正常情况下，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内涵实际上只有一部分被传达。
事实上，翻译的作用是有限的，历来就有诗不可译的说法，翻译从来就不能替代原作。翻译会改变原作，增加或者减少原作的内容，这种改变有时是无意的，有时则是文学差异的需要，比如《狼图腾》翻译成英文（葛浩文译本）时就被大量地删节了。文学翻译之后艺术上的好与不好不仅取决于原作的艺术价值，更取决于翻译的水平，有些作品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好，翻译之后外国人觉得好，这与其说是原作好，还不如说是翻译好。相反，有些中国文学中非常优秀的作品，翻译成外语之后外国人反而觉得不好，这与其说是原作不好，还不如说是翻译不好。同样的作品，翻译成不同的语言之后影响和评价完全不一样，这同样与翻译有关。同时，翻译效果的好坏还与文体有关。一般来说，诗歌是最不好翻译的，所以译诗效果一般要差一些，而小说是相对比较容易翻译，因而其效果一般要好些，特别是以故事见长的小说翻译之后效果会更好。当代中国文学中的一些小说翻译之后有很好的市场效果，这与其说是小说的效果，还不如说是故事的效果，它们实际上只是在故事的层面上被外国人认同。德国汉学家顾彬曾说：“中国当代小说在美国非常红，在德国卖得也不错，虽然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和作家都不看。１９４５年以后，欧洲作家不会讲故事了，故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特别是５０年代法国新小说家说得很清楚，‘如果还有什么叙述者想对我们讲故事的话，应该对他表示怀疑。’但是好像世界上还会有人需要人家给他讲故事。因为余华、莫言、苏童他们还喜欢讲故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在美国及德国找到读者，因为读者想得到消遣。”当然，余华也好，莫言也好，他们并不只是简单地讲故事，他们还有更深刻的内涵，但翻译成外文之后似乎只留下了故事。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翻译就是曲解，就是原作的损失，翻译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原作的一种转述或介绍，很难真正体现出原作的艺术价值，所以，中国文学被翻译成外文之后就不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翻译的中国文学并不能真正体现中国文学的价值，也不能真正代表中国文学的水平。因而通过翻译文学来判断中国文学不可避免会误解，以译语为评奖语言，中国文学可以说天生处于劣势，就是勉强得奖也不能说明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水平。所以，不要说中国文学翻译非常有限，就是这种翻译非常充分，翻译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被翻译的中国文学并不等同于真正的中国文学，很难真正体现中国文学的水平和价值，不能获奖也就是情理之中了。所以中国文学要真正通过它的价值和水平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能指望翻译，或者说不能完全依赖和期待翻译。翻译对于西方大众来说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来说，是不合理的，可以说太业余了。诺贝尔文学奖必须以中文为直接语言，以汉语的标准来看待中国文学才能给中国文学以公正合理的定位和评价，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近百年中国文学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没有成就，也丝毫不能否定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现代文学都是２０世纪上半叶世界文学的一个奇观，特别是在创制上，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中西两种文化与文学碰撞、交融的产物，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学在现代社会的蜕变，也可以说是西方文学在中国土壤上的重新生长，它既充分继承了中国文学几千年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充分借鉴和吸收了西方文学的精华，所以一开始就非常成熟，３０年的时间里群星闪耀，成就辉煌，产生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艾青这样一批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实际上，马悦然也承认，“除了鲁迅以外，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中国作家……沈从文、茅盾、老舍，据我看完全比得上当时西方最优秀的作家”。“要是这些作品较早被翻译成外文的话，沈从文很可能会获奖”。又说：“要是当时有一个胜任的翻译家把闻一多和艾青的诗翻译成外文，他们很可能会列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名单。”（１１）[NextPage] 诺贝尔文学奖只能授予还健在的作家，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也可以说是一个“当下”奖。但文学与科学不同，文学的接受和认同是需要时间和耐心，尤其是象卡夫卡这样的作家，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他的伟大。由于时间太近，很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都缺乏充分的研究，所以诺贝尔文学奖有时难免有走眼，颁给了诸如赛珍珠、普鲁东（法国作家，第一位获奖者）这样比较一般的作家，甚至邱吉尔、柏格森这样的“非”作家，而遗漏了高尔基、乔伊斯、普鲁斯特、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的作家。而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时间太近，缺乏必要的时间来认识所造成的弊端尤其明显。鲁迅认为他自己不够条件，没有达到获奖的水平，这当然是一种谦虚，但也反映了鲁迅对他本人在文学成就上的认识不足，这不仅仅只是鲁迅个人的看法，其实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文学研究者的看法。假如鲁迅今天还活着，我想他肯定不会再这样想，今天还会有人认为鲁迅“不配”获奖，但这肯定是极少数。对于老舍、沈从文这样大师级作家的文学成就及其价值，我们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他们的认识则更为滞后，等到瑞典皇家学院真正认识他们的时候，可惜他们都离开了人间。所以时间差也是中国作家无缘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的确不能夸大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当今各种文学认同中的一种，具体地说是瑞典皇家学院的一种认同，扩大一点，勉强可以看作是西方的认同。相比较而言，它是世界上目前非常权威的文学评价体系，但不管它多么权威，它都不能超过历史的评价。虽然我们承认文学评价的主观差异性，承认这种主观差异的合理性，但历史的基本客观还是有的。诺贝尔文学奖始于１９０１年，托尔斯泰当时就被提名，并且认为是最大的热门人选，但获奖的却是法国作家普鲁东，之后，托尔斯泰一再被提名，但得奖的分别是蒙森（德国）、比昂松（挪威）、米斯特拉尔（法国）和埃伊萨吉雷（西班牙）、显克维支（波兰）等，但这改变不了普鲁东等人与托尔斯泰不是一个层次和等级这一事实，当时是这样，今天更是这样。今后，中国作家不管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都为他（或她）感到高兴，中国文学史的光荣榜上将永远载着他（或她）的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或她）就比鲁迅更有成就或者更有影响，更优秀或者更伟大，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至今没有人可以超越鲁迅，我们也难以想象有谁可能在未来超越鲁迅，不管他（或她）得到什么样的文学奖。
我们可以有无数的理由对诺贝尔文学奖表示愤怒，甚至轻贱，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目前全世界公认最权威的文学奖，也可以说是最高奖，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在目前中国的各种文学奖也存在着很多问题的前提下，我们不应对它表示轻蔑或者不屑。面对这项桂冠，以“文学大国”著称的中国百年无缘，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认为，中国文学目前正处于获奖的成熟时期，不论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中国都该得奖了。外部条件上，中国在政治、经济上越来越强大，伴随的是文化越来越为世界其他各民族所接受，汉语也越来越变成一种强势语言，中国文学被大量地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更多的人所习惯和接受。懂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能够直接用中文来欣赏中国文学。精通汉语的外国专业文学批评家和学者越来越多，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文学真正被认识和理解扫清了语言上的障碍。同时，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一直无缘，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遗憾，瑞典皇家学院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遗憾，所以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愧疚的，现在则是到了弥补这种愧疚的时候了。
但更根本的原因则是内部条件。我认为，９０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事实上已经超越了现代文学。很多人认为当代文学没法和现代文学相提并论，８０年代可以这样说，但９０年代之后这种说法就值得商榷了。当代没有鲁迅这样的伟大作家，但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样的文学大师却是有的，而郁达夫、蒋光慈、张天翼、沙汀、艾芜这样的作家就比较多了。文学当然不能像经济一样进行简单的比较，但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文学在当今已经非常繁荣，新文学经过近百年建设今天已经变得很成熟了。[NextPage]
对于中国近百年文学的发展，我的基本看法是，“现代３０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充满了活力，达到了一个辉煌，“１７年文学”有所回潮，“文革文学”则是一个低谷，“新时期文学”向“１７年文学”回溯，“８０年代文学”向“现代文学”回溯，“９０年代文学”沿着“五四”的方向继续向西方学习，完成了“未完成的现代性”。“新世纪文学”则不再以西方为目标和准绳，而是在学习的基础上走自己的民族创新之路。
近百年中国文学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也可以说是跟在西方文学的后面，西方人对我们的文学成就评价不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否认过去的学习，胡适曾经说过：“学画的，学琴的，都是跟别人学起；学的纯熟了，个性才会出来，天才才会出来。”当代中国文学可以说就处在这样一种学纯熟了，有自己个性和天才的时候，我们不仅学习了西方文学的精髓，而且有自己的独立创造，我们实际上是站在西方文学的高度上超越了西方文学。过去，中国文学实际上一直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对于获奖，我认为，“新时期”我们可以说不敢奢望，８０年代我们开始有了信心，９０年代我们开始期待，新世纪我们则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愿望会变成现实。
（实习编辑：季贤）
